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4年，时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与力学所党组书记杨刚毅起了一场争执，两人争执的焦点是，力学所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科院力学所成立于1955年9月，当时钱学森还在归国途中，便被邀请担任力学所首任所长。杨刚毅是参加过红军的老革命，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建国后曾在全国供销总社任职，负责组织农村商品的收购、供应，1958年开始到中科院工作。
刚成立时，力学所按学科划分成立了6个研究室，但1958年大跃进开始，科技领域也同样被“大干快上”的思想影响，力学所原有架构被完全推翻，改为以“上天、入地、下海”为任务目标进行改组，其中“上天”又是重点，由力学所联合化学所建立二部开展研究。
也就是在这时候，钱学森和杨刚毅出现了明显分歧。
杨刚毅主张，力学所的力量应投入到直接研究固体火箭、地对空导弹等产品中，而对此钱学森并不认同，他希望二部更多地承担新型火箭燃料方面的基础研究。
他曾对科研处长姜伟说：“国家太穷了，搞不起那么多的试制和生产。既然五院负责航天，就让五院研究火箭，力学所配合他们做前瞻性的预先研究，做他们不会的东西。”
这也是钱学森对中国科研体系的最初设想，科研机构应大致分为两块：中科院力学所这样的科研机构，负责基础和前瞻研究，而国防部五院这样的设计机构负责工程设计，这样既能顾及眼前需求，也符合长期发展规律。
但这一颇具前瞻性的想法，却让杨刚毅勃然大怒，他当即给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打电话说：“钱学森反了，不搞先进武器，不搞小火箭，反而要去搞什么燃烧稳定性，拦着力学所为国家做贡献。”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分歧的核心在于：国家任务与学科发展，哪个优先？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所长必须服从书记领导，就连钱学森也无法例外，所以在张劲夫的斡旋下，他最后不得不妥协。事后钱学森不无遗憾地感慨：“我觉得很难受。作为一个力学所的基层组织党员，我服从组织。”
当时中国科学界的普遍观念是“唯结果论”，做出令人瞩目的最终产品才是成绩，而基础研究方面，即便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不被重视，很难被人看到。
这种思潮实际上持续了数十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些领导人批评中科院“不冒泡”、无作为，甚至一度考虑过解散中科院。
02
即便在那个大师云集的年代，钱学森也是那种少见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将才。
他本是美国科学界最耀眼的“明日之星”，1947年，年仅35岁便成为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在当时美国的大学里，大多数教授都要用2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到这个职位。
不过钱学森并不喜欢麻省理工的风格，他觉得麻省理工更推崇爱迪生而不是爱因斯坦，“老实说，我在这儿待得并不满意”。
他擅长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提供关键意见。
被称为美国导弹发展规划蓝图的著名报告《迈向新高度》（Toward New Horizon），9卷中有5卷出自钱学森之手。这份报告详细分析论证了超音速飞行、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可行性。由于这些工作，他受到美国总统接见，被颁予“二战和平勋章”和“国家服务优等勋章”，是五角大楼里唯一能够自由进出、并接触最高机密的外国人。
美军为钱学森颁发的特殊证件
归国后，钱学森对如何从零开始建立中国航空工业做了大量思考，他希望将过去在美国获得的经验带回中国。
在1956年写给国务院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他开篇就写到：“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做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
钱学森认为，建立强大的航空工业，需要遵循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原则：理论先行，试验接洽，工程实现——这也是他当年从导师冯·卡门那里学来的经验。拿火箭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燃料的燃烧稳定性。冯·卡门的做法是，先安排一部分人进行燃烧稳定性的理论研究，预研成功后再交给工程部门去具体实现。
钱学森原本想将这种模式延续到中国，却遇到重重阻碍，最后只能徒呼奈何，他的精力后来主要放在工程技术领域，而力学所的基础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止，成了他的一大遗憾。
这种遗憾其实也是那个时代很多老一辈科学家的心结。
今天回顾“两弹一星”工程，毫无疑问这是那个年代中国科技发展最耀眼的标志性成就，而其研发过程中取得的诸多成果，也为之后的中国航天打下了基础。种种艰难困苦，种种辉煌成就，早已深入人心，毋需赘言。
但凡事难以求全，少有人提及的一点是，当时几乎所有科研资源以及科研体系建设，都围绕国家任务展开。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强调了“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即根据国家的生产建设需要来组织科学研究工作。
大量科技资源集中在国防科技项目上，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些项目更侧重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对基础科学的投入相对较少，导致一些重要但不易出成果的基础研究被忽视。
