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天下共主”周桓王很生气，因为他遭遇了一桩盗抢案。

公元前720年，四月，周王室在温地的麦子尽数被人收割。到了秋季，成周一带的粟米也被人打劫。作案的不是别人，正是周王室的宗亲——郑庄公。

这桩盗抢案，还要从“周郑交质”一事说起。

当时，世袭周朝卿士的郑庄公势力愈发强大，这成了周平王的一块心病。周平王欲提拔虢公，玩分权制衡，不料此举惹恼了郑庄公。无奈之下，周平王只得以王子狐质郑，暂时稳住了对方。平王死后，孙子姬林接棒，史称周桓王。然而，周桓王一上台就急于求成，直接炒了郑庄公的鱿鱼。

作为春秋早期小霸王的郑庄公哪受得了这气，直接派祭足率军越境，抢先收割王室的粮产，以此教训一下周桓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给他一点小小的“郑国式”震撼。

周郑交恶的故事出自春秋末年鲁国史书《左传》，是周室王权日落西山的一个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麦子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口粮。谁能想到，一粒小小的麦子，竟然见证了周王室的日渐式微和分封制的衰落。

作为年产量仅次于水稻的粮食作物，麦子在中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北方，麦子催生了不同于南方的饮食文化，促成了“南稻北麦”的两极格局。

能与水稻分南北而治，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实力。然而，与水稻的自然上位不同，在宋代之前，麦子还算不上华夏主粮。

麦穗充盈。图源：摄图网

按照主流观点，麦子并非中国原产谷物，而是个远道而来的“媳妇”。

从中国西部出发，一路向西，在3000多公里开外的新月沃地，也就是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这个如今动荡不安的地区，就是麦子的“娘家”。

西亚“新月沃地”。图源：网络

与其他农作物一样，麦子也是长期进化与人工驯化的结果。目前，最早的驯化小麦遗存出土于中东地区距今大约10000年前的考古遗址里，分为两个品种：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大约8000年前，二粒小麦在伊朗北部山区遇上了当地的粗山羊草。这一次邂逅，诞生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粮食格局的新品种——如今广泛种植和食用的六倍体小麦。

六倍体小麦持续向四周扩散，成为尼罗河、印度河与两河流域等主要文明古国的粮产之一。大约距今7000多年前，麦子就已经出现在中亚地区西南部，也就是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科佩特山一带。

但是在继续向东传播时，麦子的脚步却放慢了。直到距今4000年前，它才越过帕米尔高原。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教授曾利用碳同位素的时间定位，大致确定麦子自中东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夏朝建立时间相近。显然，在数千年前，当丝绸与瓷器还没有牵动东西方交流时，麦子就已经出任了“文化大使”这一角色。

至于麦子入华路线，有绿洲通道一说，也有草原通道一说，至今仍旧莫衷一是。

不过，麦子东传中原的同时，它的一个分支——裸大麦也传到了西部高原地区，也就是今天藏区主粮之一的青稞。

青稞。图源：摄图网

先秦时期，麦子在中原地区已有小范围种植，并在此过程中与中国文化擦出了火花。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概况。据统计，“麦”字及其同义词共出现了9次，仅次于黍（19次）、稷（粟，18次），内容多涉及先秦田野风光。

麦子不但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和诸侯国的王权更迭产生了联系。

据《左传》记载，晋厉公被臣子栾书和中行偃谋杀后，晋国一时间王位空虚。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年仅14岁的周子被拥立为王。然而按照宗法制，王位本该由周子的哥哥继承，奈何众大臣坚持认为“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在这里，麦子竟然成为王位继承的“裁判”。

到春秋时期，麦子进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尽管频繁地在文学、史书中露脸，却未能完成阶层跃升，无法进阶为华夏民族的主粮名单。着实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一等，就是三千年。

麦子入华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排位跟粟、黍、稻米不在一个档次，属于华夏谷物界的“非主流”。

一方面是因为粟、黍、稻米都是本土谷物，自农耕时代起，早已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北方粟黍耐旱，南方稻米耐涝，本土选手的主场优势很明显。

另一方面，初来乍到的麦子，却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在原产地西亚，地中海气候已经将麦子定性为“秋种春收”的越冬谷物，冬季温和多雨特别利于麦子的生长。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春种秋收”是当地的传统，农作物的生长期往往要避开寒冷干燥的冬季。

