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中央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国家点名了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宁夏12个省市，除了基本民生工程外，2024年不得出现新开工项目。

探究其根源，实质上在于中央对负债较重的省份设定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限制，可有业内人士却提出观点，此番多地基础设施项目的暂停，或许并不全然是负面消息，反而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即将迎来重大转型的一个先兆。

近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不仅在国内遍地开花，更将触角伸向了海外市场，展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国内城市内部，地铁网络的不断完善，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城市的运行效率。同时，一系列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如体育场馆、会展中心、机场等，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海外，从非洲的铁路、公路，到欧洲的港口、桥梁，再到亚洲的电站、水厂，中国基建的身影遍布全球。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十周年里程碑。在这十年间，中国企业已累计承揽超过200个重大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成为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亮丽名片。

中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实现了对发达国家近百年发展速度的赶超，完成了众多前所未有的工程壮举，因此被誉为“基建狂魔”。

其实在这股基建热潮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基建不仅要花费巨额资金进行建设，其运营和养护成本同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信用扩张最为迅猛的时期，过度基建往往埋下了隐患，一旦财政收入下滑，高昂的维护成本便可能让地方政府陷入困境，难以为继。

2024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基建发展，特别是国内众多城市的基建设施状况及后续的基建规划，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即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也开始感受到地方基建维护成本和持续运营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设施的自然老化加上使用频率的增加，使得维护需求日益迫切。然而，与建设初期的大规模投资相比，后续的运维资金往往难以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和保障。

年初之际，甘肃省天水市因负债推进有轨电车建设项目而遭受通报批评。该项目一期年收益仅为160万元，而运营成本却高达约4000万元。至于二期工程，由于资金未能及时到位，至今仍未建成。

近年来，遭遇停运、拆除或建设停滞的有轨电车项目屡见不鲜。

上海张江有轨电车1路，在运营了13年后，迅速停运并拆除了轨道。天津开发区有轨电车一号线，在运营16年后，也宣布停运并开始拆除工作。

在海南儋州，有一座投资超过4000万的海头高铁站，建成8年却未投入运营，因为日客流量不足百人，导致铁路部门亏损严重。

而在桂林，虽然星罗棋布地分布着9座高铁站，但部分站点如五通站的日均客流量却不到200人次，这样的投资显然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反而加剧了债务风险。

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16.3%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名义经济增速的7.8%。截至2023年末，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已达到惊人的40.74万亿元。

在这场债务风暴中，上述12个省市尤为突出，它们不仅债务余额庞大，而且债务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负债率排名多处于全国前列。尤其是青海，其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GDP）甚至高达739%，成为债务危机中的重灾区。

截至2023年末，青海的债务余额已经攀升至3337.42亿元，负债率突破70%大关，这一数字显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转而观察甘肃省，2023年的交通建设预算投资额高达1300亿元，这一数字不仅超越了安徽省，还跻身全国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在2023年全年新增债券的累计发行规模达到了886.8亿元，这样的债务压力不仅加剧了财政收支的缺口，还严重限制了其他民生项目的资金投入。

追溯这12个省市陷入债务危机的原因，不难发现，过去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大力举债搞基建项目。然而，部分地区的基建项目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有的甚至成为了装点政绩的“面子工程”。

就例如，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在过去几年间，累计向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借款高达147.32亿元，并全部转借给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于偿还其存量债务，最终形成了新增隐性债务73.97亿元。

这样的案例在12个省市中屡见不鲜。

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形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干预。2023年下半年，随着一系列化债政策的落地推行，“47号文”将上述12个省市列为重点化债省份，要求它们“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并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

除了供水、供暖、供电等基本民生工程外，省部级或市一级在2024年不得出现新开工项目。

今年9月19日，财政部甚至通报了8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新增隐债7例、化债不实1例，总计金额达116亿元。这些案例不仅覆盖了全国各地，而且问责主体更多元、违规行为更多样。不仅有6年前的违规案例被揪了出来，还有官员被终身追责，即使调任和辞职也难逃其咎。

当然，暂停大规模基建项目并不仅仅是为了化解债务风险，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然而，这种模式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渐递减，且可能导致资源的错配和产能的过剩。

国家通过暂停部分省份的大规模基建项目，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度依赖投资向消费、创新等多驱动模式转变。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12个重点化债省份在债务化解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来看，这些省份的GDP增速和财政收入总规模增速均有所回升。

例如，内蒙古的GDP增速达到了7.3%，吉林、重庆、青海的财政收入增速超过15%。同时，城投债市场也呈现出积极变化，城投债规模显著压缩，融资成本显著下降。截至2024年3月20日，重点化债省份总体已变成了净偿还状态，月度发行总规模均小于偿还规模。

然而，化债之路依然漫长而艰难。这些省份的债务负担依然沉重，高收益城投债规模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存一定规模。此外，基建项目的全面暂缓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短期内的阵痛。如何在化债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成为摆在这些省市面前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