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也是一位被誉为开先锋的人物。他在哲学史、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等领域的学术实践，提供了一系列至今仍在使用的观念和方法，如评判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等。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胡适的思想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因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是有害的，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意图彻底清除胡适的自由主义影响。

这场运动不仅限于学术界，更波及政治领域，大批胡适的著作被禁，其思想在大陆遭到全面否定。不过，虽然批判胡适的思想，但对于他本人，毛主席并没有放弃争取，仍旧希望能够将其吸引回到大陆，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其实胡适对关于他的思想批判内心的想法是觉得自己胜利的。但对于回大陆的邀请，却多次拒绝，这是为什么？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带着新知和新思潮，应蔡元培的邀请，加入了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行列。此时的胡适，与陈独秀共同倡导新文化运动，他们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犹如春雷激荡，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胡适的名声因此水涨船高。

与此同时，年轻的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接受教育，深受新文化和新思潮的熏陶。

1919年暑期，毛泽东毕业后，由章士钊介绍，获得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职位。在这里，毛泽东有机会旁听了胡适热门的课程，如《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并逐渐成为了胡适的旁听生。

毛泽东对胡适的敬仰不仅停留在课堂上，他还特意拜访过胡适，向其请教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胡适对于留学观点的批判，这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未来的选择。

当时，毛泽东同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一样，曾考虑过赴法勤工俭学，但在和胡适深入交流后，他决定留在国内，专注于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

次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并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展示了其政治理论的成熟。这篇文章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并在《每周评论》中推荐。由于胡适的推荐，这篇文章及《湘江评论》的影响力也提升了很多，同时也为毛泽东后来的政治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胡适对毛泽东的早期支持并非无原因。胡适本人虽然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他对于改革与实践的重视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这种共鸣在毛泽东组织“问题研究会”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会议议题正是受到胡适提出问题研究的启发。

正因如此，毛泽东也对胡适极为尊重。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两人因为思想主义的不同，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胡适一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暴力革命策略。他坚信进化论和改良主义，认为社会应通过渐进的改良和西方的议会选举制度实现和平与发展。

不过虽然认定国民党为国家正统，胡适却反对一党专制和独裁，他从不参加政府，始终保持个人独立与批评的自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胡适的政治立场和他的国际行动，更是凸显了他的思想独立性。在旧金山，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联合国大会，就如何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与中共代表董必武进行了长谈，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规劝共产党放下武器，单纯从事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次年，当国民参政会的民主人士访问延安时，毛泽东通过胡适的旧学生傅斯年向其表达问候。胡适对此反应是混合着感慨与旧日友情的回忆，他草拟了一份电报，希望通过此举影响共产党的策略。

然而，在抗战胜利后的胜利气氛中，这份充满一厢情愿“规劝”的电报未能引起毛泽东的理财，因为当时毛泽东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已抵达重庆参加和平会谈，但胡适一直记得这件事。

几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崛起和国民党政权的逐步败退，蒋介石逃离大陆。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仍保持着对胡适的个人敬重，希望他留在大陆，不要跟随国民党逃离。中共中央曾讨论过如何处理胡适的问题，毛泽东甚至提议让胡适担任图书馆长，显示出对这位学者的尊重及利用其知识影响力的期望。

然而，胡适对这种邀请持怀疑态度，他的一位作为地下党员的学生曾向他转达延安的消息，请他留下，但胡适以一笑置之，对共产党的真诚持保留态度。

1948年底，胡适乘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往南京，次年只身一人前往美国。

胡适在美国的寓所里度过了长时间的流亡生活，那是一段充满忧郁和不安的岁月。

这种处境的形成，部分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学术界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1951年底，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推进，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高等院校纷纷对胡适的学术思想展开批判。到了1954年，这种批判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运动，涵盖了所有高等院校、学术研究单位及整个文化界。这场批判的声势浩大，范围广泛，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

这场批判波及广泛，知名文化人周扬、胡绳、王若水等都参与了对胡适思想的激烈批判，使得曾经的“学界泰斗”胡适一夜之间成为了声名狼藉的人物。

尽管面对如此激烈的批判，胡适却表现出了难得的坚韧与乐观。他深入阅读了《胡适思想批判》的全部八辑，这些批判性文字共计约二百万字。

胡适甚至曾想对这些批判作出总体回应，但在好友叶公超的劝说下，他选择了不作深入回应，叶公超提醒他，在政治斗争中文字并非最有力的武器。

胡适将这场自上而下的批判看作是对他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一种异样胜利，甚至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抬举和宣传。他对友人表示，这些谩骂的文字也使他感到某种愉悦和兴奋，因为这些“毒素”具有一定的抗毒和防腐作用。