这是否意味着麦子在传播时，选错了地方？非也。

麦子虽然与中国传统的农耕制度存在“时差”，但也有一些优势让华夏农人青睐不已。由于古代的谷物产量不高，传统的“春种秋收”又存在青黄不接的空档期，一旦欠收或食用无度，粮荒就出现了，而“秋种春收”的麦子正好可以继绝续乏。宋人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称，麦子“于新陈未接之时，最为得力，不可不广也”。此外，对比粟与黍，麦子在单产方面，也有压倒性的优势。

显然，麦子凭借这些优点，成功吸引了中国先民的注意。它虽然不占天时与地利，但在暗暗将“人定胜天”刻在骨子里的华夏民族手里，一样能翻身，反客为主。

关于麦子的推广，不得不提一对君臣组合：汉武帝和董仲舒。

汉武帝在位期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等理论为汉武帝构建一个雄伟帝国提供了思想基础。但董仲舒不仅着眼于帝国建设这样的宏大叙事，也关心着农业耕作这样的民生基础。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曾向皇帝建议：“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令勿后时。”汉武帝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颁令照办。

西汉董仲舒。图源：网络

到了汉成帝时期，氾胜之作为轻车使者，亲自“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

在行政手段之下，原本不怎么种麦的关中地区，农作物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官方推广”的成果，还延伸到了帝国治下的其他区域。

据江苏连云港尹湾M6汉墓出土的《集薄》记载，仅仅是东海郡，小麦种植面积就达到了十万顷，而整个东海郡辖地才五十一万顷。汉代“推麦”的范围和成果可见一斑。

由于麦子入华天生带有水土不服的属性，华夏先民也在努力帮它适应新环境。

水是最大的问题。《齐民要术》收录了一首古民谣：“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前两句是说种麦如果选择了缺水的田地，到了收获季节将一无所获。同时，扬州也有农谚称：“寸麦不怕尺水，尺麦只怕寸水。”也道出了麦子成熟期怕水的特点。

麦子既需要用水，又害怕水，这种看似矛盾的需求，其实是对水利灌溉条件的考验。

好在，中国先民在治水和用水方面可谓经验十足。早在先秦时期，秦国就开工修筑了两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到了汉武帝时期，水利工程建设更为频繁，先后在关中开凿了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等大型引水工程，小渠更是不计其数。成熟的水利设施，不仅改善了种麦的农业灌溉条件，还降低了“靠天吃饭”的依赖性。

从此，麦子开始在北方混得风生水起。

而在稻谷大本营的南方，麦子仍旧不受欢迎，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毒物。

元代贾铭所著的《饮食须知》曾说：“北麦日开花，无毒。南麦夜开花，有微毒。”李鹏飞的《三元延寿书》则认为“北多霜雪，故面无毒；南方雪少，故面有毒”。明嘉靖年间的《永春县志》直言：“南麦粒大而松，面少。北人仕南，都不食南面，云饱胀难消，盖有毒也。”明朝人王济到广西做官，考察民情时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本地出产的麦子“食皆无味，或有食即呕吐成疾”……对此，历朝历代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南方出产的麦子有毒。

然而，南麦有毒之说，很可能是一种误解。根据相关研究，南方湿润的气候容易使麦子患上赤霉病，同时也容易使收获的麦子发霉。所谓的毒性，很可能跟误食了这些“问题”麦子有关。

此外，南方人独爱稻米，也对麦子形成了一定的排它性。《南史》曾记载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陈武帝陈霸先和北齐开战：

“是时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间以麦绊，兵士皆困。会文帝（指陈蒨，陈霸先侄子）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帝（指陈霸先）即炊米煮鸭，誓申一战。士及防身，计粮数脔，人人裹饭，婫以鸭肉。帝命众军蓐食，攻之，齐军大溃。”

把麦子换成稻米之后，南方士兵跟打了鸡血一样，快速扭转战局。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图源：网络

由此可见，在这场主粮晋级赛中，水稻牢牢利用主场优势，于南方守擂成功。作为外来户的麦子，虽然南进不顺，但也总算在北方实现了地位跃升。

根据学者包艳杰、李群的研究指出，唐末宋初之际，小麦成为中国华北的主粮。宋代《图经本草》更是把麦子捧上了新高度：“大凡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

四千年前入华，历经近三千年的等待，终于在此时成为华夏民族餐桌上的常客。

伴随着麦子的转正和扩张，食不厌精的中国人在食用麦子一事上，也经历了一番探索。

在漫长的饮食发展史中，粟、黍和稻米等土著粮产已经让中国人养成了粒食蒸煮的习惯，《墨子》曾云：“四海之内，粒食之民。”当麦子传入后，这一烹饪方法又套用在了麦子身上。然而，这种照搬套用的教条主义，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采用粒食蒸煮做出的麦饭，难吃程度，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是深有体会的。

