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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K
首先，在你阅读这篇内容之前，我要强调一点，文章内容绝不是倡导抑郁的人不服药，而是告诉大家一些关于抗抑郁药物的发展历史，至于你选择怎样需要听从医嘱。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抑郁药的处方大幅增加，英国每六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在指定年份服用抗抑郁药，而青少年中有2%在指定年份服用抗抑郁药。”
1965年，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希尔德克劳特（Joseph Schildkraut）首次提出了“抑郁症血清素假说”，通过药厂的营销，这一假说被简化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 “化学失衡”理论。2005年12月，SSRI抗抑郁药的广告充斥着美国杂志、脱口秀节目和网络电视。
抗抑郁药物发展史其实真正的抗抑郁药物起源于1954年，那一年人类发现了具有抗抑郁效果的化学物质，后来仅仅过了34年，1988年第二代抗抑郁药物“百忧解”被批准上市，帮助了一些抑郁患者，但并不能彻底解决所有抑郁人的困惑。
1992年，百忧解仅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就突破了十亿美元大关。
作为第一个成功上市的SSRI类抗抑郁剂，百忧解取得巨大成功引诱其他药厂紧随其后，后来辉瑞公司左洛复 (Zoloft) ，也就是我们国内熟知的舍曲林，在1992年成为第二个上市的SSRI。
1999年，SSRI类药物的“首席代表”百忧解荣膺美国《财富》杂志“世纪产品”。
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这类抗抑郁药物的局限性，例如为什么至少有20%到30%的抑郁症经过至少两次不同程度药物治疗仍然无效，还有就是复发等问题直到现在一直困扰着人们。
抗抑郁药物和安慰剂一样？早几年，有一篇关于抗抑郁药物的内容引发圈内人转发，事实上其中内容有个人主观判断成分，不过也值得思考。
内容中，他举例1965年，一位叫亚里克·科本的英国医生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说：那些药物能起作用，可能是因为增加了大脑中一种化学物质的水平，这种物质叫做“血清素”。注意，他说的是“可能是”，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可能只是个猜想而已。
其中哈佛大学医学院厄文·基尔希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他把参与者分为三组，第一组吃糖豆豆不过却告诉他们吃的是抗抑郁药物。第二组是吃的抗抑郁药物，不过却实话告诉他们。最后一组什么都不吃。结果是，吃糖豆的那一组也会出现缓解症状的情况。
厄文·基尔希
教授亲自带队仔细测算出药物对抑郁的缓解大概有25%，和人体自然康复的区别不是太大。
自2006年以来，在英国，仅抗抑郁药的处方量就增加了180％。而且，每11个人中就有1个人正在服用抗抑郁药，但全社会抑郁症的发病率并没有明显下降。
美国精神病学家、《身体从未忘记》的作者巴塞尔·范德考克说，很多抑郁症在童年经历过殴打、抛弃、忽视，甚至性侵，或者目睹家庭暴力。进而指出，遭到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是精神／心理障碍的主要人群。
可是，现在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抑郁症的诱因不清楚。这个观点其实有待商榷。所谓不清楚，其实是生理－精神医学的说法，人文－心理学看得很清楚。
西方疾病殖民的阴谋
研发百忧解（PROZAC）的美国药企礼来公司
先从日本聊起，日本学者中北顺子介绍1859年疟疾爆发，日本医学文化从养生转向卫生，开始学习西方医术，这个时候“神经衰弱”这个概念也在日本兴起，比如著名日本心理学家森田正马博士小时候就一直遭受神经衰弱困扰。由于这个问题被大肆宣扬为一种“精英疾病”，所以神经衰弱很快被很多人接受，而且有些人甚至以患上此种疾病为荣。
关于抑郁症，一开始日本人并不是很接受这个概念，大家和中国人一样会有病耻感，但在2000年前后，日本进入了经济萧条期，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正处于寻求变革的时候。
有人提出，关于抑郁状态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解释，可疾病体验却是可以通过改变文化观念来塑造。
越是有问题的时候，一个民族的文化，就越容易接受外来的观念。美国制药巨擘葛兰素史克公司，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当时大家并没有对抑郁这个现象有更多关注，可那个时候自杀的人却越来越多，就在这个节点兰素史克公司通过国际抑郁与焦虑共识团体，向日本发出警告：抑郁在日本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西方科技即将伸出援手。
于是，抑郁症药物开始以一种正义的、人道主义的形象，进入了日本市场。
那么如何通过观念来塑造一种疾病呢？制药公司的营销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
比如当时日本人觉得抑郁症就是一种罕见的基因问题，这样市场就太小了，为了弱化这个定义，药厂就打出了我们熟悉的“抑郁症就是心灵的感冒”这样的标语。
这个标语首先传递出抑郁就和感冒一样，大家不必有太多羞耻感，其次吃抗抑郁药物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当时日本很在意自杀率的问题，由于长期萎靡不振的经济完全成为了抗抑郁药物的卖点，甚至有人宣传不解决抑郁症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例如严重影响工作效率等等。
上述图片就是当时的抗抑郁药物广告内容，其中图片大多都是女性角色，因为无论哪个国家女性都是消费的主导力量。
当时为药厂提供策略的人科迈尔教授后来也在反思说道：
“像我这样的人，之所以进入到文化精神医学领域，就是因为我们对文化的差异抱有兴趣，就像生物学家珍惜物种的多样性那样，会珍惜不同文化中关于疾病体验表达的多样性……但是讽刺的是，我们这些人沦为了操控文化差异的全球市场机器。”
支撑这类药物的最终信仰就是人们对美国科技的信仰，因为这些药物在临床上有效，所以他们就会有种天然的理所应当感，甚至把其推广到不同文化国度中，例如和日本文化相近的中国人。
回头来看，到底抑郁症是一个什么问题，至今可能还是一个迷，还需要不断探索来弥补生物医学对其的有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