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正在上海等候党组织分配工作的陶铸，因叛徒出卖，不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后又被转送到南京，关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被捕后的陶铸在狱中也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但他却用自己顽强的意志坚守下来。

图|陶铸

那时候的陶铸，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法庭接受审判时，法官曾问他：

“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义？”

陶铸义正严词的回答道：

“我不骗你，你就是放了我，我也不信三民主义。”

陶铸在法庭上义正严词，从“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开始谈起，慷慨激昂，一番演说竟然打动了法官，于是，法官从轻判处陶铸无期徒刑。

据陶斯亮回忆，解放后，陶铸还又见到了这个法官，那时两人亲信与当初见面时又有不同，陶铸还问了一句：“当年你为什么没有判我死刑。”

这个法官回答道：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我觉得留下你，没准将来国家有难时会有点用，就没杀你。”

但也就是在狱中期间，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哥哥陶自强竟然跑到监狱来劝说他投降。

图|陶斯亮晚年

据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文章《回忆与思考——父亲五十周年祭》中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些共产党中黄埔出身的人还是很爱惜的，为了“挽救”他们，都是先找人来劝降他们。

毫无疑问，劝说陶铸最得力的人选，还是与他有些嫡亲血脉关系的兄长陶自强。两人当年都考上过黄埔，后来都选择参加了革命，只是在被捕入狱后，陶自强并未扛下来，而是选择妥协。

可惜的是，陶铸还是陶铸，他始终没有屈服，蒋介石后来又派了一位颇具分量的叛徒一起出面，都没能动摇了陶铸的决心。

对于那段在狱中的生涯，陶铸后来有过回忆：

“那段监狱生涯可以算作我的大学，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监狱中学的。过去我仅仅只是读过一些私塾，在当时来说算个小知识分子，但是蹲了4年监狱后，在其中学习了大量的知识。”

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陶铸与一大批狱友才被营救出狱，要知道那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正筹划如何杀掉在狱中被关押的中国共产党“要犯”。

图|1937年9月26日，陶铸（前排左一）被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与难友合影

陶铸离开南京后，立即赴任武汉，并在武汉与分别多年的夫人见面，时隔多年后，曾志回忆起当时丈夫的样子，还忍不住有些辛酸：

“他瘦的要命，四年铁窗生涯弄得他脸色苍白，两颊深陷，越发显得眉重眼大，一件对襟盘扣夹袄，套在一身骨头架子上晃荡，这哪像个28岁的青年！说40岁也差不多。”

陶铸在狱中四年，始终坚持斗争，而与他一奶同胞的哥哥陶自强却没能挺过这一关。

陶斯亮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曾详细的谈到过家族的前世今生。

陶氏一族祖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因在洪武年间中举，被派到湖南祁阳来做官，从此以后他们家族就在祁阳安家，一直延续到近代。祖父陶铁铮（陶斯亮语），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后来回到了湖南祁阳老家隐居。育有三子一女。

图|陶铸

对于祖父那一辈儿，因为陶铸生平谈的比较少，陶斯亮了解的并不多，只知道爷爷后来因为得罪了当地一个土豪劣绅，就连同兄弟被杀害了，奶奶含辛茹苦的抚养家里几个子女长大。

陶铸和哥哥陶自强，小时候都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本来按照正常的情况，两个孩子能一同上学下去，但因为爷爷去世，家族落败，奶奶无力供养家里孩子上学，所以只能有一个选择辍学。

陶铸后来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哥哥。

要说起来，倒也不能算奶奶偏心，当时陶自强在学业上确实要更出众一些，尽管陶铸也有求学的打算，但为了家庭，他只好牺牲自己，陶斯亮也在文章中称：

“我伯伯更是个读书的材料，书读得最好。于是全家人决定让我爸爸辍学，赚钱供我伯伯继续上学。”

辍学那一年，陶铸才10岁。

从这一天开始，陶铸便打柴、放牛，依靠劳动补贴家里的开支，小小的年纪，他要把沉重的木头从山上扛到山下，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这段路开着车，也要走很长时间（陶斯亮语），可想而知对于那时尚年幼的陶铸来说，是何等的艰辛。

尽管如此，陶铸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在劳动间隙时常看书自学，偶尔也向哥哥请教，渐渐有所长进。

图|陶铸在东北

1925年，还是木排小伙计的陶铸到了武汉，那时大革命的思潮席卷全国，陶铸深受影响，也坚定了他想要参加革命的想法，陶铸后来还对女儿说：

“武汉是我的第一个启蒙点，我在那里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

陶铸毅然决然的放弃木排生计，打算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陶铸以前只接受过私塾教育，文章大致上过关，却从没接触过算数，因而落榜。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陶铸半工半读，最终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巧的是，这一年陶自强也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一说陶自强为黄埔六期）。

