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宪国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佟宪国：1954年9月25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74年大连外国学院英语系毕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1981年毕业并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1985年至1987年赴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留学，1987年毕业并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受外交部派遣，赴泰国曼谷联合国亚太经社会（UNESCAP）秘书处计划司工作；1993年，结束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工作，返回外交部国际司，从事我国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湄公河委员会（MRC）、世界经济论坛（WEF）等的联络和协调工作；1996年至2000年，被派往瑞士日内瓦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任一等秘书，负责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电信联盟[ITU]、万国邮联[UPU]、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等）对接和联络；2002年至2007年，受外交部派遣，赴新加坡APEC秘书处工作，担任项目主任，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交和外贸双部长会议以及各种专业部长会议提供秘书处服务；2010年至2014年，被派往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担任参赞，负责贸易规则谈判和国别贸易政策审评等事务；2014年退休后，参加了由外交部离退休干部组成的外交笔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人生无论长短，都会有许多个第一次，从呱呱坠地，到第一次进入幼儿园，到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因为相对于个人而言，新事物总是在层出不穷地发生，所以人生中的第一次也会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些个“第一次”往往会给当事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其久久难以忘怀。
我于1984年末进入外交部，第一次出国执行外交公务是在1988年的8月。两个时间点之间，有两年我被派到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留学，没有执行过外交公务。因此，留学归国后我第一次出国执行的外交公务，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执行外交任务——陪同时任我国能源部副部长胡富国等人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World Energy Congress [WEC]）并顺访瑞典。
一、陪同能源部副部长胡富国出访瑞典
国家能源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务院部门，因为这个部门在新中国政府机构序列中只存在过一届，只产生过唯一一任能源部部长，即黄毅诚部长。
国务院成立能源部的历史背景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能源问题则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首要问题，因为被称之为“工业血液”的能源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可持续的发展离不开可持续能源的支持。能源还关乎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对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格局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基于这种考虑，1988年4月初，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国务院的体制改革方案，决定组建能源部，并任命黄毅诚为部长。新组建的能源部由原属国务院的煤炭、电力、石油、核电等管理部门合并而成。此次率中国代表团参加WEC会议的胡富国副部长就是从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岗位上转过来的。
时任国家能源部副部长胡富国
我们这个代表团内，大多数人都有能源方面的专业背景。他们或是我国煤炭工业的管理者，或是电力行业的管理者，或是来自国家计委那样的跨行业的国民经济协调机构。只有我一人是能源领域的门外汉，之前从未接触过任何与能源生产相关的产业部门或者管理机构。所以，我一接到出国参加WEC会议的任务通知，便暗下决心，要借此机会认真向代表团内的领导和专家学习专业知识，恶补能源相关领域的知识短板。
我们代表团此行的飞行航线是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航班由首都机场起飞，在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换乘瑞典的北欧航空公司（SAS）航班前往斯德哥尔摩。
巴黎奥利机场停机坪和指挥塔台
航班抵达斯德哥尔摩时已经是当地时间的晚上了，但天色并不黑。因为瑞典有1/6的国土在北极圈内，夏季有极昼现象。首都斯德哥尔摩，夏天凌晨2点多钟天就亮了，到了晚上9点多钟天才会黑下来。负责接待胡富国副部长和中国代表团的瑞典能源部派了两辆豪华轿车前往机场迎接我们一行。
起初，我们以为这两辆豪华轿车是瑞典能源部的公务用车，后来在与轿车司机聊天中得知，瑞典政府各部门都没有属于本部门的公务用车，政府雇员从上到下，一律开私家车或者乘公交车解决上下班交通问题，由瑞典政府出面接待的外国要客或者代表团，其在瑞典的交通问题由瑞典接待单位通过向瑞典豪华出租汽车公司租借配备司机的豪华轿车的方式来解决。
豪华轿车司机在履行租借合同期间，不仅要为外国要客或者代表团开车，还要替接待方承担迎来送往、导游接待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瑞典豪华轿车租赁公司也扮演着租用豪华轿车用户的礼宾官的角色。瑞典政府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政府公务用车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提高公务用车使用效率，减少政府开支。
我们代表团的人也认为瑞典政府的这种做法好，比我们国内各部门都有只属于本部门掌管的公务车队更科学，经济效益更高。
二、参观瑞典核电站
我们代表团内许多人是学理工专业出身的。他们对瑞典的工业长项了如指掌。我们在参观斯德哥尔摩时，他们边走边对我讲，斯德哥尔摩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诞生地。这位伟大的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工业家、工程师、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者，利用自己科技发明所赚得的巨额财富设立了诺贝尔奖，以奖掖人们去永无止境地追求科技进步。
斯德哥尔摩骑士岛上的国家档案馆
瑞典虽然国土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900万，但却造就出不少世界著名企业，如沃尔沃（Volvo）、萨博（SAAB）、ABB、爱立信（Erricsson）等。
