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殖民统治的苛酷
狩猎是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1895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颁布《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等法令，将山地收归官有，使台湾少数民族民众失去了采集狩猎的场所。1904年5月，台湾总督府颁布《枪炮火药取缔规则》，严禁民间私藏枪炮火药，收缴各类枪械2.7万支。尽管总督府与猎民有约定，打猎时可以向警察借打猎专用的枪支弹药，但是，日警不信守承诺，猎民很难借到枪支弹药，进而影响到他们的食物供给。
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为了开发台湾的山地水电和林木资源，开始大批强制性地从各社征调百姓从事砍伐林木、修建公路和运输等劳役，然而所付的工资极低，并且还经常受到警察的克扣。时人有云：“令番人工作，每日工资二十五钱，但警察只付给番人十五钱，其他则饱入私囊。”“其对番人，强令修路，或为警察机关从事劳役，尤其狩猎时期，或耕耘时期，被强制劳役所受损失更大，日人对番人所给工资不足本人糊口，且强行扣除一部分义务储金，番人偶有违抗命令则肆行拷打处罚，要之使番人所受经济上之苦痛，有口难言。”因此，“在付出辛苦劳力之后，换来的却是斥责与鞭挞。山胞强忍泪水，忍耐痛苦···而且一天的工资只有4角或5角。仗势警察力量强迫要求这种劳动，可以说是当时‘番地’所面临的特殊境遇”。
台湾少数民族民众还要负担繁重的义务劳役，如雾社地区各社从1929年到1930年10月不到一年，就已经服过九次“劳役”，而且多数劳役安排在生产繁忙的季节。这样一来，狩猎和农耕等经济活动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1930年秋天，日本人强迫每户百姓要出一丁，前往迈勃村深山的原始森林砍伐大树。雾社地区各社认为森林里的圣树是祖先的神灵所在，砍伐这些圣树就是对祖先不敬。马赫坡社头领莫那鲁道曾经代表族人与日本警察交涉，他说：“桧木是我们祖先之灵的所在，砍伐了这些圣树，神一定会发怒的。圣木被砍倒以后，谁来保护我们呢？砍伐圣木是逼着我们虐杀自己的神。没有圣木，也就没有了雾社的精神，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日本人为了加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统治，强制推进生活习俗、方式日本化。比如，日本殖民政府严禁台湾少数民族民众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业都要祭祀；中小学校则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
日本人为建立起以推广日语教学为核心的奴化教育体系，设置许多“番童教育所”和“番童公学校”。在雾社，日本人建设“番童公学校”，要求学童只能说日语，禁止讲其他语言，并且宣称是“最受文化恩泽”的第一“模范番地”，“凡由（日本）众议院派到台湾视察的人，都依照总督的排定，受引导游览雾社”。因此，雾社是当时日本统治“番地”的中心之一。但凡有客人来视察的时候，日本殖民者就强迫台湾少数民族妇女盛装陪客人饮酒，歌舞迎宾。
此外，日本人还打着“和番婚姻”的旗号，强迫台湾少数民族女子与其通婚，“日本当局为控制深山高山族，派遣日本警察代替清朝‘通事”，进入番社成立驻在所，直接接管部落所有事务。多数人遵照上级指示，娶各部落头目的女儿或妹妹为妻，借由岳父的权威，推动理番任务。他们离职时多抛妻弃子，引起族人怨恨”。即使是莫那曾道的妹妹嫁给日本巡查，数年后也遭到遗弃。更有甚者。日本警官还往往“利用职权与番妇发生关系，始乱终弃者有之，妨害家庭者有之”。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关于雾社事件的起因，还有很多方面，如：在裁撤台湾少数民族裔警察的时候，采取了不公正的待遇；台湾总督府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强迫推行储金制度，硬性规定每人必须有若干元的邮政储金，对于无钱储蓄的人，则强迫他们廉价出售“番产物”，以此达到储金的目的；强迫台湾少数民族自山区迁到平地，并且禁止他们种植过去大量种植的甘薯和小米。这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另据十月二十九日路透电称；关于肇事原因，据一般以为或因警士管理太严；或由于将在日月潭拟筑一巨堤，用水力发动电气，此计划实现后，有数方英里土地，将成泽国，人民势将他徒，以致激变”。雾社事件的爆发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作为殖民者对被统治的台湾少数民族生存权利的刺夺和民族尊严的肆意践踏，在于殖民当局依凭警察专制高压而不顾及台湾少数民族的感受。事件的发生并非因某一单纯原因引起，而是台湾少数民族民众长期蓄积在心里的对日本殖民统治怨气的一次总发泄。
二、雾社民众揭竿而起
1930年10月7日日本巡警吉村与莫那鲁道长子达拉欧的冲突，成为雾社事件的直接导火索。那天。吉村路过马赫坡社，刚好碰到当地正在举办婚礼。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重，莫那鲁道的长子达拉欧邀请吉村饮酒，但是被吉村拒绝。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每当社里面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要杀猪并喝猪血，吉村看到达拉欧手上沾有猪血，嫌其肮脏，并用手杖敲打其手。吉村的这一举动，让达拉欧觉得被极大地羞辱了，他一下子将吉村打倒在地，而参加婚礼的族人也一拥而上，痛打吉村。事后，莫那鲁道带了好酒前去道歉，被吉村拒绝，并扬言将严惩相关人员。一时之间，雾社周边百姓人心惶惶。