尽管陶铸是复习了一年才考上黄埔，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学习上确实很用功刻苦，到这时开始，陶铸才终于在学业上赶上了哥哥。

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7年12月底，广州起义失败后，陶铸奉令回到家乡祁阳组织农民武装。

而陶自强这时跟随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当年），陶自强在广州住旅店，因说祁阳话，因缘际会结识了陈浩（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被聘为黄埔军校入伍生22团2营书记官，后来陈浩因个人恩怨，想杀了蒋介石小舅子毛秉礼（时任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事败被泄打入死牢，还多亏陶自强说情才保住一命。

图|陶铸与夫人曾志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陶自强前往武汉，担任武汉警卫团3营上尉副官，因汪精卫也在积极筹划反革命运动，陶自强因在街上贴标语“打倒汪精卫”，还差点被捕过。

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后，陶自强所在的武汉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率领下，本来是要一同参与，但因为耽误了时间，部队抵达奉新县时起义军已经南下，所以卢德铭后来率部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改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陈浩任一师一团团长，陶自强任军部书记员。

九月的长寿街战斗中，陶自强因脚被炸伤，还与毛主席同屋过。

在陶自强早期革命生涯中，受陈浩的影响非常大。

在秋收起义中，因部队严重受挫，很多人都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其中就包括身为起义军领导人的余洒度、陈浩。

余洒度受党的前委委派，前往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结果到上海后对革命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因而脱党。

而陈浩性质更加恶劣，他企图拖枪叛逃。

1927年12月，在湖南茶陵湖口，陈浩与徐恕、黄子吉与参谋长韩庄剑阴谋拉着起义军一个营，打算投靠国民党军方鼎英部，好在当时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察觉了陈浩的阴谋，并及时派人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不顾危险，亲自带领一个排追上的部队，并将企图叛逃的陈浩、徐恕、黄子吉、韩庄剑逮捕。

图|陶自强

严格意义上来说，整件事对陶自强的影响也不小，当时他正担任一团团部书记，也因为这件事的缘故，陶自强选择回到了老家祁阳。值得一提的是，陶自强选择回家的这段时间，恰巧是弟弟陶铸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的时候。

不久之后，陶自强到福建寻找党组织，后来就留在了福建，先后担任过莆田中心县委委员、仙游县县委书记，

1934年，陶自强担任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县委书记。

尽管兄弟两人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但因为土地革命时期条件艰苦，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只是让陶铸也诧异的是，等到他们兄弟再次见面的时，陶自强竟然已经成为“叛变者”。

陶自强担任莆田中心县县委书记后不久，即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随后在狱中受到酷刑，因鼻子被灌入大量的凉水，陶自强还患上了萎缩性鼻炎。

可作为一名黄埔毕业生，陶自强不可避免的受到拉拢，但他没能挺过来，而是选择了妥协。并奉令去劝降同样在狱中被关押的的弟弟陶铸。

兄弟两人也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陶自强叛变后，并没有选择出卖同志，这一点需要强调。

陶铸1937年获释后，在武汉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同妻子曾志一起专门拜访了儿时的好友兼同乡徐任吾。

图|中央军人监狱旧址内景

徐任吾早年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徐任吾脱党，但没有选择自首，陶铸也很信任他，当年在福建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给妻子留下的通信地址就是徐任吾的住址汉阳鹦鹉洲，他那时在鹦鹉洲一个果园里看果树。后来又辗转到了汉口替人看房子。

陶铸之所以找徐任吾，是因为要弄清楚一桩公案，当年他被捕后，住在广州养病的曾志曾拜托徐任吾给关押在南京的丈夫送信，本来这件事情做的很机密，但不知道为何，突然有一天，国民党当局搜查了陶铸的牢房，将那封信搜走了。

更重要的是，陶铸通过观察发现，国民党当局似乎有准确的消息来源，直接就是冲着这封信来的，陶铸深为妻子的安全感到担忧。

当陶铸把这件事说出来的时候，徐任吾忍不住叹了口气：

“唉，这还要从陶耐存（即陶自强）说起。”

陶自强与徐任吾关系一直很不错，当年陶自强选择“自新”叛变后，被国民党福州警备团团长看中，做了团长书记官，他把在汉阳的徐任吾也一并叫了过来担任司书，当时曾志的这封信经汉阳辗转至福州交到徐任吾手上后，徐任吾立即就转给了在南京监狱的陶铸。

