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读者朋友来过御史的家乡徽州，就一定亲眼见过“许国牌坊”，许国牌坊是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是徽州地区的一张名片。诸位不要误会，御史并不是为家乡宣传，只是想借此话题来聊一聊明代的内阁大学士。

许国牌坊上赫然写着“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那么御史便要提出一个问题：许国的武英殿大学士为何排在礼部尚书之后？

御史曾写过一篇关于张廷玉官衔全名的文章，他在《明史》编撰完成后，署名就是“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世袭三等伯”，显然保和殿大学士排在吏部尚书之前。

明代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阁制度取代了前朝的宰相制，内阁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以后，发现自己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因此深感“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当年他就设置了四辅官。

四辅官皆草野儒士，他们此前没有从政的经历，与朝中勋贵也没有什么牵连瓜葛，朱元璋很放心。然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四辅官因不谙朝政，无法满足朱元璋对辅政的要求。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宣告废除四辅官，这也是明太祖对辅政形式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废除四辅官后，朱元璋开始选用翰林院编修、检讨等低级别官员，他们被加上一个“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的头衔进入辅政队伍。

洪武十五年，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品级定为正五品，这也是明代殿阁大学士之始。注意，此时的大学士并没有“内阁”之名。

明成祖即位后，对洪武、建文朝的辅政形式稍事变通，创立了内阁制度。他恢复了洪武时期的翰林院的设置，继续用翰林官辅政，并使之制度化、固定化，辅政地点就在文渊阁。

起初的时候，不设殿阁大学士，以后又把殿阁大学士作为阁臣晋职、升职、兼职的岗位。因为文渊阁在午门之内，入直人员需在内廷办公，所以才有了“内阁”之说。

永乐时期，阁臣的品级不高，有的还不到正五品，且当时内阁权力也很有限，“不得专制诸司，亦不得相关白。”

尽管如此，永乐朝内阁作用不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成祖死于北征途中，当时军中公侯勋贵甚多，但最终还是内阁商议定策，决定秘不发丧，这也说明内阁的地位在当时内外廷臣心中已经举足轻重。

内阁的发展期主要是指洪熙、宣德和正统初年，此后至正德朝则是发展期的延续。

从洪熙朝开始，内阁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仁宗即位之后，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在内阁办事。

以后，杨士奇、杨荣皆迁尚书，又晋太保、太傅。仁、宣之后，以侍郎、尚书入阁的比例越来越大。

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一是殿阁大学士不一定是内阁成员，只有入直文渊阁办事，才算进入内阁；二是阁臣没有固定的品级，凡内阁大学士加公孤和太子三师、三少，则为正、从一品；加尚书、侍郎为正二品、正三品，若无加官只是大学士，则为正五品。

明代六部以吏部尚书地位最高，仁、宣时期还没有吏部尚书入阁的，至景泰三年，王文才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阁。随着阁臣的品级不断提升，内阁的地位就越来越显要了。

进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后，阁臣的地位达到全盛，这一时期内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内阁的地位超过六部。早在仁、宣时期，内阁和六部就围绕权力分配与在朝地位开始了明争暗斗。弘治四年，丘濬以礼部尚书入阁，与吏部尚书王恕俱加太子太保，都是从一品。

按照六部排序，吏部在礼部之上，所以王恕地位自然比丘濬高。弘治六年二月群臣在乾清宫与宴，席位排定的时候丘濬位在王恕之上，而王恕怒而不让。

这件事在明代历史上很有名，表面来看只是两人意气之争，但实际上反映的是内阁与六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至正德、嘉靖以后，内阁班次已经在六部之上。

二是内阁首辅地位的凸显，成为权臣。内阁一般由五至七人组成。内阁多人，必有一人主持阁务，这就形成了首辅制。

一般来说，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来确定。内阁地位提高，首辅的地位自然更高。弘治以后，只有首辅才能秉笔票拟，地位、名望与次辅、群辅有很大差别。嘉靖以后更涌现出了一大批权力膨胀的首辅，严嵩、徐阶、张居正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是内阁侵夺部权。明代法定的行政长官是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不得挟制。但是从嘉靖朝开始发生了变化，凡六部重大政务，都必须“关白”（关白就是禀报、汇报的意思）。

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创立了考成法，以内阁控制六科，又通过六科控制六部，内阁凌驾于六部之上已趋于制度化，张居正也就成了明代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已与宰相无异。

从万历后期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内阁的权力有所下降，进入衰落期。

有明一代，内阁大学士本身的品级并不高，只有正五品。开篇提到的许国与张居正是一个时代的人，他于万历十一年以礼部尚书入阁，不过许国在内阁的地位并不高，连次辅都没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