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自成在北京待了42天，这42天里他都干了啥？3件事将其送上绝路
引言：
世人都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却鲜有人知这短短42天的统治，竟成了大顺王朝的催命符。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后，这座曾经天子脚下的皇城，迎来了这位来自陕西的农民皇帝。当李自成踏入紫禁城的那一刻，他可曾想到，自己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江山，会在短短42天内土崩瓦解？那些曾高呼＂闯王来了不纳粮＂的百姓，为何在短短一个多月后就改变了态度？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穿越回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看看这位农民皇帝是如何在42天内，一步步将自己送上绝路的。
一、皇城初入：权力更迭之际
1644年3月19日，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李自成的大顺军刚刚攻入皇城，可眼前的景象却让这位新君主颇为意外。那些价值连城的宫中珍宝，竟被四散奔逃的太监宫女们洗劫一空。李自成站在金銮殿前，连一个能说清楚宫中典制的人都找不到。
当时，一位叫做李若琏的太监被大顺军士兵发现。此人曾在明朝任职内官监太监，对宫中事务了如指掌。李自成当即召见了他，问道：＂宫中礼仪规矩，你可知晓？＂李若琏跪地答道：＂老奴在宫中数十载，对各项规制都甚为熟悉。＂就这样，这位本该随明朝一同覆灭的太监，成了大顺朝廷建立初期的重要人物。
正当李自成准备在金銮殿举行登基大典时，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措手不及。原来，崇祯皇帝逃走时，竟将传国玉玺带走了。没有这枚象征着帝王统治权威的印玺，登基大典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李自成只得命人连夜打造了一方新印，上书＂顺天行道＂四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自成开始着手建立新的朝廷制度。他任命牛金星为内阁大学士，令其负责处理朝政。但这位出身农民的皇帝显然对朝廷运作一窍不通，以至于牛金星不得不一边摸索，一边强行套用明朝的官制。
更让李自成头疼的是，大批投降的明朝官员涌入皇城请降。其中不乏当朝重臣，如礼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甘学濂等人。这些人虽然口称效忠，但李自成对他们始终心存疑虑。一来是担心他们心怀二意，二来是这些文官说话办事都带着文人的繁文缛节，与他率性而为的性格格格不入。
就在李自成为如何安置这些降臣烦恼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门来。此人正是明朝内阁首辅范景文的女婿宋献策。宋献策对李自成说：＂大王若想长治久安，就得用这些读书人。他们熟悉朝廷制度，懂得治国之道。＂
这番话引起了李自成的重视。他随即下令，凡是愿意投效的明朝官员，一律按原品级任用。一时间，大批文官纷纷入仕。然而，李自成并未真正重用这些人，而是让他们挂着官职，实际上并无实权。这种做法，为日后统治埋下了隐患。
此外，李自成还在建立新朝廷时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将自己的亲信分别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这些人大多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将领。可问题在于，这些将领虽然能征善战，但对治理国家一窍不通。他们的粗鲁作风，常常得罪那些明朝老臣，使得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二、统治失序：军纪败坏之始
进入北京城后的第三天，一场意料之外的骚乱在东城区爆发。几名大顺军士兵闯入当地富商赵家，不仅抢走了家中财物，还将赵家的女眷掳走。赵家族长赵明瑞冒死前往皇城请愿，却被守门将士拦下。这样的事件并非个例，仅在头七天内，类似的抢掠事件就发生了数十起。
原本李自成军队入城时曾下令＂秋毫无犯＂，但随着时间推移，军纪逐渐松弛。一些将领甚至公然违抗军令，带领部下在城中抢掠。据当时在北京的明朝遗臣王思任记载，短短十天内，城中富户几乎家家都遭到了劫掠，有些人家被抢了三四次之多。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抢掠行为很快就从富户蔓延到了普通百姓家中。在崇文门外的一条小巷，住着一户姓张的农家，家中仅有几亩薄田。一日清晨，几名士兵闯入要求搜查，声称在追查藏匿的明朝官员。等他们离开后，张家仅存的粮食和家具都被洗劫一空。
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大顺军高级将领的注意。李过就曾向李自成上书，指出军纪废弛会导致民心丧失。然而，李自成此时已经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军中将领开始效仿部下的行为。他们派出亲信，以各种名目在城中搜刮钱财。其中最为恶劣的是，一些将领甚至开始勒索降臣。以工部员外郎杨维垣为例，他被迫交出全部家产才保住性命。
