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文物鉴定水平真的很高吗？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溥仪这个名字总是与＂末代皇帝＂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文物鉴定领域，他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独特造诣。从小生活在紫禁城的溥仪，每天都被各种珍贵文物环绕。那些价值连城的玉器、瓷器、书画，都是他日常把玩的对象。在那个没有现代科技鉴定手段的年代，连考古专家都会在真假鉴别上犯错，而溥仪却能凭借过人的眼力，一眼识破赝品。这究竟是天赋异禀，还是童年环境造就了这样的能力？为什么连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带来的汉玉，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溥仪的这份本事，又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紫禁城：溥仪的文物启蒙教育

1908年，年仅三岁的溥仪被送入紫禁城。这座历经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一座巨大的艺术珍品博物馆。在这里，各朝各代积累的珍贵文物数不胜数，单是乾隆年间收藏的文物就多达十余万件。

溥仪的文物启蒙教育始于养心殿。这座清代帝王处理朝政的重要场所，也是存放大量珍贵文物的重地。在这里，溥仪的几位太监总管负责管理着数以千计的文物，他们对这些藏品了如指掌。其中，一位姓陈的老太监曾在光绪年间就负责照看这些文物，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幼的溥仪。

太傅们的指导更具学术性。1911年，清廷特别聘请了精通古玩鉴赏的陈师曾为溥仪讲解文物知识。陈师曾不仅是著名画家，更精通古董鉴赏。他为溥仪系统讲解了瓷器、玉器、书画等各类文物的特征。这些专业知识为溥仪日后的鉴赏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紫禁城的收藏制度极其严格。每件入宫的文物都要经过多重鉴定，稍有疑虑就会被退回。1910年，就曾发生过一起著名的事件：某大臣进贡的一套明代青花瓷器，经御用鉴定师查验发现是仿品，此事让那位大臣丢尽颜面。这种严格的制度确保了宫廷收藏品的真实性，也为溥仪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样本。

养心殿西暖阁是溥仪最常待的地方。这里不仅陈列着大量珍贵文物，更有专门的玉器陈列室。溥仪每天都要在这里花费数小时，观察、把玩这些价值连城的藏品。他经常要求太监们讲解某件文物的来历、年代和工艺特点。这种日复一日的实践，让溥仪逐渐掌握了鉴别文物的技巧。

1914年，溥仪六岁时，御用鉴定师们开始定期在养心殿为他举办小型文物鉴赏课。这些专家会选取宫中各类真品，与市面上流传的赝品进行对比，详细讲解它们的区别。这种＂真假对照＂的教学方式，让溥仪建立起了准确的判断标准。他们还特意为溥仪准备了一套专门的学习用具，包括放大镜、天平等简单的鉴定工具。

更为独特的是，紫禁城的收藏还保持着完整的档案记载。每件重要文物都有详细的来源、年代、材质等记录，这些档案为溥仪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太监们经常根据这些档案，向溥仪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这不仅增加了他对文物的兴趣，也加深了他对各个时期艺术特征的理解。

二、汉玉鉴赏：溥仪的专长领域

在溥仪众多文物鉴赏能力中，对汉玉的鉴别最为出色。这与紫禁城收藏的大量顶级古玉密不可分。清宫收藏的玉器数量惊人，仅乾隆帝收藏的玉器就超过万件，其中不乏商周时期的珍品。这些玉器按照年代、品类、用途被严格分类存放，为溥仪提供了系统学习的机会。

1916年发生的一件事充分展现了溥仪的玉器鉴赏能力。当时，一位宫廷玉器管理太监向溥仪展示了一件据称是西汉时期的玉璧。这件玉璧通体呈青白色，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云纹。溥仪仅看了几眼就指出这是一件仿品，理由是玉璧的纹饰虽然模仿汉代风格，但雕刻手法显然是明代特征。后来经过专家鉴定，这确实是明代工匠仿制的作品。

1922年，溥仪在御用玉器库房清点藏品时，发现了一批被误标为唐代的玉器。通过仔细观察这些玉器的质地和工艺特点，他认定其中有几件应该是更早的战国时期作品。这个判断引起了当时在场考古专家的注意。他们对这批玉器进行了详细研究，最终证实溥仪的判断是正确的。

与考古学家罗振玉的交往是一个重要转折点。1932年，罗振玉带着一批据称是汉代的玉器来访。这些玉器表面看起来包浆浑厚，造型也符合汉代风格。但溥仪通过观察指出，这些玉器的质地过于均匀，缺乏古玉应有的自然风化痕迹。更重要的是，其雕刻工艺明显带有近代机械加工的特征。这次鉴定让罗振玉颇为尴尬。

