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1946-1949年美国驻中国大使，任职时间仅有三年，但由于其任职期间正是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变化的阶段，也因此他命中注定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本文希望用一系列的资料文献对他的一生经历，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迹进行阐述，以供朋友们阅读参考。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英文姓氏为John Leighton Stuart，Stuart家族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苏格兰人，最早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是三兄弟，司徒雷登的六世祖约翰.斯图尔特排行第二，斯图尔特家族从第二代起便人才辈出，既产生了内阁部长、大学校长和南军骑兵指挥官，也产生了和林肯总统的姻亲关系，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罗伯特.斯图尔特是林肯总统的姑父，并且由于与林肯总统的亲戚关系，使得司徒雷登在返回美国南方接受教育时受到生命威胁。

司徒雷登自其祖父大卫.斯图尔特时便投身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位于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的斯图尔特女子学院，从事妇女教育。他的父亲约翰先后从事教育和神学，并于1868年赴中国从事传教事业，此后在中国杭州度过了46年的传教生活。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赫顿在约翰返回美国疗养期间与其结婚，并在两人结婚后于1874年共同回到中国杭州生活。

约翰夫妇除了传教也在当地从事教育工作，母亲协助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父亲则短暂创办了一所男校，司徒雷登是约翰夫妇四个儿子中的老大，出生于1876年，他们一家生活在杭州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司徒雷登在11岁时与父母和兄弟们一起回到美国，并在一年后父母返回中国后与弟弟大卫一起留在阿拉巴马州一个南方小镇莫比尔的姨妈家里开始接受学校教育。

这段在美国的日子给自小生活在中国的司徒雷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美国的一切格格不入，“我们穿着早年上海流行的原始的英国式衣服，谈吐间全是我们接触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大人腔调，这一切都显示着我们与同辈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对他们的言语、习惯、行为，我们一点也不了解。”在学校上学以及和亲戚朋友一起时，司徒雷登感到受尽了嘲笑和愚弄。

1892年，司徒雷登进入潘达珀斯学院读书，司徒雷登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年。1893年，他进入哈姆普顿悉尼学院，这是一所1776年由大陆会议创建的著名学府，该学院在1931年的美国名人录中排名第一，而哈佛大学仅名列第三，司徒雷登在学院读书期间十分优异，经常名列班级第一，毕业后回到潘达珀斯学院任教，并在那里担任了三年教职。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里士满的协和神学院学习，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在经过痛苦深入的思考后，司徒雷登与同学和好友雷西.莫夫特于1904年同一天与一对亲姐妹结婚，并于同一年四人一起回到中国从事传教事业。

司徒雷登在杭州传教，终于与父母重聚，但他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不热心，相反，他在教会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不久，他遇到了人生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由美国长老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邀请他加入，此后，司徒雷登便踏入了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便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1919年1月，一份名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书放在了司徒雷登的面前，这是由美国教会组织决定联合两所教会学校组建的新教会学校，这个新学校的名字充分说明了美国教会对中国的茫然无知，因为“北京大学”这个名字早已存在，并且是中国文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它的校长是蔡元培。了解中国情况的司徒雷登则将新学校改名为“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校长这个头衔也将成为司徒雷登与中国最贴近的名称。

司徒雷登为创办燕京大学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尤其是在募捐方面，主要资金都来自美国国内的民间筹款，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他也以燕京大学校长的身份遂行了他的教育理念，包括大学管理的中国化、学术交流的国际化等等，他把创建一所伟大的学校作为人生的伟大事业来追求。

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为司徒雷登结识交往更多的中国各阶层精英提供了良机，这些精英人士包括从西方归来的知识分子、各地的军阀官僚、甚至还有在民族危机中不断成长的青年群体，他深深同情因民族危亡而崛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他深入接触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流利的中文甚至熟悉多个方言为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留在了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北京，在1937-1941年期间，他多次因帮助中国人而被日军逮捕审问。珍珠港事件后，司徒雷登被日军正式监禁，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被释放。

重获自由后，司徒雷登回到燕京大学，并在1945年10月10日举行了恢复课程的开学典礼。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另一次突变，从此，他的名字将与中国历史牢牢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