军纪的崩坏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贪腐现象开始蔓延。一些军中将领开始勾结地方豪强，形成利益集团。在西城区，就出现了一个由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亲信组建的敲诈集团。他们以＂清查旧官产业＂为名，强迫当地商户上缴财物。
到了四月初，情况进一步恶化。一些士兵甚至公然在街市上抢劫。原本繁华的北京城集市逐渐冷清，商贩们纷纷关门歇业。大量居民开始逃离北京城，使得城中人口锐减。根据当时的记载，仅东城一带就有近千户人家在这段时间里逃离。
这种局面直接影响了大顺政权的财政收入。由于商业活动萎缩，税收大幅下降。为了维持军队开支，一些将领开始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他们甚至派人挖掘富户的地窖，搜查可能藏匿的财物。
更为讽刺的是，当初高喊＂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农民军，现在却强行向百姓征收粮食。在西直门外的村庄，大顺军竟要求农民们缴纳相当于明朝时期三倍的粮税。这种行为彻底击碎了百姓对农民军的期望。
到了四月中旬，北京城内已经是怨声载道。街头巷尾开始流传各种不利于大顺军的谣言。一些百姓甚至私下议论，说大顺军比明朝官员更甚。这种民怨，最终成为大顺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用人不当：人才流失之痛
四月初的一个清晨，礼部尚书倪元璐站在朝堂之上，向李自成提出了一份详细的人才选用方案。这份方案建议保留科举制度，并对原明朝官员进行甄别任用。然而，李自成只是随意翻看了几眼，便将奏折搁置一旁。这一幕，恰恰反映了大顺政权在用人方面的重大失误。
在接收明朝官员的过程中，李自成采取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做法。表面上，他允许原明朝官员继续任职，但实际上却对这些人极度不信任。以兵部为例，虽然表面上仍由原明朝官员主持，但一切军务决策都由李自成的亲信将领把持。这种做法导致朝廷政务运转极为混乱。
更令人费解的是，李自成对待投诚官员的态度前后不一。太仆寺少卿王鳌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王鳌永主动投靠大顺，并献上了一份治国方略。起初，李自成对其颇为赏识，但仅仅三天后，就因为王鳌永反对抢掠民财而将其贬为普通官员。
在人才使用上，李自成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过分重用军中旧部，而这些人大多不通政务。如大顺军中将领牛成虎，被任命为工部侍郎，却连最基本的公文都看不懂。这种情况在各个部门普遍存在，导致政府效率极低。
四月中旬，一件事情充分暴露了大顺政权用人方面的弊端。当时，户部尚书张存仁发现国库空虚，提出了一份详细的理财方案。这份方案建议停止士兵抢掠，恢复商业秩序，并通过合理税收充实国库。然而，这份建议不仅没有得到采纳，张存仁反而因＂心怀不轨＂被革职查办。
随后，大批有才能的官员开始寻找机会离开北京。其中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顾炎武，他在看到大顺军的用人方式后，便悄然离开了北京城。据统计，仅在四月份，就有超过二百名原明朝中下级官员离职逃走。
李自成的用人之道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过分偏信谗言。以工部主事李若谷为例，他曾多次进言要改革税制，却被李自成的亲信诬陷为＂明朝余孽＂。最终，这位熟悉财政的能臣被迫离职。类似的事件频繁发生，导致许多有才能的官员纷纷避而远之。
到了四月下旬，朝廷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一些重要岗位无人可用，不得不由军中将领兼任。这些将领虽然能征善战，但对政务一窍不通，导致许多政令无法正常执行。例如，当时负责粮储的将领刘芳亮，竟然将存粮数量计算错误，导致军需供应出现严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投诚的明朝将领也开始动摇。他们发现，在大顺政权中，军功远比才能更受重视。这种用人导向使得一些原本愿意效力的将领纷纷转投其他势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有德，他在看到大顺军的用人方式后，果断率部投向了清军。
这种用人不当的局面，直接影响了大顺政权的统治基础。到了四月底，朝廷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来处理政务。各个部门积压了大量公文，政令难以下达，整个政府机构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四、军事部署：致命疏忽之祸
四月二十一日，一份来自山海关的密报送到了李自成案前。报告中提到清军动向异常，疑似在集结大军。然而，这份重要情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当日，李自成仍在筹备他的登基大典，对边关军情置之不理。这个决定，最终酿成大祸。
在北京城的防务部署上，大顺军犯下了几个重大错误。首先是兵力分散。原本进京的大顺军有十余万之众，但李自成下令将相当一部分军队派往各地＂抚民＂。例如，大将李过带领三万精锐开赴河南，刘宗敏则带两万人马驻守保定。这种分兵使得北京城的防卫力量大为削弱。