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的一次宴请中也表达了对胡适的复杂看法，他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尽管如此，毛泽东承认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贡献，“不能一笔抹煞”，并表示之后会为胡适恢复名誉。

然而，胡适对于留在美国的决定始终坚定不移。即使面对大陆方面的邀请和批判，他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

当北京方面试图联系他，表达：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时。胡适笑称：“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1949年，胡适刚刚离开大陆不久，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作者是陈垣，胡适的老朋友和前北大教授。

这封信委婉的表达了中共领导层试图争取胡适的想法，反映出即便在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并没有放弃做争取胡适的工作。

陈垣与胡适的关系源远流长，两人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邻居，学术交往甚密。1948年底，胡适在即将飞往南京前曾给陈垣写信，劝他南下。

然而，陈垣选择留在了大陆。胡适在美国得知这封公开信的存在后，最初通过英译本接触到信的内容，感到极为重视。但在连续多日的深思熟虑后，胡适开始怀疑信件的真实性。尽管信中引用了他给陈垣的最后一封信的内容，使得胡适确信信件非伪，但细读中文本后，他又开始怀疑其真实出处。

胡适深入分析这封信的内容，发现其中不少宣传性质的词句，如提到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及“批判萧军”，并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作伪”，甚至觉得“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通过与友人蒋廷黻的讨论，胡适进一步确定这封信虽以陈垣名义发出，实际上已被共产党的文人重写，加入了政治宣传的内容。这使得胡适断定在共产党统治下，学术思想绝无自由。

半年后，胡适在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回应了这封信，以《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为题发表文章，展示了他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

1956年，毛泽东在接见知识分子时表达了对胡适复杂的看法，指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不可抹杀，应实事求是地评价，并提出在21世纪为胡适恢复名誉。

胡适之所以显示出坚持不懈的顽固性，是因为他深信必须捍卫并推广他所倡导的思想——杜威的实验主义。这套理论主张通过实证和实验方法改造社会，目标是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类似于美国模式，但这个想法，实质上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胡适对自己的信念有着无比的执着，这种信念在1929年7月1日他给李璜、常燕生的复信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他在信中写道：“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 这句话表明了他对思想自由的坚持及对反对意见的零容忍。

当中共开始广泛地批判他的思想时，胡适的回应显示了他对于思想审查的蔑视和反抗。他感谢对手在“铁幕”内宣传他的思想，即使是通过批判的方式。胡适坚信，“思想是无法清算的东西”，这体现了他对知识自由的绝对信仰。

自20年代起，胡适就已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他思想上的最大敌人，他不仅积极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还与时任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结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不圣联盟”。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对抗在中国逐渐壮大的共产主义势力。

虽然胡适与共产党的对立非常明显，但毛泽东及中共领导层却从未完全放弃过争取胡适。他们在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与胡适沟通，希望能够说服他回到大陆，共同参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然而，胡适坚决地选择了留在美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回到台湾。

毛泽东曾经说，可能要等到21世纪才能为胡适“恢复名誉”。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胡适的许多思想和贡献开始被重新评估，逐渐获得了较为公允的认可。

目前披露的材料显示，被认为是胡适的全集或全编的文集，实际上并不完整。特别是一些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反共的文章、讲演、书信等内容，如《〈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宣言》等，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部分作品的存在，使得对胡适的评价充满了争议和复杂性。

历史学者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颇为中肯，他指出：“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圣人……”。从学理上讲，胡适作为“启蒙大师”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并没有“批不倒之理”。昨天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明天还将如此。在评价胡适时，存在着持续的争论和动态的观点变化。

尽管过去对胡适的批判很多，但当前和未来对他“恢复名誉”的努力也在不断进行。这种恢复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名誉的修复，更是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学术贡献与错误的全面评价。如何“替他恢复名誉”，以及恢复什么样的“名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慎重考量。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胡适的历史角色。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在学术上推动了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他的某些行为和主张也有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教导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才较为确凿。”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单一视角的偏见，全面、客观地理解胡适及其作品。

“替他恢复名誉”的工作，最终目的是为了启发当前和未来的青年，使他们能够清晰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从而形成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这种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引导，确保我们的评价不偏离正确的历史和价值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