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间步入2024年5月份，我国经济相较去年在部分领域呈现复苏态势，比如行政投资对高技术行业的扶持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等等，均有所回暖，甚至新能源汽车助推汽车制造产业超越房地产及相关上下游行业，一跃成为助力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规模行业。
而消费类电子产品也不甘示弱，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华为、OV、小米占据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前四名，国产零部件制造的比例再上一个台阶。
其余高技术产业，诸如光伏太阳能板、智能制造领域也都收获不俗的表现。
以上复苏的领域，致使今年一季度的实际GDP录得5.3%的优异成绩，远超市场预期。
然而，如此这般便是所谓的经济结构性复苏，比如说以上领域是呈复苏态势的，而其他领域却没有呈现出复苏的迹象。
曾经的经济增长引擎——房地产市场，其已连续20多个月处于下行趋势。
还有民间投资领域，尽管疫情早已远离我们许久，可是民众对于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始终耿耿于怀，导致相关投资规模大幅萎缩，社会需求端即大众消费领域也跟着收缩，直到现在仍不见好转。
深究如今宏观经济整体呈现结构性分化的根本原因，我们会发现有些因素实则一直存在于过往经济的发展趋势当中，属于日积月累下来没能得到及时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它们就好比是经济系统中的“痼疾”，而经济系统就好比是人类机体的生化机制，这些因素原本只是小问题而已，可若没有及时救治，小病一拖就成了大病。
站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痼疾”，又会被归类为“灰犀牛”事件，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具有长周期性、不易被改变的重大事件，其演化趋势已经对社会的其他事件造成一定的影响。
另外，灰犀牛的反义词是“黑天鹅”，指代一些突发性事件，由此前根本就无法被预料的因素所推动。
所以说，现如今我国经济内部分化出冰火两重天的结构，与一些“灰犀牛”和“黑天鹅”的事件因素息息相关。
接下来，我们重点探讨导致我国经济呈结构性分化的“灰犀牛”主要都有哪些。
至于“黑天鹅”，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进行深度剖析。
我认为，影响我国经济结构性复苏不均衡的“灰犀牛”事件有以下三个：
首先，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将突破300万亿元大关，而M2与社会流通中的现金量（M1）之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从诸如社会融资增速等各项经济数据或指标来看并不理想，楼市销售数据也没能回暖，反映出社会整体的资金利用率或财富转化的速率普遍低下的客观事实。至于该客观事实又会造成如下影响：
一来，各项货币政策因当前的金融传导机制不畅，从而失效。
一方面没有达成资金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尤其是急需资金用来周转业务的楼市经营主体，即房企开发商们，于是只好徘徊在破产清算的边缘；
另一方面没有解决大量货币淤积在银行系统空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社会信贷收缩，货币乘数效应式微，从而致使各行各业的造富能力均有所下降。
二来，由于资金利用率和财富转化速率的下降，投入产出比和投资回报率也跟着下降，导致社会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跟着下跌，居民收入和企业经营利润均遭遇缩水的局面，对于投资和消费的预期被迫调整至负面，或消极应对。
三来，该现象反映在货币传导机制或相关制度上，不仅持续恶化经济基本面，时间一长还会对改革的积极性构成相当大的阻力，形成负反馈效应，必须通过诸如提高制度的执行能力，从而改善传导效率的方式，以此解决该问题。
其次，由于此前过度借债和间接融资成本高企，导致信贷驱动型投资过剩的缘故，全社会各部门的债务规模均处于过高的程度，短期内难以凭借收入和利润来化解，只能以时间换空间，经历一遍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程。如今，我国正处于瓦格纳加速期、刘易斯人口拐点，以及经济结构转型、重点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不仅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决定未来发展质量如何的过渡期。倘若此时各部门因债务高企，无法振作起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则整个社会都会面临发展至中途便停滞，从而陷入漫长的衰退周期的窘境。
目前，当务之急是将债务这头“灰犀牛”的负面性压制到最低，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尽管要寅吃卯粮，也在所不惜。
一来，使出浑身解数，释放出相当的货币乘数充当资金流动性，并注入企业和居民部门，用以减轻其等的偿债压力，加速修复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使其等能够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作为扛鼎的角色，刺激经济回暖。
二来，至于这一轮经济周期，则由此前没有采取过度借债和扩张资产负债表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社会部门于当下积极扩表负债，即中央这么做了，释放流动性，用以大规模投资基建项目和修复宏观经济基本面，支撑其增长稳健有力，还得保持金融系统稳定。
三来，大力发展资产出售和破产清算重组的交易市场，完善这方面的规章制度，使劣质的市场经营主体加速出清，以此化解过度借债和投资过剩带来的根本性制度危机。
再来，由于我国较为特殊的金融制度，金融企业部门须承担化解这些年来社会其他部门因过度借债而导致的债务高企这一问题的责任，尤其是行政部门的债务置换，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企业需认购这些行政再融资债券或特别国债，以此完成债务置换的任务，成为行政部门的债权方。然而，由于债务置换的规模实在是过于庞大，加上经济基本面复苏始终乏力，央行一再下调贷款利率，导致银行依靠存贷利差获利的能力大打折扣，即使下调存款利率仍无法改变净息差缩水引发其利润下降的局面，于是商业银行的化债压力越来越大，如今俨然到了足以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程度。
