1989年夏，温玉成将军突感身体不适，到北京检查后发现患有肝癌。从这天开始，他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在温玉成将军的人生暮年，老战友陈仁麒曾到医院专门探望他。

两位曾在过去革命战争中披肝沥胆，历经血火的人，此刻却相顾无言。温玉成将军伸出手与陈仁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温玉成将军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选择回到了南京，他想在平静中走完自己的一生。

1968年1月1日，在广州军区干了十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调任大军区正职的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通讯等工作。

温玉成也是事后才知道，当时定夺副总参谋长的人选时，叶剑英推荐了他，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考虑后，也向毛主席委婉的提议，毛主席干脆直接拍板定音：

“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期间，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员，无疑两人都是原来四野出身的将军。不过，也就是两人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因为彼此性格原因，有过很多不愉快。

在听说自己被调到北京工作后，温玉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当然，温玉成那时还不会想到，短短几个月后，黄永胜也被调到了北京，而且是出任总参谋长。

依照惯例，温玉成到北京以后，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在毛家湾公寓，专门接见了他。

也许是因为温玉成是四野出身的老部下的原因，林彪与他谈话期间，提到了许多当年在东北时的往事，言谈之间竟然流露出了少见的情感。

就从打仗方面而言，温玉成也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猛将，而且执行上级命令从来不打折扣，因此林彪对温玉成的印象格外深。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温玉成当时刚在延安参加完七大，正带着100多名干部返回江南，然而还没到根据地，就接到命令要求他开赴东北。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以到东北的新四军第二师成立松江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温玉成任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哈东军分区）。

温玉成的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兵力其实并不多，更为严峻的是，当时松江地区形势混乱，特别是抗战结束以后，地方杂色武装和土匪势力很多，温玉成在当地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对一部分杂色武装采取又拉又打的战略，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温玉成就扩充了三个团5000余人的兵力。

1946年12月，在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温玉成任师长。

独立第二师也是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最早的独立师。而且很快就打成了最强独立师。

因为到1955年授衔时，温玉成被授予中将军衔，远远高于与他原来平级的同事。

温玉成无疑有很强的韧劲，几年时间在东北纵横驰骋，光靠一双脚追得敌人如惊弓之鸟，后来有了个绰号“铁脚师长”。

温玉成不光能打仗，还很有大局观，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罗荣桓夸赞的。

四平攻坚战后，温玉成经李天佑引荐，见到了林彪，见面以后，林彪直截了当的对他说：

“能不能抽调一个团补充7旅。”

林彪口中的7旅，应该指的是新四军三师七旅。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时，该部与山东野战军1师直接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

四平保卫战期间，负责抵挡国民党军进攻的部队多数都出现了重大的伤亡，考虑到战斗力较强的7旅伤亡比较大，林彪想到了抽调温玉成的独立第二师部队，充实7旅。

应该说当时的独立第二师，也不过才刚刚拉起来一个架子，一下子抽调一个团，恐怕放在谁身上也不好受，但温玉成在一霎那就想通了关键，站起来表示：

“坚决服从命令，我没有意见。”

林彪听了温玉成的话，十分满意，还安慰他：

“你们抽一个团给7旅，7旅也会抽调一部分干部归你们，部队可以再慢慢发展嘛。”

（注：也有不同说法称是四平保卫战，不过通过考证来看，独立第二师成立于1946年12月，而四平保卫战是在当年5月，故而采信是四平攻坚战时期）

温玉成以其大局意识观，引起了林彪注意，后来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的罗荣桓也多次夸赞他：

“温玉成这个人有大局意识。”

1948年3月，独立第二师改编为第十二纵34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委。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成立后，钟伟任纵队司令，有趣的是，1955年9月授衔时，钟伟被授予少将军衔，而温玉成却被授予中将。

1949年2月，根据中央统一命令，十二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34师改称145师，温玉成仍任师长，在担负天津卫戍任务期间，温玉成升任41军副军长，并率部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