可千不该万不该，徐任吾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陶自强，陶自强又顺嘴告诉了叛徒周剑心（原福州地下党党组织成员，叛变后加入军统）。

周剑心听徐任吾说了这件事后，立马带着特务赶到了南京，从陶铸身上搜出这封信，并计划按照信上的地址去抓捕曾志。

敌人阴谋虽然没有得逞，却抓捕了在广州的李端。

图|曾志

事情至此得以真相大白，陶铸也忍不住感慨：

“原来如此！我就奇怪，怎么单单把曾志的那封信给搜走了，我还以为是广州的李端出了问题，之后便没敢再给他写信，同时也没有再受到曾志的来信。”

陶自强听说弟弟陶铸到了汉口，也立即赶到了徐任吾家里，希望能见一面，陶铸一开始本不打算见，毕竟陶自强在国民党当局做官，而且还是个自首叛变的人，但考虑到他自首后，并没有出卖同志，于公于私，陶铸还是选择了见面。

据曾志回忆，这次见面的过程很平淡，大家聚在一起只是谈论了一些家常，临别时陶自强见陶铸穿的很单薄，还将自己身上一件毛料衣服脱下来给弟弟穿上。

回去以后，陶铸就将衣服挂在墙上，许久没有理会，一次偶然的机会，陶铸打算拿这件衣服去晒，结果从口袋掏出一张小纸条，居然是蓝衣社便签（蒋介石成立的带有特务性质的复兴社组织，其下辖特务处也是军统前身）。

陶铸忍不住大发雷霆。他对妻子说：

“耐存（陶自强）这家伙还参加了蓝衣社，真是可恨！今后不要再理他。”

一直到全国解放，陶铸都没有再跟兄长有过往来。

陶自强担任国民党当局的县长，在解放前夕率县大队起义，之后回到老家祁阳，担任祁阳中学校长。

图|1954年，陶铸、曾志夫妇与陶斯亮在家门口合影

1951年10月，陶铸回老家湖南祁阳，这次回乡，陶铸十分低调，他对地方政府约法四章：

“第一不准迎接；第二不准宴请；第三，不准送礼；第四，不准放鞭炮。”

之后陶铸头戴斗笠。身穿布衣挨家挨户进行调查访问。

10月12日，陶铸到祁阳中学去看望当校长的哥哥陶自强。

随着时移世易，当年的一切都已经过去，陶铸也忍不住有些感慨。

兄弟俩中午就在食堂吃了一顿饭，还有学校的一些老师陪同，陶铸一进去，就看见桌上摆着几道菜，于是问哥哥：

“兄长，兄长，这饭菜是公款报销的？如果用公款，那可不对啊，这钱由我支付好了。”

陶自强听了他的话，也只是淡淡一笑：

“这是我私人请吃饭，保证不揩公家一分钱的油，你就放心吃吧！”

听到这句话，陶铸才满意的笑道：

“这就好！我们干革命的一点要公私分明，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这也是兄弟俩为数不多聚在一起吃饭的场景。

图|陶铸夫妇与毛主席合影

兄弟俩在分别是，陶铸还是忍不住对陶自强说：

“你过去的经历不适合当校长，这样会误人子弟的，还是当个普通教师吧，你适合教书。”

陶自强沉默了好一阵，最终他看着弟弟点了点头。不久之后，陶自强就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专心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

然而到了后来那个特殊时期，陶铸与妻子曾志也遭到了莫名的打击。

也许是遭到了什么压力，1967年8月，陶自强突然站出来，宣称弟弟是“叛徒”，还说当年在南京监狱，是他亲自出面劝说弟弟投降的。

这件事情对陶铸的打击很大，他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两眼发直。

陶铸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1969年11月30日去世，享年61岁。

在陶铸去世后，他的遗体以“王河”的名义火化，一直到9年后才被找到，家人根据他生前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葬在广州白云山，以纪念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中南工作时的功绩。

1978年年底，中央为陶铸召开了追悼大会。

陶铸的家乡祁阳也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当年之事本就悔恨的陶自强听说后，还提出要求希望能出席追悼会，结果不被允许（也有一说陶自强出席了追悼会）。自此以后，陶自强的身体便每况愈下，不久后更是确诊为癌症。

图|陶铸、曾志夫妇与女儿陶斯亮合影

1982年，自知来日无多的陶自强给弟媳曾志写了封信，信中对当年往事表达了悔恨之情。

“我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一句话：宽恕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可怜人吧！”

曾志没有选择回信，是她的女儿陶斯亮瞒着母亲给伯父写了一封信：

“伯父，我不再记恨你了。”

一切恩怨往事，尽数尘归尘土归土。

1982年7月，陶自强因癌症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