瑞典的凿岩机和空气压缩机也是举世闻名的。从我们所乘坐过的斯德哥尔摩地铁中就可以看出瑞典凿岩机和空气压缩机在开凿地铁隧道过程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斯德哥尔摩市建筑在若干海岛之上，要用地铁系统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意味着地铁隧道要在很深的海床下面穿过。在平均埋深超过50米的地下，在这样坚硬的地质结构中开凿地铁隧道，没有过硬的凿岩机械显然是不行的。
地下很深处的斯德哥尔摩地铁站
最让我们中国代表团感兴趣的参观项目，是参观瑞典的核电站。前面说过，我国首任也是唯一一任能源部部长黄毅诚，是一位远见卓识的主管部门领导。在他担任能源部部长期间，他就对我国能源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1990年，黄毅诚编撰了一部从当年到2050年的中国能源规划。他坦言：“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装机1个千瓦必不可少。将来中国人口达到15亿，人均装机1千瓦，要装15亿千瓦，15亿千瓦装什么得想清楚，要用数字说话。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能源发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道路。”
曾担任过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黄毅诚对我国核电的发展尤为关注。他说：“中国不发展核电没有出路……要坚定信心发展核电！”
尽管在我们参观瑞典核电站时，我们国内连一座核电站都还没有，但能源部在出访瑞典之前就把考察瑞典核电站列为参观项目之一，这足见能源部领导的深谋远虑！
瑞典核电站
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瑞典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水力发电。1965年，瑞典政府决定发展核能，作为补充能源。瑞典政府作出这一决策，不仅是为了避免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还考虑到电力供应的安全性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凸显出瑞典政府的先见之明。当时瑞典75%的能源消耗和1/5的电力依赖石油，而瑞典的电力需求每年增长7%。
70年代中期，发展核能在瑞典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1977年瑞典通过立法，以确保核废料能够得到妥善管理。这项立法同时也为瑞典在乏燃料管理方面取得世界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瑞典核电站中的核反应堆
我们参观的核电站归属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Vattenfall）所有和运营，坐落在瑞典东部沿海地区。走进核电站核反应堆和蒸汽发生器所在区域之前，我们被要求穿上核辐射防护服和面罩，然后接受第一次盖革计数器的检测，看一看此时此地周围环境中的核辐射强度有多高。
之后，我们要穿过一道由高速气流构成的风门进入厂区。我们所走过的通道干净整洁，面前的仪表盘上指针在摆动，指示灯在闪烁。我只知道各台仪器都在工作，但仪器仪表上面的读数都意味着什么不得而知。
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又回到入口处。先是用盖革计数器在我们的防护服外上下左右扫了几遍，只听见计数器在“嘎嘎”作响，代表核辐射强度的微西弗读数比我们刚进入核电站时增大了一些。我不禁有些担忧，害怕我们在核电站内受到的辐射超标了。
用盖革计数器扫过我们的防护服后，我们再次穿过那道由高速气流构成的风门走出厂区，并把防护服和面罩脱下来交还给核电站管理人员。这时，核电站管理人员再次拿着盖革计数器在我们的周身扫了几遍。我们看到此时的盖革计数器显示，辐射强度又恢复到了我们进入核电站之前的水平。我们放心了，没有把放射性物质带出核电站。
参观完核电站，东道主又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核废料（即在核电生产过程中受到过核辐射污染的废弃物，如冷却水以及完成核裂变反应的乏燃料）存放库。众所周知，核电属于清洁能源，因为核反应堆在发电的过程中不会像以燃煤或者燃油和天然气的方式发电的火电厂那样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但核电在生产过程中依然会产生少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往往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危害生命，破坏环境，必须妥善处理，否则后患无穷。
瑞典核电站和地下核废料贮藏库分布图
发展核电起步较早的瑞典，在核废料处理方面居世界前列。瑞典核燃料和核废料管理公司（SKB）负责核废料最终贮存设施的选址工作。SKB是瑞典4家核电公司出资于1972年组建的，职责是管理和处理核废料。
瑞典的乏燃料处理方法是，从反应堆卸下的乏燃料在中间贮存设施的不锈钢水槽里存放30至40年，再装入壁厚5厘米的铜制容器，存放在地下500米左右的岩洞内，容器周围用粘土充填密封。
地下500米深处的核废料贮存库内貌
瑞典核电站产生的乏燃料共有7800吨，其中5000吨已贮存在1985年建成的奥斯卡斯哈门核电站附近的中间贮存设施（Clab）。为了贮存其余的约3000吨乏燃料，SKB已决定扩建中间贮存设施。瑞典的乏燃料最终处置地下研究设施位于奥斯卡斯哈门附近的埃斯博岛450米深的地下，是在18亿年前形成的坚固岩石上凿掘出的试验场所。从地表下到这里，大约需要20分钟。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严密防护措施保护下，这里不会有任何核辐射泄漏的安全风险。
我们在瑞典的地下隧洞中看到，工程技术人员为了不让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守护这些核废料的工作人员感到寂寞，还在这些工作人员暗无天日的办公室和宿舍窗外的岩壁上画上了只有在地表之上才能看到的美景。那些壁画中有人物、树木、花鸟以及旷野，其目的就是想让那些在地下工作的人们仿佛也能推窗就看到地面上的景色，让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抚慰。
当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核工业科技人员都在不断努力，试图找到某种办法，把核废料回收利用起来，使那些在地下数百米深处工作的人们能够重新回到地面上来生活。
如今，距离1988年参观瑞典核电站已经过去了35年。我们中国的核电从无到有，在短短35年时间里，便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核电国家之一。“华龙一号” “国和一号” “玲龙一号”，这些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设施已经成为像中国高铁、C919大飞机一样靓丽的中国名片。
据中国核学会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在运的核电机组总数为413台，总装机容量为3.71亿千瓦，其中中国（不含中国台湾地区）在运的核电机组为55台，总装机容量约为5703万千瓦；17个国家在建的核电机组总数为58台，总装机容量为5980万千瓦，其中中国（不含中国台湾地区）在建的核电机组为26台，总装机容量约为2974万千瓦。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拥有自主完整核工业产业链的国家，我国大陆在运的核电机组数量居全球第三，在建的核电机组数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兵今年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的核电现在总装机容量应该已经超过了1亿千瓦时，今年肯定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核电大国，同时我们已经成为了核电强国。
核电为我们国家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为我国能源部门能够远见卓识地及早擘划核电事业而自豪。
- 未完待续 -
【作者 ：佟宪国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贾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