朝鲜战争爆发后，温玉成任40军军长，并率部入朝参战。

10月25日温井一战，40军118师主力在温井至北镇公路以北的丰下洞、两水洞、富兴洞地区设伏，全打响了抗美援朝作战第一枪，并获得了全面胜利，不仅得到了彭老总的赞誉，就连毛主席听说后也大喜：

“10月25日，应为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

1951年5月下旬，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中央命令下，带着第一批赴朝作战的第38军政委刘西元（军长梁兴初因病住院）、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和42军军长吴瑞林返回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作战情况。

当着众人的面，毛主席盛赞温玉成等将军是“美援朝战场上的4根擎天柱”。

温玉成回国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军长兼政委，不久后又担任了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他与黄永胜也是这个时候搭的班子。

1965年，温玉成到汕头牛田洋指挥围海造田工程，凑巧的是，大坝合龙当天是周六，按照规定，每周六是党团学习日，温玉成从气象部门获得消息，如果错过周六合龙的话，第二天又将赶上个狂风暴雨的变天日，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继续施工。

为此事，温玉成事先请示了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西元，得到批准后开工。

不过，让温玉成也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一年后，有人会拿这件事情说事儿。

黄永胜当时就此事专门上报了中央，不过，被当时正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压了下来：

“温玉成是拥护毛主席的，工作有干劲儿。”

林彪对温玉成还是很看重的。

据吴东峰回忆，他在采访时，温玉成将军曾亲口告诉他，建国初年，林彪住在军区司令部大院老一号，这栋住宅建国以前是戴笠的，建国后谭政大将住过一段时间，林彪在入住之前，他曾奉令整修过，由当时广州市副市长林西设计，顶层加盖了一个水泥亭，用于遮阳挡雨散布。

在那个特殊年代，黄永胜经常报告温玉成的情况，林彪也考虑到他们两人的情况，与叶剑英商量后，决定将温玉成调来北京：

“可以把他调来总参。”

在林彪帮助下，温玉成调到了总参工作。

对温玉成将军到北京后的工作经历，他的老伴儿宋琬明曾称：

“我们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据温玉成将军回忆，他到了总参以后，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协助周恩来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

二、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

三、协助谢富治管理江青一手抓的“样板团”。

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后，温玉成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而在任命下达之前，温玉成对此事毫不知情。

这天凌晨，温玉成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到走廊时意外碰到了毛主席，当时温玉成快步上前敬了个礼：

“主席好！”

毛主席一手夹着烟，一边看着他，神情若有所思，隔了片刻后，问道：

“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温玉成被问的一头雾水，不理解的问道：

“主席，我去哪儿？”

毛主席也不解的问了一句：

“他们没通知你？”

“不知道。”

温玉成紧张的摇摇头。

毛主席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意味深长的看着他：

“调你到卫戍区，执掌京畿。”

温玉成大吃一惊，北京卫戍区主要是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职能上很重要，毛主席的这个任命，无疑也表明了对他的信任。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后来一段时间，毛主席经常把温玉成叫到身边，询问他首都的情况，温玉成也都事无巨细，一一回答，毛主席也常常赞许他：

“你讲了老实话。”

不过，温玉成压力显然很大，特别是后来黄永胜也调到总参工作以后，尽管两人没有在发生龃龉，但温玉成心里始终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不久之后，中央军委成立办事组，温玉成被选为办事组成员之一，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温玉成很受信任，但他为人老实本分，因此吃了不少亏。

1969年3月，“九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温玉成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不过很意外的是，在后来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温玉成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之一，但因为得票率太低而落选，当时军委办事组所有候选人中，只有他一人落选。

吴法宪后来回忆这件往事时称：

“他原单位广州军区一些人不选他，致使落选。”

温玉成将军夹在中间，有时的确很难适应。

据温玉成将军的司机季清余称，凡是军委办事组开完会以后，走在将军前面的车走到岔路口均向右拐，只有温玉成将军一辆车直接回家。温玉成一开始还不觉得，后来察觉到不对劲儿，就问他：