上面于近期做出应对措施，那就是财政部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认购国债，以释放流动性，包括市场投资者在内的人士对于开启长期量化宽松以维持经济体量的政策窗口期表示担忧，说白了就是他们害怕此次央行认购国债的做法不仅是量化宽松，还会对往后我国社会所有物品的价格产生普遍上涨的深远影响。
最后，我们来探讨并解答由以上第三个“灰犀牛”事件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未来我国社会是否会发生“大通胀”？
广义货币供应量即M2在最近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从200万亿暴涨到300万亿，而此前从100万亿上升到200万亿花费了七年多的时间。
这意味着货币发行的速度加快了。
其实，关乎“大通胀”这样的说法不符合现实情况，因为我国社会已经处于温和通胀的状态，并非“大通胀”那般猛烈，尤其是在微观的个人层面，感受最为明显。
由于近年来货币流通速率下降，导致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信贷扩张和财富创造的能力有所减弱。虽然从居民薪资收入增速或企业利润增速来看，身处其中的经营主体，其等的收入是稳中有升的，但是始终跑不赢本土的货币发行增速，以及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增速，尤其是后者，属于输入性通胀。
2020年疫情危机爆发后，外部政治实体的货币，比如说美元，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推高了全球原材料市场的商品价格。
由于我们国家是生产国，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原材料，然后在本土的工厂制造成商品后，输出至包括我们本土在内的全球需求市场，所以我国势必会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另外，我国CPI数据的统计权重是以日常消费品零售为主的，比如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食品，而我国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手段去干预这些商品的价格走势，具体做法是将相关商品的供应稳定性纳入行政考核的范畴。
但是近年来，就连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开始上涨，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正处于温和通胀的时代趋势。
“大通胀”指的是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几乎社会所有的商品价格均上涨的现象。
而这种现象只会在信用货币时代下各个主权实体所发行的货币相互对比后才会产生。
近期，亚洲各个国家的货币相比美元这般强势的货币而言，均有所贬值。
比如说日元，其对美元的汇率从1:120跌到如今的1:150左右，可以用暴跌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近期日元汇率的惨状，然而是否意味着日本会因为币值贬损而迎来输入性大通胀呢？
我觉得汇率的稳定与否，对于一个生产国而言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世界工厂。
不过，我国在稳定汇率方面具有以下三个优势：
一、我国拥有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二、我国每年都会对外产生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
三、由于我国具有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也就能够从供给数量方面平抑输入性通胀带来的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以上这三个优势注定了我国至少在短期内具有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也就意味着短期内，我国不可能会出现“大通胀”，不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温和通胀的迹象。
上面会通过一系列金融结构性工具，将此前释放的大量流动性从银行系统内转移到扶持实体经济的项目上，即把M2有效转化为M1，以此让资金在市场交易主体和各个民间投资项目之间充分流通。
如此一来，物价势必会上涨，但我认为经济结构的分化状况只会越发严重，比如说诸如商品房这种大类资产的价格只会继续水涨船高，而这也是部分人士之所以扬言未来房价仍旧会一直上涨的合理性所在，确实不无道理。
除此之外，社会消费品零售的价格随着信用锚时代的货币价值必然每况愈下而逐步上涨，这是正常现象，只要把货币传导以及信贷发放机制完善好了，那么货币乘数效应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也会消失。
话说回来，纵使有很多的货币流动性被创造出来后，用于解决此前社会各部门过度借债的问题，即居民和企业部门拿这部分流动性来偿还债务，这样一来也会使偿债周期缩短，尽快结束衰退或萧条的经济周期，加速迎来复苏。
等到那时，货币流通速率、资金使用率，以及有效交易次数的频率有所提升，便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良性通胀有所抬头。
说直白一点，虽然彼时通胀率会上涨，也就是物价会有所抬升，但这种通胀传导到经济系统，对于各个参与主体来说都是有益的，只需要保证居民收入增速和企业经营利润的增速始终能够跑赢货币发行的增速，以及全社会物价上涨的幅度即可。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导致我国经济呈现结构性分化的特征，且犹如“痼疾”一般的三大“灰犀牛”事件分别是货币传导不畅、债务积累量庞大，以及银行化债压力太大。
至于我国未来是否会发生“大通胀”，经过上述分析后，给出的结论是：我国并不会发生短暂且剧烈的“大通胀”，而是长期温和的通胀，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此现象是良性的，不用过于担心。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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