当时，荷戈社一些青年来到了莫那鲁道家里，希望莫那鲁道能带领他们反抗日本人的统治。早在一个多月前，他们就已经把存在邮局里的储款提出，到埔里街和台中等地购买了大量的物资，行动队伍也已经初步组织好。尽管曾经到过日本参观考察的莫那鲁道认为反日的胜算微乎其微，但还是下定决心准备反抗，他对大家说：
既然我们站起来反抗，我们就必须战到最后为止。这场战争，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现在不起来反抗，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是奴隶！
莫那鲁道的陈词慷慨激昂，极大地鼓舞了雾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士气。最终，莫那鲁道等人将行动时间定于10月27日，因为这一天是1895年人侵台湾的日本近卫师团师团长北白川能久毙命的日子，日本殖民当局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在台湾各地举行“神社祭”，而雾社公学校也会举办一场联合运动会，届时台中地区的大小官员都会在此聚集，因此可以较大范围地打击日本人。
10月27日清晨，起义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铲除附近11个村社的日警驻在所，切断对外联络的电线和道路。一切就绪之后，起义者在8时左右袭击雾社公学校，包括正在观礼的能高郡郡守、警察在内的日本人被一击歼灭。雾社事件当中，日本有271人住在周边，其中被杀者达144人，占了当地日本人的60％以上。同一时间，住在雾社的汉人有428人，除了一个身穿日本服装的孩子和一个身着日本警服的乙级巡警被误杀之外，其他汉人都毫发无损。
雾社事件发生之后，台湾总督石冢英藏立即从台北、新竹、台南等地派出大批的警察，同时还调遣军队进行镇压。军队“用一千五百甚至二千人的大兵，包围只有三四百人的番人，截断他们的交通，堵塞他们的粮道，逐渐加以压迫，最后竟以飞机从空中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使番人无论在密林里或岩石间都没有藏身之地”。“这次武力镇压迫使番人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造成了三十人一群，四十人一起的集体自杀”。日本军部还妄图趁这次镇压雾社事件之机，为进一步扩大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做准备。
10月29日，雾社被攻克，起义部队分成两部退守，莫那鲁道率领其中的一部于31日在马赫坡社与日军对决。11月2日，马赫坡社被日军占领，起义部队退入山中苦战。为了避免消耗粮食，让勇士无后顾之忧，妇女们带着幼童一齐上吊自杀。12月初，对日作战已经超过40天，勇士们陷入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困境。一直到12月26日，总督府以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基本上平息了这次事件。参与的雾社六社少数民族中，战死、自杀、病死和烧死的共644人，男性332人，女性312人；六社总人口1234人，减少一半以上。
日本人没能征服起义的勇士，却将报复发泄在幸存下来的雾社民众身上。次年，他们借刀杀人，唆使道泽社大举袭击雾社地区，杀害214人，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之后，日本人将幸存者迁离雾社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岛，到1937年，参与事件的六社残余人员只剩下230人。10月，日本当局又逮捕了23名部落男子，残酷杀害。这样，参与雾社事件的六社中15岁以上的男子几乎被杀光。
雾社事件8年之后，莫那鲁道的尸体被发现，日本人将其送到台北帝国大学当作人类学标本。直到1973年，台湾当局将其遗骸迎回雾社进行安葬，并且建了一座纪念碑——雾社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以供世人缅怀和祭奠。
三、社会各界团体对雾社事件的声援
雾社事件发生之后，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新民报》指出：“我们敢断定雾社之变，是十数年来治番政策之破绽，又是日本民族统治异民族的失败之一实证了。若要追究其真因，近则由该地的警察酷吏虐待所激发的，远则因高压政策征服心理所酿成的，所以要严格的问责，实不仅止于该地直接关系的警察及上级监督高官，凡抱着高压政策征服观念的在台内地人，皆要分担其几分的责任了。
此何以言呢？请看该地番人归服日本统治十数年，若是施以相当的仁政，他们即使不知感恩，也必不能出此最后的舍命报复。况且他们全不害台湾人而专敌视内地人，这是证明非似昔日的出草乱杀，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对内地人报复了，关于此点，内地人如不能幡然自省其身，则必失了统治异民族的度量，如果这样，则虽得耀武扬威于一时，谁敢保证永久绝无第二第三的雾社出现呢？”
台湾民众党致电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我党认为雾社事件系向来肆意榨取及生活上之迫害与驻在警官不正、贪戾、残忍之处置所激发者。应从速将总督、警务局长、台中州知事以下责任者撤职，并立即保证番人之生活，承认其自由，不阻碍其民族发展之政策，尤其宜乘此机会，对向来为保持官吏威严，放任非违乱暴，警察万能之积弊，加以彻底的改革。”民众党为了寻求事件的真相，收集消息加以揭发。那时，蒋渭水将收集到的消息天天公布在大安医院门前的黑板上，遭到日警的威胁。
