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专机经停仰光，安全飞抵万隆，参加亚非国家团结反帝的万隆会议。

大会开始后，一发言，有人就对中国指责，发出非难，言辞偏激刺耳，会场充满浓烈的火药味。19日上午，某国代表在发言中甚至对中国成立民族自治州之事，莫须有地说中国是为了向邻国“渗入”、搞“颠覆”。会场气氛极度紧张，一触即爆。

下午，轮到中国由周总理要发言了。中国将如何说？若不反驳，则就成了当众示弱，若据理力争，又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使得会议产生分裂，走上歧路。为此，周总理做出了一个决定：

“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另外写一个补充发言稿。”

在中午短暂的休会时间内，周总理和陈毅研究，决定坚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中国的“求同存异”方针。为此，总理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

下午开会，由中国发言。周恩来站起身，走上讲坛，然后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宣布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中国东南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

他发言一结束，会场沸腾了，各国代表纷纷拥上前，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钦佩、感谢，表达对“求同存异”方针得支持和拥护。周总理一举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全四册）记述了此事。该书记述了1949年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历程，是毛泽东时代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一部经典的优秀国史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