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球各地都出现了贫富加速不均、举国资源加速集中在少数大型跨国集团手中的现象。

在东亚诸国中，情况甚至更加严重──路上的小店、老店不敌连锁业者；金融集团对各国政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拥有绵密政商网络的地产、实业集团，动辄能够决定政府、国会的施政，甚至立法方向都能掌控。

而这些庞大企业的背后，常常是由一个或多个家族所常年把持掌握，历史更可往前追溯至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其台面上、台面下权力之大，利益网络盘根错节之广，往往更甚于由人民选出、受任期限制的政治领袖。

这种庞大的金融集团故称“财阀”。

在上一篇日本财阀兴衰史：军国主义的幕后黑手，与他们留下的罪恶足迹中，我们大致介绍了日本代表性财阀兴起的背景，与其在“明治维新”至二战前，如何在政商网络的建立，和军国主义的兴起中壮大。

但如同部分读者所言，日本财阀影响近代日本社会甚深，自然绝非只有与“军国主义”的互为表里而已。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将试图介绍与探讨日本财阀在二战前后的命运变化，与他们对日本社会“商道”和“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影响。

日本的经济在亚洲发展得较早，也是早期往欧美输出留学生的国家之一。在那个时代，留学生出国追求的是“国富民强”──日本以福泽谕吉为首的“海归派”，在见识欧洲列强和美国的繁华与进步后，回到日本看到日薄西山的幕府，下定决心要“让日本走出去，让世界走进来。”

不过福泽谕吉办的不是杂志，而是以教授西方科技、经济学、英文为主的私塾，也就是今天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

如同满清末年，清廷在惨痛教训中见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部分精英阶层开始思索外国富强的原因，推动洋务运动──日本在维新前后的朝野，也曾历经了一番改革阵痛。

在日本统治阶级，逐渐于明治维新前后达成从制度方面开始“学习西方、改变日本”的共识后，整个社会遂慢慢脱离传统“士农工商”的桎梏，也从“抑商”走向了“重商”的社会。

要说一个小吃店可以经营百年，一定有其厉害的“生意经”。日本商业相对稳健地发展了四百余年，除了时势外，商业精英们的背景与其经营哲学，也令人玩味：

我们先接续上篇文章，讨论日本军阀与财阀在二战后的命运。

早些年，日本的对外战役如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均犹如猛虎出闸，势不可挡。一直到偷袭夏威夷珍珠港之前，过度膨胀的信心，让多数日本人深信自己能够征服全亚洲，这也助长了军国主义与其相关财阀的气焰。

直到太平洋战线拉大后，美国正式参战，隔年启动了“曼哈顿计划”，研发人类史上未曾见过的武器——原子弹。

“小男孩”、“胖子”，两个看似戏谑的名字，却是杀人不眨眼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1945年8月5日，“小男孩”搭上B29轰炸机。8点16分，一跃而下──广岛市准备从军的日本青年、刚送小孩出门准备开始做家务的主妇、上学途中的小学生，便无差别地被定格在那一分钟。

在长崎，情况也是如此──这两颗美国种下的“大香菇”，至今在无数的日本人心中，仍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疙瘩。

但尽管大势已去，某些日本军阀仍认为，就算是核弹也无法打败“大日本帝国”，日本应该战到全国一兵一卒都不剩为止才算输，即从1944 年左右起，常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之口号“一亿玉碎”、“一亿总特攻”。从今日的角度来看，实在很疯狂。

当然，这个疯狂的“一亿玉碎”最后并没有被执行。天皇随后透过广播“玉音放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接着，盟军驻日总司令部以代表盟军的形式设立于东京，由美国远东军司令兼驻日美军总司麦克阿瑟担任最高司令官，达成“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实质，正式登陆日本本土、并且“接管”日本政府。

战后，除了东京大审判，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一追究日本军国主义领导者的战犯责任之外，作为共犯的日本财阀，也遭到盟军驻日总司令部的清算：

盟军驻日总司令部当时的实际态度，更是将日本财阀视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也是日本全国政经实力再起与否的关键，必除之而后快。

因此在协助日本建立新宪法的同时，也设立了“解散财阀”的目标，并将之列为盟军占领日本后，实施经济民主化的三大主要政策之一。

甚至在东京大审判判决出炉之前，解散财阀的工作早已开始进行：

在1945年9月，盟军驻日总司令部颁订“解散财阀”的规定后，便陆续要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与安田“四大”为首的日本财阀，“自动”提出“解体计划”。

但虽说是“自动提出计划”，事实上盟军驻日总司令部的规范方针已经极为清楚：财阀家族必须出清手上所有持股；被列为“财阀”的关系企业主要干部会长、社长、部长等必须离职；原先以“控股集团”形式连接的企业体，必须被分拆为受严格资本上限控制的个别公司等。

1946年，盟军驻日总司令部更进一步成立负责“财阀解体”的执行机关──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要求各财阀家族交出所有持股，委托委员会进行出清。