“他们这是到哪儿？”

司机告诉他：

“此路通往毛家湾。”

温玉成这才恍然大悟。

1970年6月4日，林彪约温玉成谈话，并告诉他：

“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温玉成一开始以为，林彪约自己只是为了谈工作，毕竟当时他还担任着副总参谋长，可没想到竟然听到这个消息，一时之间有些发愣。

望着温玉成，林彪也有意轻松一下氛围：

“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自然没有什么想法，一直到临走之前，林彪还在反复安慰他：

“你到那边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温玉成到成都军区后，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可因为不是党委委员，连一些会议也不能参加。

“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同林彪的关系，温玉成也受到了影响。

1971年9月16日傍晚，时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张国华给温玉成打了电话，要求他来开会，并点名要求不要带秘书。

当温玉成茫然赶到时，张国华宣布了中央对他的决定，温玉成也很无奈，此时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呀？”

同年10月28日，温玉成被免除职务，被安顿到成都郊区的邓家花园，一住就是五年多。

在邓家花园居住期间，温玉成也吃了不少苦，体重从原来的140斤降到了90斤，头发也掉光了，幸运的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妻子宋琬明不离不弃，每次趁着送衣服的空档，都会悄悄夹上一张字条，上面写一写鼓励的话：

“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

“家中一切均好，你放心。”

这些字条被宋琬明缝在风纪扣的衣缝儿里，温玉成将军是军人出身，很讲究军容风纪，每次系风纪扣，他都能察觉到衣领处的不对劲儿，五年多的时间，一个月两次送衣服，温玉成将军攒下来144张字条，他把这些字条全部放在铺板底下。

时隔多年以后，当温玉成回忆回忆往事时，也忍不住感慨：

“如果不是小宋的秘密纸头，我活不到今天。”

温玉成其实不知道，还有一个人默默地关心着他，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1975年，李先念、陈锡联专程到医院探望病重的周总理时，周总理特意提到了温玉成：

“临走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放不下，对于温玉成同志的事，我心里一直难安。”

当年对温玉成的处理，是经总理办公室发出的，可当年在北京工作期间，温玉成曾辅助周总理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是以总理每每想起此事，内心总是十分愧疚。

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温玉成被释放出来，被安顿到军区首长院住下，妻子宋琬明也恢复了工作，子女也被允许参军，然而让将军郁闷的是，对他自己，组织上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1977年，黄克诚复出后，先是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不久后应陈云之邀，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黄克诚得知温玉成的情况后，便托人告诉他：

“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1980年冬，温玉成夫妇和梁兴初、吴信泉夫妇一起到黄克诚家中拜访，当温玉成将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说出来以后，黄克诚耐心的宽慰他：

“你们的问题要实事求是……你们虽然是林彪的部下，又曾受到他器重，那是因为你们能打仗，能打仗有什么不好？”

1983年，组织上宣布了对温玉成的结论：

“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1955年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军，离休时都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唯独温玉成是个特例，他也曾向中央继续反映，申明自己受到迫害的情况，恢复自己大军区正职待遇，却最终没有什么结果。

不过，温玉成尽管受了一些委屈，但毕竟还算是有个结果，特别是在林彪指派下，到成都军区任职的一段经历，无形之中帮助他躲过了一段灾祸。

温玉成晚年也常说：

“这就是所谓的‘祸中福所伏，福中祸所倚’吧！”

温玉成夫妇晚年定居在南京苜蓿园，生活渐渐安稳下来，从安定下来那天开始，温玉成开始每天雷打不动的晨跑，后来逐渐加码，当时有个运动员曾去探望，两人晨起相约赛跑，就连运动员也不敌温玉成。

1989年，温玉成将军因患肝癌住院，当时曾与温玉成将军一同受到处分的老战友陈仁麒（原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到医院探望，两位老战友相顾无言，只有一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将军病逝于南京。

按照温玉成将军遗言，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井冈山烈士陵园。

那个地方，曾是他梦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