1935年，溥仪遇到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案例。当时有人献上一件据称是商代的玉琮，这件玉器的造型和纹饰都非常精美。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真品，但溥仪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玉琮表面的做旧痕迹过于刻意，而且某些细节的处理方式与商代工艺明显不符。他的判断再次得到了后来科学鉴定的证实。

溥仪对玉器的研究不仅限于鉴定真伪，还包括对不同时期玉器特征的深入了解。他发现汉代玉器通常呈现出特有的温润质地，且因长期埋藏而形成独特的＂金星＂现象。这种特征很难被后人模仿。此外，他还总结出汉代玉器在造型设计上的特点，如线条的流畅度、纹饰的布局等，这些都成为他鉴别真伪的重要依据。

在伪满洲国时期，溥仪的玉器鉴赏能力继续得到展现。当时有不少商人试图用赝品欺骗他，但几乎都无功而返。一位日本古董商曾带来一批精美的＂汉玉＂，这些玉器的做工极为精良，连随行的专家都认为是真品。然而溥仪通过观察玉质和工艺细节，断定这些都是日本工匠仿制的新品。后来这位商人不得不承认这批玉器确实是在京都制作的。

三、独特的鉴定方法

溥仪的文物鉴定方法形成于多年的实践积累。他采用的最基本方法是＂三看法＂：远看、近看、细看。1924年的一次鉴定活动中，溥仪展示了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当时有人献上一件宋代官窑瓷器，溥仪首先在三米开外观察器物的整体造型和釉色，发现其轮廓线条略显生硬；走近后察觉釉面光泽不够自然；最后通过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釉面出现了现代窑炉特有的细小气泡。这三个层次的观察最终证实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的仿品。

＂货比货＂是溥仪常用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在紫禁城中，他经常要求太监同时取出数件类似的文物进行对比。1928年，他用这种方法识破了一批赝品青铜器。这批青铜器与故宫收藏的真品相比，虽然绿锈做得逼真，但铸造工艺的细节明显不同，特别是纹饰的深浅度和锐利程度都有明显差异。

溥仪还特别重视细节观察。他发现古代工匠在制作过程中往往会留下一些独特的＂技法痕迹＂。比如，真正的宋代汝窑瓷器在釉面下往往有细小的支钉痕迹，这是当时特有的烧制工艺留下的。1930年，他就是通过发现这个细节，识破了一件仿汝窑瓷器。

在长期的鉴定实践中，溥仪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参照系统。这个系统基于紫禁城收藏的大量珍品。每当遇到需要鉴定的文物，他都会从这个系统中调取相应时期的参照物。1932年，当一位收藏家带来一件据称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时，溥仪立即调出了故宫收藏的同类器物。通过对比纹饰的布局方式和青花发色的细微差别，他准确指出这是明代中期的产品。

宫廷收藏品的分类管理为溥仪提供了系统的学习基础。每类文物都有专门的档案记载，包括来源、年代、材质等详细信息。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文物的基本特征，还包含了历代鉴定专家的意见。1926年，溥仪就是根据这些档案记载，发现了一件被误标的明代玉器实际应该是元代作品。

溥仪还特别注重传统工艺知识的积累。他经常与宫廷御用工匠交流，了解不同时期的制作工艺。这些工匠们世代相传的技艺知识，为他提供了独特的鉴定视角。1934年，他就是根据对瓷器烧制工艺的了解，指出一件所谓的宋代官窑瓷器实际上是用现代窑炉烧制的，因为釉面呈现出的细微纹路是现代高温窑炉的特征。

通过实践，溥仪总结出了＂三不变法则＂：造型不变、工艺不变、材质不变。任何文物如果违背了这三个原则中的任何一个，就很可能是赝品。1933年，他用这个法则鉴定出一批仿古铜器。这些铜器虽然外形与古代器物相似，但金属成分明显不符合古代冶炼工艺的特点，表面的人工做旧痕迹也过于刻意。

四、知识的传承与影响

溥仪的文物鉴定能力不仅体现在个人专长上，更重要的是他对这门技艺的传承贡献。1949年后，他开始在文物部门工作，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系统地整理并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文物工作者。1950年春，他在文物鉴定培训班上首次系统讲授鉴定方法，为40多名学员详细介绍了故宫藏品的特点和鉴别要领。

1952年，溥仪参与了第一次全国重要文物普查工作。在这次普查中，他展示了独特的鉴定技巧。在河北一处古玩店，他发现了一批被误认为是普通仿品的清代官窑瓷器。通过细致观察，他指出这些瓷器的釉色和胎质都具有乾隆年间官窑的典型特征。这个发现为国家挽回了一批珍贵文物。

