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事变”和“断发令”的实施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怒，朝鲜人民纷纷组织义兵反抗日本侵略者以及朝鲜亲日，声称：“吾侪奋起，将此等日人攘出国境之外。”

以柳麟锡、李昭应为首的义兵队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日本人以沉重打击，驻朝日本外交官员向日本汇报：“日本在朝势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朝鲜的官员和市民，连在朝鲜的外国人也开始盛行排日风潮，政治上日本如今只能将重点放在维持已有的势力范围而无暇顾及其他，经济上由于朝鲜国内四处起义，兵力分散之情况下派去的军队难以达到目的，如果任由局势继续发展，日本没有希望恢复原本在朝鲜的港口商业，进一步增加日本失去在朝商业权利的风险。”

但运动由于缺少先进的指导纲领，加上敌我力量悬殊，义兵斗争以失败告终。但亲日与日本方面因义兵运动消耗了大量注意力与精力，到1896年春天时，朝鲜亲日不得不派遣军队，四处朝鲜国内各地反日义兵，连原本驻守汉城的士兵都被派遣到了安东府，王宫的守卫空虚也为高宗摆脱日本控制创造了机会。

朝鲜亲日内阁并没有能改变此时的局面，这使得“春生门事件”后的朝鲜亲俄派大臣得以喘息，并再度谋划推翻亲日。而日本对高宗的态度也因此受到影响，暂时不威胁其生命而是采取怀柔政策，避免重蹈闵妃覆辙，进一步刺激朝鲜人民。

同时日本借高宗的名义，企图名正言顺地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这也恰恰给足时间让高宗与俄国方面继续联系，为之后摆脱日本的控制埋下伏笔，因此朝鲜反日义兵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引俄拒日”的进程。

1896年2月2日，高宗通过藏身俄国公使馆的大臣李范晋，给俄国送去求助书信，说有人想趁朝鲜国内叛乱之际，入宫刺杀高宗和太子，希望可以去俄国公使馆躲避。42月10日，驻朝俄国公使韦贝尔和士贝耶经过商讨，二人从停靠在仁川港的俄国军舰“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号上，抽调了100多名武装士兵奔赴汉城的俄国公使馆提前守卫。

2月11日高宗与皇太子一起逃出王宫，转移到俄国公使馆，这一事件被称为“俄馆播迁”。高宗一抵达俄国公使馆便发出告示，声称“国运不幸，乱臣贼子年年作祸”，下令逮捕亲日派大臣金弘集、郑秉夏等人，解散亲日内阁，组建起以金炳始为的亲俄，废除之前亲日颁布的断发令等政策。朝鲜亲日内阁垮台，亲俄内阁得以建立与发展。

2月13日，士贝耶给俄国发去电报：“可以认为，在帝国公使馆的精神支持下，朝鲜国王果断实行的和平取得了圆满成功”。“俄馆播迁”事发当天，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便向日本外务大臣报告：“国王、世子今日拂晓伺宫内官吏之隙，潜入俄国公使馆，同时颁布如下之诏敕于市街各所，并更迭内阁之员。

人心稍稍不稳，然无任何变动之征兆。被称为日本党之人过半遭逐斥。事已如此，除尽快动用兵力外，别无手段。然动用兵力不免与俄国冲突。因相信眼下尚非起此种冲突之时机，故决心至贵大臣发来某种新训令为止，始终以温和手段应对。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在2月15日发表社论：“现已成为朝鲜国王以及世子亲临商谈组织新内阁的场所，如此这般，我国对朝政策遂以失败告终，不能不使吾人悲哀。”由此得出日本因“俄馆播迁”而深受打击，可以被视为朝鲜自主外交下“引俄拒日”活动的关键转折。

日本方面曾对外宣称，俄方将高宗“拐骗”至俄国公使馆：“2月9日，俄国暗中知会在汉城的朝鲜大臣李范晋让其谎报高宗，称日本人在与大院君和朝鲜亲日派商量罢黜国王，为安全起见，请秘密转移到俄国公使馆。”

但自2月2日高宗便通知俄国公使士贝耶，请求移驾至汉城的俄国公使馆，除了受闵妃身亡的影响担心自身安全外，也反映出此时高宗秉持着“引俄拒日”的外交目的。因为高宗到达俄国公使馆短短15分钟后，便召见官员逮捕亲日派相关大臣，以及立马安排后续一系列的举措。如果不是坚持“引俄拒日”或是被“诱骗”至此，相关诏令不会如此迅速下达。

“俄馆播迁”使朝鲜亲日内阁垮台，在朝亲日派势力受到极大打击，随后日本经过商议决定与俄国协商共管朝鲜，并知会俄国希望能够让高宗重返王宫，并以日本从王宫撤军，和劝说高宗任用亲日派、亲俄派官员而共同组建朝鲜新内阁为交换条件。

而俄国也因为在中国、印度掠夺特权受到英国、美国等方面的压力，选择暂时不与日本激化矛盾，准备回应日本共管朝鲜。经过双方一系列谈判，1896年5月14日，俄国公使韦贝尔与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签署了《汉城协议》。

不管是《汉城协议》还是《莫斯科协议》，都能反映出日俄两国都没有帮助朝鲜实现独立的意愿，反而增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比如不经朝鲜同意各自拟定日俄驻军数量；劝谏高宗干涉朝鲜大臣的任免；控制朝鲜财政收支，并在此基础之上同意朝鲜组成自己的军队和警察，但实际上经济被日俄把持的朝鲜，根本无力组建军事力量。

条约内容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其实质是因为远东国际局势复杂，俄国没有绝对实力将日本驱逐，因此将“保护”朝鲜和帮助朝鲜实现“独立”作为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为积攒力量击败日本后一劳永逸的独占朝鲜。而日本则是不甘“俄馆播迁”后在朝势力的衰败，将已获得的利益拱手相让。因而双方互相让步，签订了具有暂时妥协意义的相关协约。

朝鲜方面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896年5月朝鲜使节闵泳焕抵达莫斯科，原本是向俄国请求保护高宗的安全，并商议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和借款事项。得悉日俄签订协议后，闵泳焕询问洛巴诺夫日俄签署协定传闻是否属实：“俄日两国所有的共同行动或许对两国有利，但对朝鲜则是最为严重的灾难。朝鲜请求俄国将朝鲜置于独占的保护之下，或者直率的拒绝共同行动。”

洛巴诺夫的回答是“不会拒绝对朝鲜的援助，但也不想与日本发生纠纷。”闵泳焕对此感到不满，他提出朝俄缔结同盟条约，但均没有收到俄方的任何回复。最终俄国只是向朝鲜派去军事教官与财政顾问。不管是“联日排清”还是“引俄拒日”，朝鲜王朝寄托于借助一个“强国”的扶持去摆脱另一个“强国”的控制，这无疑受到之前朝鲜与中国保持长时间宗藩关系的影响。

可日俄两国与中国对朝干涉目的有根本区别，中国基于保护自身边防安全和维护宗主国地位而对朝鲜加强干涉，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争夺，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朝鲜半岛展开的侵略竞争。短时间内驱狼吞虎或许可影响政局一时，但却永远无法在二者的“帮助”下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反而将自己卷入被列强瓜分的尴尬境地。

而日俄两国在朝秘密签订条约相互妥协，实际上宣告了朝鲜“引俄拒日”的自主外交活动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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