相传，有一次朱熹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并留在女婿家吃饭。因为家贫，女儿只能拿出麦饭招待父亲，理解到女儿难处的朱熹，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并题诗一首，以解尴尬：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南宋理学家朱熹。图源：网络

麦饭口感粗糙，让吃惯了精粮的上层人士们难以下咽，唐朝人颜师古在给《急就篇》作注时，给了它一个大大的差评——“野人农夫之食”。

用麦饭待客，甚至会被认为是无礼之举。《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士井丹博学大才，未曾主动拜谒任何一个权贵。信阳候阴就派人强行把井丹“请”到家里，“（井）丹不得已，既至，（阴）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信阳侯故意用麦饭作宴席，以此试探和为难井丹。

不过，正是因为难吃，麦饭成了“倒霉”的代名词。《宋书·五行志》曾言：“昔年食白饭，言得志也。今年食麦麸，麸粗秽，其精已去，明将败也。”

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经验表明，麦子更适合粉食，而这需要磨盘的配合。尽管石转磨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直到汉末时期才流行于民间。随着石转磨改变了麦子的新形态，得到深加工的面粉也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事实上，这种形态上的变化，也顺带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

在中国面食的发展史中，胡人给予了不小的启迪。相传，班超出使西域，将胡人的主食胡饼连同制作技术，一并带回了汉朝，中原面食从此开始兴起。

在汉代，由于面食属于初创阶段，还没有特定的分类代名词，于是“饼”成了面食的统一称呼。此时，一个以“饼”为代表的面食时代，即将到来。

东汉灵帝是汉代的昏君之一，在治国上没有什么建树，却对胡人生活饶有兴趣。《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饼，京师贵戚皆竞食胡饼。”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种讨好上级博好感的政治生态，在封建帝制下是常见的。于是，在美食博主汉灵帝亲自带货的影响下，汉朝高层竟然都跟风追捧麦子和面食。

倘若汉灵帝能像另一位“精胡分子”赵武灵王一样，把精力放到正事上来，东汉前途或许亦未可知？

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是一个胡饼爱好者。到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任职后，他偶然发现当地有胡饼在售，欣然买来尝尝鲜，觉得味道还不错。既然有如此地道风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随手就给在隔壁万州任职的好友杨归厚点了一份“外卖”，并备注了一首《寄胡饼与杨万州》：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辅兴”指的是唐长安城里一家知名的面点铺子，在业内的地位，可能不亚于烤鸭界的北京全聚德。白居易的意思，是让好友尝尝看有没有京城的风味，这也算是对长安的一种怀想吧。

中国面食既有西域的胡风影响，也有本土的原创开发。

相传，诸葛亮南征孟获时，手下告诉他南蛮会使用邪术，要想取胜，必须用人头祭祀，求得神明帮助，方能成功。但诸葛亮认为这个做法太残忍了，于是“杂用牛、羊、豕之肉，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神，亦飨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诸葛亮七擒孟获。图源：网络

诸葛亮的一个祭祀之举，无意中“发明”了最初的馒头，尽管形制上更像今天的肉包子，但经过后世改进，逐渐向现代馒头靠近——魏晋时期去掉了馅料，唐宋时期尺寸缩小，甚至传到了日本。到了元代，开花馒头诞生。

中国面食的另一个杰作是面条。早期的面条是手捏成型，再下锅开水煮熟，但仍属于“饼”的范畴，也称“汤饼”。到了宋代，面食进一步发展，面条开始脱离“饼”自立门户，《梦粱录》里记录了宋代“亦有专卖菜面、熟齑笋肉淘面”的专业化面铺。

有意思的是，中国本土原创面食更偏向于蒸煮，而不是烘焙。究其原因，是因为麦种不同。中国的小麦品种以中筋和低筋为主，并不适合烘培，所以没有出现类似欧洲面包之类的食品。

当麦子化身各种地道风味后，中国人又继续从其他角度深入发掘它的潜在价值。中国医学史上，食物与药物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角色转换也是常事。于是，麦子又成了一味药材。

被医学界认为是“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很早就开始关注麦子的药用价值，在子篇目《灵枢·五味》中，认为“心病者，宜食麦”。