其次是边关防务松懈。山海关作为京师门户，理应重兵把守。但实际上，大顺军仅在此处部署了不到一万人马，且多为新招募的士兵。守将高一功虽有战功，但所部训练不足，战斗力堪忧。相比之下，当年明朝在此地常年驻扎两万精锐。
军需补给方面的疏忽更为致命。四月下旬，负责军需的官员发现，北京城内的粮草储备仅够维持一个月。更糟的是，补给线也出现了问题。例如，从河南运往北京的一批军粮在途中被劫，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李自成对此并未采取有效措施。
在军队训练方面，大顺军也出现了懈怠。由于胜利来得太快，许多将士沉浸在享乐中。原本每日必行的操练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饮酒作乐。一位叫做王德化的小校记载，他所在的营地连续半月未进行任何军事训练。
情报工作的疏忽更是令人震惊。大顺军完全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网络。当清军开始调动时，竟然无人及时发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到清军抵达山海关外十里，守将高一功才得知敌军来犯的消息。这种情报上的迟钝，为日后的战败埋下了伏笔。
军队指挥系统也存在严重问题。李自成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指挥方式，各部将领没有自主决策权。当山海关告急时，前线将领需要等待北京的命令才能行动，这大大延误了军机。例如，守将高一功发现清军动向后请求增援，公文在各级部门辗转多日才得到回复。
更为荒谬的是，大顺军竟然在这关键时刻调走了一批老营精锐。四月二十五日，李自成下令抽调三千精兵到皇城，为即将举行的登基大典维持秩序。这些本应在前线作战的精锐，却被用来维护庆典仪式。
军需调配上的混乱也十分严重。比如，前线急需的火药被积压在通州仓库，负责运送的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调令，迟迟不敢擅自行动。而京城内储存的大量军械，却没有及时运往前线。
到了四月底，形势已经岌岌可危。清军主力正在向山海关集结，而大顺军却还在为登基大典忙碌。前线将士缺乏训练、补给不足，指挥系统混乱，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军事上的全面被动。就连一向善战的李过也在密信中提到，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不如前。
五、战略误判：覆灭之路
五月初，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山海关外展开。当清军主力向山海关推进时，守将高一功派出斥候探查敌情。斥候回报称清军不过数万人，远未达到足以威胁京师的规模。这个错误的情报判断，导致大顺军完全低估了即将到来的危机。
五月三日，李自成在得知山海关战事后，仍在举行大规模的宫廷宴会。当天，他甚至下令将原本预备增援山海关的三千精兵改派去保定，认为区区清军不足为虑。这个战略误判直接导致山海关在五月五日失守，清军如破竹般向京师挺进。
在应对清军进攻时，大顺军的战略部署出现严重失误。首先是对防线的错误布置。李自成命令大军分散驻守各个关隘，而不是集中兵力据守险要。例如，在独石口一线，本应集中万人把守的要道，却只派驻了两千人马。这种分散兵力的做法，使得各部难以互相支援。
更为致命的是对战场形势的误判。当清军突破山海关后，大顺军指挥部认为敌军会选择休整，随即放松了警惕。然而，清军却采取了急行军战术，以惊人的速度向京师推进。五月十日，当大顺军还在准备粮草调度时，清军先锋已经抵达通州城下。
在军事情报方面，大顺军的判断更是出现重大失误。他们错误地认为吴三桂部下的关宁铁骑已经在长城血战中损失殆尽。实际上，这支精锐骑兵不仅保存完整，还在清军的配合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五月十二日的通州之战中，正是这支被低估的骑兵，断绝了大顺军的退路。
李自成对战局的判断也存在重大偏差。即便在清军兵临城下时，他仍然认为凭借北京城的坚固防御，可以据守待援。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城中百姓对大顺军早已离心离德。当清军围城时，不少百姓暗中为其传递情报，有些甚至配合清军破坏城防。
在最后的决战中，大顺军的战略布局更是错误百出。他们将主力部署在德胜门一线，认为清军必定从北面进攻。但清军却选择了从东面的朝阳门发起进攻。当大顺军发现判断错误要调整部署时，城内已经陷入一片混乱。
最后的撤退计划同样暴露了战略上的短视。李自成命令部队从西直门撤退，却未能预见到沿途百姓的反抗。在撤退途中，不断有村民放火阻路，甚至有人故意制造假情报，导致撤退队伍多次改道，最终陷入被动。
五月十七日的凌晨，当李自成率残部离开北京城时，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安全的西路。这个决定再次证明了战略判断的失误。因为清军早已派出轻骑兵在这条路上设伏。当大顺军的队伍经过时，遭到了猛烈的打击。
在随后的溃退中，大顺军完全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他们本可以选择退守关中，凭借地利重整旗鼓。但李自成却带领残部不断西逃，最终在湖北境内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这一系列的战略误判，使得这支曾经威震天下的农民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