1954年，文物部门组织了一次专门的古玉鉴定会议。溥仪在会上分享了他对汉代玉器的研究心得。他特别强调了识别汉玉的＂五观法＂：观色、观质、观工、观纹、观形。这套方法后来被整理成教材，在文物工作者中广泛流传。当年冬天，这套方法就帮助专家们在山东发掘的一处古墓中准确识别出几件真正的汉代玉器。

1956年，溥仪参与编写了《文物鉴定手册》。在这本手册中，他首次将宫廷收藏的分类方法与现代考古发现相结合，建立了一套更科学的鉴定标准。这本手册特别详细地记录了不同时期瓷器的釉色变化规律，这些内容很快成为陶瓷考古工作的重要参考。

1958年春天，溥仪协助专家组对辽宁省博物馆的藏品进行重新鉴定。在这次工作中，他发现了几件被误定年代的重要文物。其中一件据称是明代的青花瓷器，经他仔细观察后确定为元代作品。这个判断得到了后来科学检测的证实，使这件文物的历史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

1960年，溥仪参与了一项重要的文物修复工作。故宫的一件清代镶金翡翠碗需要修复，但没有人能确定其原有的工艺细节。溥仪根据自己在宫中的见闻，详细说明了这类器物的制作工艺和装饰特点，为修复工作提供了关键指导。

1962年，文物部门邀请溥仪参与制定文物鉴定标准。他提出的＂真伪十别＂准则，包括了材质、工艺、纹饰等多个方面的判断要点。这些标准被写入了正式的鉴定规范，成为文物工作者的重要参考。同年秋天，这套标准在河南安阳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考古队准确判定了几件重要的商代青铜器。

1965年，溥仪最后一次参与大规模的文物鉴定工作。在这次工作中，他重点指导年轻专家如何识别不同时期的仿制品。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区分不同时代仿制品的特点，因为这些仿品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这次工作的经验后来被整理成专门的培训教材，在全国文物系统推广使用。

五、重要的文物鉴定案例

溥仪在文物鉴定领域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1956年春，北京市文物商店请他鉴定一批据称是元代的青花瓷器。这批瓷器共12件，造型精美，青花发色沉稳。当时多位专家认为这些都是真品，但溥仪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其中有8件的胎骨质地与元代明显不符。他指出这8件是明代正德年间的产品，理由是这些瓷器的胎体较薄，而且青花的色调偏紫，这都是正德时期的典型特征。

1958年夏天发生的＂西安铜器案＂是另一个重要案例。当时西安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表面锈迹斑驳，造型古朴。地方文物部门认为这是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溥仪受邀参与鉴定时，立即指出其中有几件是后人仿制品。他发现这些铜器的铸造工艺与西周明显不同，特别是纹饰的布局方式带有明显的后代特征。后来通过科学检测，证实这确实是明清时期的仿制品。

1960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批玉器，其中包括一件据称是商代的玉璋。这件玉璋造型完整，玉质细腻，表面有明显的风化痕迹。博物馆原本准备以高价收购，但请溥仪鉴定时，他一眼就看出问题。通过对比故宫藏品，他指出这件玉璋的边角处理方式与商代工艺不符，而且表面的风化痕迹是人工做旧所致。这个判断为博物馆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1962年冬天的＂南京瓷器鉴定会＂上，溥仪展示了精湛的鉴定技术。会上展示了20多件宋代官窑瓷器，都是从民间征集而来。溥仪通过＂三看法＂仔细鉴定后，指出其中有7件是南宋末期的民窑产品，而不是官窑。他的判断依据是这些瓷器的釉色略显灰暗，胎体较厚，这些都是南宋民窑的典型特征。

1963年，溥仪参与了一次重要的文物普查工作。在河北省一座古寺庙中，发现了一批唐代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年代久远，多数残缺不全。溥仪通过对比造像的制作工艺和风格特征，成功辨识出其中几件是唐代中期的真品，而其他则是宋元时期的补制品。这个判断为研究该寺庙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1964年春天，故宫博物院请溥仪协助鉴定一批新征集的明清瓷器。其中有一件青花梅瓶引起了特别关注。这件梅瓶的青花发色浓艳，纹饰精美，很多专家都认为是永乐时期的作品。但溥仪通过仔细观察瓷器的细节，特别是底部的釉足特征，断定这是雍正年间的仿品。他指出，虽然这件瓷器在装饰风格上模仿了永乐青花，但其制作工艺明显带有雍正时期的特点。

1965年夏天，溥仪参与了最后一次重要的鉴定工作。这次是对山东出土的一批汉代青铜器进行鉴定。这些青铜器形制完整，锈色自然。溥仪根据多年的经验，详细分析了这批文物的特征，并成功识别出其中几件是后代仿制品。他特别指出，真正的汉代青铜器在铸造工艺和纹饰处理上有其独特之处，这些特征是后人难以完全模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