唐代医学家陈藏器认为麦子能“补虚，久食，实人肤体，厚肠胃，强气力”。诸如此类的医学理论，实际上也为麦子和面食的“扩张”充当起了“神助攻”。

麦子掀起面食革命。图源：摄图网

到了宋代，就连虫蛀过的瘪麦粒也意外地被发现有治病功效。

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汴京大夫王怀隐遇到了一个心神不宁的妇女。初步诊断后，王怀隐断定她是患了“妇人脏躁”症。所谓妇人脏躁，其实就是进入更年期所致的病症。王怀隐按古方抓药，给病人开了一味古人常用的甘麦大枣汤。

临走时，病人家属又告知病人有盗汗和虚汗等其他病症，王怀隐觉得治病要一步一步来，就让病人先回去服药治好脏躁之症。

结果在几天之后，病人登门致谢，并告知药方连盗汗和虚汗也一并治好了。这个现象让王怀隐百思不得其解，仔细复盘诊疗过程才发现——抓药时误将瘪麦粒混在其中。

这个“失误”意外地让王怀隐发现了一味新药材：浮小麦。多年之后，王怀隐和好友合编《太平圣惠方》时将这个意外发现收录其中。

对于一些慢性顽疾，古代的医学家也认为麦子会有疗效。

消渴症，是困扰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慢性病（也有说是糖尿病）。《黄帝内经》认为这是一种富贵病，而病根在于“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汉代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曾被这种疾病缠身，《史记》称他“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也是一位病友，他常感慨：“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

对于这种难以治愈的顽疾，卓文君曾选择用人参替司马相如“续命”。然而，人参这种药物不是人人能消费得起的。于是，人们试图寻找人参的“平替”，这就是麦子。

古人认为麦子是一种不错的调理之物，陶弘景《名医别录》就曾言，“大麦，主治消渴，除热，益气，调中”。随处可见的麦子，或许是对抗顽疾的良方。

此外，大麦还被认为是解暑“利器”，湖北荆州一带有喝大麦米茶来消暑解热的传统。

人多地少，这是东方国家的显著特征。中国的耕地为供养如此庞大的人口，潜能发挥已经接近极限。然而，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农业经济是十分脆弱的。任何天灾人祸，都足以引起粮食危机。

即便是在被誉为盛世的康乾时代，中国也曾出现过粮食短缺的情况。在饥饿的年代，粮食进口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应急手段。

康熙二十二年（1683），就在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沿海地区出现了粮食危机，康熙下令开禁，鼓励进口东南亚大米。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又下令对暹罗大米免除关税，大量的东南亚大米源源不断涌入，缓解了沿海大米短缺的问题。

时间来到民国，国民政府也因粮食危机，不得不向国外进口小麦，以解燃眉之急。

1931年，中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范围之广，波及十几个省，近5000万人受灾。然而，面对这不期而至的天灾，国民政府财政早已空虚，无力救援。而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到来，让美国小麦等农业产品严重滞销积压。

一个受灾缺粮，一个农产品滞销，双方一拍即合，国民政府以实物借款的名义，从美国进口了价值921万美元的小麦（含20%的面粉）。随着美国小麦的到来，国民政府总算为救灾筹措到了一部分物资。

1931年美麦借款后，国民政府又与美国进行了棉麦借款。然而，前一次借款是打着赈灾的旗号去的，大义之举，鲜有反对之声。而这一次，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麦与洋麦之争”。

1933年9月6日，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了一份实物借款合同（价值4000万美元的棉花和1000万美元的小麦）。显然，国民政府想借此拉拢美国制衡日本，而美国则是借中国市场倾销、转移危机。

看上去是互利，实则不然。

当借款消息刊报发出，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主要集中在农业团体和面粉加工业实体。他们认为，一旦美国小麦和面粉大量流入中国，原本就已经处于市场惨淡期的国麦和国面将更加难以生存，农村将会更凋敝，而民族工业将会一蹶不振。

一场国货之争，暴露了乱世之下，旧中国农业与粮食方面的脆弱。

在这个人多地少，“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吃饱饭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

粮食问题靠别人，终究是不行的。为此，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尽可能把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围绕着粮食育种，持续发力。在水稻领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让数千年的稻作农业，发生了巨变革新。小麦领域也不遑多让，被誉为“南袁北李”的李振声经过多年研究，利用牧草和小麦进行远缘杂交，终于在1979年培育出了优质麦种：小偃6号。后来，越来越多优质杂交麦种在这位小麦之父的手里诞生。

而李振声出生的那一年，恰是国民政府向美国借粮救灾应急的1931年。

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图源：网络

时光流逝，当初远道而来的西亚来客，如今已是引入中国最成功的粮食作物。正如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赞扬中国人“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这是中国人实用主义的写照。

粒粒饱满的麦子，不仅填饱了近半数中国人的胃，也承载着这个古老国家农耕文化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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