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风云际会的农村改革历史长河中，安徽省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屡屡站在改革的浪尖，引领风潮。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火种在此悄然点燃，照亮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步入90年代中后期，被誉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的“第三次农村变革”——农村税费改革，又在安徽勇敢地迈出了试点的第一步；

而当新世纪的曙光刚刚照亮大地，安徽再次挺身而出，不仅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勇立潮头，旨在激活粮食市场、提升农民收入、破解国有粮食企业的历史难题，更以“乡财县管”的改革创举，为缓解乡镇财政困境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这一系列农村改革的壮举，仿佛一股股清泉，自安徽喷涌而出，最终汇聚成席卷华夏的改革洪流，冲破了一道道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坚固闸门，推动着农村现代化的巨轮破浪前行。

自建国以来，安徽农村改革的历程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书写了一段段传奇。这背后，是多少艰辛的探索，多少风雨的洗礼，多少动人的故事，多少英雄人物的奋斗，共同见证了江淮儿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展现出的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宝贵精神。

首先，安徽率先推行责任田，开创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顶住各方议论与争议，毅然决然地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责任田制度。这一举措深得民心，当年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比例高达91.1%，粮食总产量实际突破900多万吨，实现了粮食的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次，安徽勇敢地迈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步伐，掀起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滔天巨浪。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将土地包干到户，这一后来被誉为“大包干”的制度，迅速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进而推向全省乃至全国。

从小岗村到皖东，从安徽省到全中国，“大包干”如同一把钥匙，迅速解锁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使得农业产量激增，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大包干”不仅成为了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更为后续的城市改革及其他领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改革。”

再者，安徽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迎来了我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2000年3月，安徽作为全国首个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勇敢地踏上了这条改革之路。全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都将在安徽试点的基础上，深入调研，积累经验，逐步推广。这次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其意义之重大，堪称我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邓小平同志在谈及农村改革初期的情况时，就曾明确指出：“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也曾回忆，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安徽、四川等省率先展开的。

回顾往昔，当时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米，找万里。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在经济落后、生活困苦的严峻背景下，省委痛下决心、勇敢探索的结果。1977年6月，万里同志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同年冬天及次年春天，他深入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所见所闻令人痛心疾首。在革命老区金寨县，农民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家庭几口人共用一条裤子，甚至有的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可穿；在淮北阜阳地区，有的农户过年时连白面都没有，为能否吃上饺子而忧心忡忡；在皖东滁县地区，农民们心酸地诉说着：“这年头，日子难过，没法子啊！”

“没别的要求，只求能吃饱肚子！”许多农民为了生计，不惜外出讨生活。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深深触动了省委领导的心，于是在1978年初，万里同志发出了既饱含深情又坚定有力的声音：“如果今年秋后哪个县再发生讨饭的情况，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去讨！”“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什么样的政策条件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绝不能再有讨饭的现象！”

次日，万里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周曰礼在会上做了详尽的汇报。然而，会议上的意见却出现了分歧。有人担忧地提出：“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这是不能干的。如果我们改革组表态支持农民，那岂不是违反了组织原则？”又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真的要支持农民，那首先应该向中央报告请示，等中央同意后，我们再表态也不迟。”就这样，讨论了一上午，意见始终无法统一。

下午，会议继续进行。万里让王光宇先发言。王光宇深情地回顾了安徽推行“责任田”的艰辛历程，他感慨地说：“‘责任田’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克服当时的困难，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现在，农民们提起‘责任田’，仍然满怀感激，他们亲切地称之为‘救命田’。”王光宇接着表示，可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包产到户，至少在那些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进行试行。

万里对王光宇的看法表示了赞同，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发言。他说：“王光宇对责任田的回顾对我们很有启发。他有两句话讲得非常深刻、精彩，也极富哲理性。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都要用实践来检验。’他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经过深思熟虑，万里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提出了一条建议：“我们可以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先搞一年。到年底总结的时候，如果这个办法好，我们就全面推广；如果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有人担心这会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王光宇、顾卓新、赵守一等人立即表态支持万里的建议，其他同志也先后表示同意。最终，会议形成了一致决议：由周曰礼率领一批干部在山南公社进行试点，暂时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然而，这个消息却在肥西县不胫而走，“包产到户”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了全县，很快就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其他地方听说后，也纷纷效仿。

尽管省委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面子太大，不好收场，但万里却坚信这是顺应群众要求的正确之举，他坚持不动摇。山南，作为安徽肥西县的一个公社，因万里的包产到户试点而“近水楼台先得月”。

已调任至中央的万里同志，对于安徽所遭遇的困境深感忧虑。他一方面紧急调动各方力量，有力地回击那些对联产到户政策的无端指责；另一方面，他坚定地向安徽的改革者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必须顶住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坚守信念不动摇。在此期间，他还多次亲自向邓小平同志详细汇报了安徽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情况，力陈其利。

正值安徽农村改革风雨飘摇之际，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安徽肥西县的大部分生产队已经实施了包产到户，结果增产效果显著。就连‘凤阳花鼓’里唱的那个凤阳县，多数生产队也采取了大包干的做法，一年之内便实现了翻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做会削弱集体经济，但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一番话，犹如一剂强心针，为安徽的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6月初，当谈话的精神传达到安徽时，人们无不为之振奋，之前的争论也逐渐平息下来。那些原本犹豫不决的地方，也开始迅速加快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步伐。到了1980年底，全省已有78%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一制度，其中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分别占到了44.8%和21.08%。而到了1982年6月，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更是达到了36.8万个，占据了生产队总数的95%，改革之风吹遍了安徽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