在当时的规划中，三井财阀预计被分拆为200间公司，三菱财阀则预计被拆散为140间公司。同时，由于“财阀干部离职令”之故，根据当时统计，日本全国更有多达3500 名以上的专业人士“被辞职”。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盟军驻日总司令部所订立的“财阀解体”计划，从未被完整而确实地执行完毕！

没有错，二战后，全球时局很快地迎来了“美苏冷战”的开端。历经短暂的拆解，日本财阀们再次嗅到东山再起的契机。

苏联的强势，让“美国爸爸”改变了对日本的安排──改为将日本视为防堵苏联扩张的重要基地，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也从“控制”转向为“扶持”。

于是这些传统财阀们，纷纷以各自的银行为核心，重新通过台面上、台面下的“关系人放款”交易，将资本与家族影响力，再次集结于一度被打散的企业体，准备继续干他们最熟悉的生意：赚战争财。

随着朝鲜战争与越战打得越来越火热，加上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与相对安稳的国内情势，日本商界甚至迎来了空前绝后的成长。日本财阀也因此有惊无险地从毁灭的边缘中重生，更因此发展出避开监督、并影响日本派阀政治甚巨的“影子政府”模式。

例如，在40年代末期，垄断资本的巨大怪兽──新财阀们，组成了一个至今仍存在，且为人熟知的团体：“经团联。

经团联的全名为“经济团体联合会”，前身即为成立于1948年的“旧经济团体联合会”与1948年的“旧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整合而成。

原本应该当球员的企业，通过“财经建言”、“经济发展方针”、“产业咨询”等形式，当然还有背后庞大的政治献金输送，再次开始与身为裁判的政府越走越近，每年经团联选出的会长，甚至有“业界总理”的称号。

而“经团联”在美国实际统治日本的背景下诞生，自然也与日本政府有着“日本优先”的默契。除了影响政府的决策外，更扮演了带领整个日本前进的重要舵手──前进的规则，是不允许有任何一艘船前进太快；在某个企业落后时，大家也会放慢脚步，等待这艘船跟上。

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疯狂地成长：以1955 年开始的“神武景气”为开端，日本在制造业带头下，很快走出二战后重工业几乎全数停摆的黑暗时期。

当时日本有着外销“三神器”（即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的说法──通过低廉的人工成本，与日元贬值创造的高额汇差，日本企业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随后更以此将触角延伸到汽车、钢铁、造船等产业。

同时间，日本政府也不遗余力地举债扶持产业。日本的GDP总额，在1968年便超过西德，成为当时仅次美国的第2大经济体。

从70到80年代初，历经“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等两次变局，日本经济和产业发展二度情势险峻，却都因日本财阀和政界财经官员的“密切合作”而看似消弭于无形──例如日本政府自80年代“广场协议”后，开始通过央行大幅调降利率与对金融业“松绑”，补贴因为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而受到冲击的出口产业。却也因此造成“低成本”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股市等副作用，成为“泡沫经济”的滥觞。

不得不说，80年代至90年代初，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活得潇洒，出国旅游、大肆消费、万元钞票拿来点烟等等，随时散发着暴发户的气质。短短不到40年间，日本社会的集体气氛，再次从战败国的屈辱，转换成“日本第一”的骄傲与得意。

但是，看似不会破灭的经济神话，在1989年，三菱地所买下纽约地标洛克菲勒中心那刻达到最高峰后，泡沫被吹破了。

简单来说：在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经团联”有效率地带领整个社会迈向“均富”，是成；泡沫经济前，经团联影响下的日本政府饮鸩止渴式地忽略外部警讯，与其后“失落二十年”中，“大和舰队式”的企业文化，反而限缩企业的创新空间，是败。

最后，与其进一步讨论财阀的功过，我更好奇，这些带领日本走过四百年的“商业精英”们，存在着怎样的“商魂”：

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曾提到：“企业赚取利润，并不是为了己利，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

以先进的冶炼铜技术起家的日本四大财阀之一住友集团，其开山祖师爷住友小次郎告诫其后代：“宁静致远、淡泊名利。”

提倡“师夷之长以制夷”，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写的“海国图志”被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了两百万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

要理解日本财阀，除了前文所述的“军国主义”与“政商关系”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重点：这些在中国已渐乏人问津、甚至胎死腹中的思想与知识，却在东瀛，被以“经营哲学”的方式，发扬光大。

日本人对于外来的知识与文化，总会消化一番后变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产品、文化、思想。正如清教徒将追逐利益视为荣耀上帝的手段，日本人通过“将生命奉献给工作”，达成“修齐治平”的理想。

王阳明学说也深深地打入日本人的心──在物欲横行的现代，如何透过提升自己的修养道德，去除私欲进而达成社会和谐，是为“知行合一”。

换言之，日本财阀当然有着诸多弊端与恶行，但同时间，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独特性──不论“财阀”与否，许多日本企业的领导人，是打从心里相信“国富则民强”，而己身经营之企业、集团之茁壮，也等于日本国之富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看着“与民争利”、“杀鸡取卵”等等荒唐事，不断在我国上演，或许我们的企业家与财经官员们需要借鉴的，从来不是日本财阀表象的发展模式，而是多一点日本社会深层的“商魂”哲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