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央不仅实行了新军衔制度，还为军队贡献突出的离休干部颁授了红星功勋荣誉章。
该勋章共分为两级，一级的标准是“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军队离休干部”。
如果按照这些条件，开国中将、曾担任过大军区正职的干部完全可以获得一级勋章。然而，曾主政甘肃多年的却仅获二级。
不仅荣誉方面奇怪，冼恒汉的待遇问题也很奇怪。他曾经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费，一度要靠借钱度日，到1984年才定为享受正军级待遇。
要知道早在近30年前，他就已是实权的大军区正职，几十年过去，地位反而越来越低。他身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以至于有这么多不寻常之处？
冼恒汉1911年出生于广西奉议，早年就读于县立师范，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知识分子。后来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时，他积极选择投身其中，并参加了1929年我党领导的百色起义。
一开始他在红7军中战斗，后来随部转移，进入中央苏区。经过党务部门的培训后，冼恒汉被安排到湘赣苏区工作，逐渐成长为红六军团下的出色政工干部。
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军处境日益艰难，为配合中央主力、吸引敌人注意，红六军团先行转移与红二军团会师。于是，冼恒汉就作为红二方面军中的一员，参与了接下来的长征。
虽然冼恒汉是南方人，但他对西北的感情更加深厚，1936年随部抵达陕北后，他就一直在大西北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跟随贺老总不断转战，曾担任八路军120师385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西北野战军出色的政工干部，“诉苦三查”运动中非常亮眼，成功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得到彭老总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冼恒汉继续留在大西北，担任过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5年获得两大荣誉——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改制后的兰州军区政委。
在建国初期，大军区正职基本由上将出任，冼恒汉能成为其中的“少数”，一方面是有“山头”因素，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能力确实出众。
本来他一直在为西北的和平建设做贡献，也的确有很大成效，然而，大运动到来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7年，由于局势愈发不稳定，中央决定派出部队去维护地方秩序。冼恒汉时任兰州军区政委，被点名负责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省的“支左”活动。
对此，冼恒汉毫无经验，只能是按上面的指示来做。在这段时间里，他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如何改善农业、发展工业、促进建设等等，让他感觉还是军队的事务更简单。
晚年冼恒汉曾对人说过：有些事情，上面指明要处理，那有什么办法？只好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处理，有不合适之处，也是按照指示去处理的。
这倒也不是推卸责任，毕竟任何事情都无法脱离现实，上级下达命令，他不做，那第一个就会被拿下。所以，身居高位也是为难啊。
毛主席对他的情况也是了解的，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特别跟即将接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说：冼恒汉同志是个老实人，你到任后可不能欺负人啊。
但是，兰州军区很快还是产生了矛盾。在冼恒汉所著的回忆录中，对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都赞誉有加，对韩先楚却颇有微词。
这主要在于，韩先楚抵达兰州军区不久，便开始大提意见，导致两人在工作中摩擦巨多。
在韩先楚看来，无论是战备训练、边防建设、战术水平，还是开会方式、军区绿化、汇报程序等等都有问题，需进行全面整改。
冼恒汉已经主持兰州军区近20年，韩先楚这种全盘否定的方式，几乎就是在指责冼恒汉工作能力太差，这让人心情怎么好得起来。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韩先楚和冼恒汉彼此不配合，整个军区内部极为压抑。冼恒汉感觉实在难受，就直接给中央写信，希望将韩先楚调走。
1975年12月，军委派干部下来了解情况并试图调解，可惜没取得效果。组织想着让他们多接触接触，说不定能磨合好，可冼恒汉很快又写信，表示如果韩先楚不走，就自己走。
闹到这一步，那就必须得处理好了，主持军委的叶帅邀冼恒汉，苦劝目前国际形势紧张，两个人都还是不走为好。
领导都出面说了，冼恒汉也不能不识趣，后来他就跟韩先楚磕磕碰碰过了数年。直到1977年6月，一道命令改变了一切。
本来冼恒汉位高权重，兼任着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兰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甘肃省第一书记等多项要职，但进京开了次会后就全部被免去。
那次会议，主要围绕着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对冼恒汉进行批评。前面说过，冼恒汉当初执行上级命令，做过一些比较“左”的事，只要想挖，很容易就能挖出来。铁路局事件闹得比较严重，所以就被当成典型处理。
往后的几年里，冼恒汉一直在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安排，没想到一等就是5年。
1982年，组织终于通知他回甘肃解决历史问题，本以为能给自己开口的机会、好好商量着来。然而他去了后才发现，上面已经定了性，最终结果与他的想法落差太大，让他无法接受。
冼恒汉悲愤交加，突发心肌梗塞，还好抢救及时，保住了命。此后的一年里，他都在医院养病，还接到文件，让他退出现役，按师级待遇安置，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这个结果让他很想不明白，他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很多身不由己。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自己挨整，是受害者；“四大”过后，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换做谁，都难做。
看他的经历，这并不是推脱之语。在运动之初，冼恒汉曾被扣彭、贺“死党”的帽子，身体严重受到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对两位老首长进行污蔑。
至于后来针对过别的干部，他也不是下命令的人，上面要求，他能怎么办呢？
1984年，冼恒汉从师级待遇提为军级待遇，生活总算好过一些。1988年，组织授予他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二级的标准是：
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大校以下军衔或未被授予军衔的军队离休干部，包括这期间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但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职、降级或撤职处分的军队离休干部。
冼恒汉就属于这后面一种，有些唏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