雾社事件的消息传开之后，台湾共产党即刻反应，一些党员原本打算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宣言，后来台湾共产党作出决定：不发表宣言，而是在会议上、在读书会上口头宣传宣言的内容；并决定于10月28日上午，在全省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台湾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与此同时，旅沪的台湾共产主义者把这一事件看作是台湾岛上革命高潮的证据。当时，翁泽生和潘钦信会见了瞿秋白，这次会见持续了6个小时。此外，翁泽生还向远东局写了两份关于雾社事件的报告。1930年11月21日，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雾社事件发表《致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公开信。
10月29日，也就是雾社事件爆发两天之后开始，一直到11月17日，大陆各大报刊大量报道了台湾雾社事件的情况。例如，《新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虚伪性和残暴性，指出日本统治者对台湾少数民族，一向标榜“抚顺”“德化”，而这次竟几将雾社台湾少数民族居民斩尽杀绝，不知自命为“东亚文明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将何以自解？！”日本国内在野派也承认这一事件是“理番政策上与事务上废颓不振”的事实。
中共中央发出《告民众书》，指出：“中国的工农群众，应当赶紧一致团结起来，反抗各国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压迫··支援台湾的番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日报》也发表社论指出，“台湾的汉人劳动者一致的起来，和革命的番人联合奋斗”，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支援台湾人民起义。旅沪的台湾同胞与反帝大同盟等革命团体于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集会，通过决议，要求把“援助台湾革命经常地与各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建立台湾革命团体与中国革命团体密切关系”，并提议全国总工会负责筹建“远东反帝联盟”，联合东方各个被压迫民族共同斗争。
雾社事件发生后，在上海、厦门的台湾革命青年纷纷表示支持。在厦门集美学校的台湾青年与当地的其他台湾学生还特别发行相关的刊物，希望激起当地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并希望激起台湾学生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参与热情。
11月8日，闽南学生联合会30多名会员在集美邮局附近集合，联合会干部曹炯朴、陈新春、潘钦信，会员董文霖、王太鑫、邱克修等人针对雾社事件说：“起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不法出兵惨杀暴动番实在是无视人道的作为。我等同胞应更加团结援助暴动番，共同奋起打倒帝国主义。”与此同时，联合会还与上海台湾青年团互相呼应，以留集台湾学生有志团的名义发行《援助台湾蕃族革命号召宣言》秘密送到台湾岛内各地。
对于这次起义，日本统治阶级不得不承认是侵台后“理番政策的大失败”。雾社事件之后，日本殖民侵略者屠杀台湾少数民族人民的罪行，特别是违反国际公约使用毒气弹的残忍行径，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谴责。当时，台湾民众党给国际联盟发去电报，揭露日军使用毒气残杀台湾少数民族的暴行，世界为之震动。日本政府于第二年（1931年）不得不将驻台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革职。
雾社起义是台湾少数民族自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日活动，是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史上牺牲最为惨烈、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场正义斗争。雾社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向世人宣告，即使台湾已沦陷了35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也并没有停止，它激励着广大台胞继续进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它使台湾少数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精神，传遍了全世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莫那鲁道和雾社勇士们的英名，也载入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史册，永远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景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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