“两弹一星”元勋、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隐姓埋名数十年，为中国的核武器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晚年时他也不无感慨地说，自己最遗憾的事，就是一生没做什么原创的东西出来。他一直想搞基础理论，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但国家需要，只能责无旁贷。当年钱三强找他谈话的时候说，氢弹干出来就可以走，他没想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同样经历的还有王淦昌，他曾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来在基本粒子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领导发现的“反西格玛负超子”，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科研成果。有人预言，照这么走下去，王淦昌离诺贝尔奖并不远。
王淦昌
但回国后他很快到核武器研究院报到，担任副院长。王淦昌在国际物理学界影响很大，国外很多人关注他，为了确保安全及保密，他改名“王京”，自此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直到1978年，隐姓埋名17年后，“王京”才又改名为王淦昌。
历史往往难以求全，站在今天回顾，我们无法苛责当年的决策，只能说，在当时体制局限、诸多条件不足、而国际环境又恶劣的情形下，其时尚孱弱的中国科技力量，难以避免留下种种遗憾。
03
2005年7月，温家宝去看望已94岁的钱学森。谈及中国的科研现状，钱学森向温家宝坦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自己的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人才紧缺的问题几乎一直贯穿钱学森回国后数十年的科研历程，也是钱学森心中的另一大遗憾。
1955年刚回国时，钱学森知道当时中国科研底子差，所以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进行了一次调研。结果非常不乐观：缺设备，缺工具，缺人才。一句话，百废待兴，几乎什么都要从零开始起步。他在笔记中写道：
“我从乐观一下变为悲观，真是觉得寸步难行……不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找出路，怎样白手起家。”
在种种问题中，又以人才匮乏最让人头疼。50年代初，虽然陆续有一批海外科学家返回中国，但独木难成林，光凭几个领头的科学家，还不足以造出原子弹、卫星和导弹。新生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科研机构，培养出自己的人才，形成一个有层次、有效率的组织系统。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简单的成立仪式后，他走上讲台为在场人员讲授“导弹概论”。当时台下坐着一百多名年轻的科研人员，但他们绝大多数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钱学森给年轻科研人员上课
1964年“钱杨之争”后不久又赶上文革，除了钱学森等被保护的少数人，大批科学家被打倒，人才培养严重断层，几乎所有领域的基础研究都无法开展。
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头人，“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与夫人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对核物理的研究因此中断。
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在家中被造反派殴打致死。姚桐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东方红一号”卫星总设计师赵九章，是中国空间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因不堪忍受迫害，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十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邓稼先，在一次氢弹事故中受到核辐射，去世时只有62岁。1990年，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曾对杨振宁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花的钱要比别的国家少得多，杨先生默默地摇了摇头，轻声说道：
“若从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成长于民国时期的老一辈科学家逐渐凋零，而新一代的人才培养又不幸被耽误。
拿钱学森自己来说，儿子钱永刚18岁时正赶上文革，兜兜转转之下荒废了十年，直到恢复高考后才得以考入大学，班上最小的同学比他小10岁，当他后来有机会赴美国读硕士时已经40岁。
而钱永刚在美国的堂兄弟钱永佑、钱永健，前者是世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后者更加大名鼎鼎，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动乱年代层出不穷的“运动”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培养，像钱永刚这样的绝非孤例。
杨绛晚年在《我们仨》中记述女儿钱媛时写道：“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04
1999年建国50周年，国务院表彰23位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们大部分有着相似的共同经历：出生于旧时代，留学欧美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在50年代初返回故国。
钱学森在提出人才之问时，着重强调了我们“没有一所按照创新模式培养人才的大学”。
民国时期的大学，学术上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大致能够体现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这种思想在建国后很可惜并没有能够延续下去。
改革开放后大学重新招生，教育走上正规，但多年来围绕应试教育、缺少创新文化的争议又一直不断。施一公在回答“钱学森之问”时写道：
中国大学生的理工科平均水平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可以比肩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应试教育的成效。但是，拥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拔尖学生非常缺乏。
距离钱学森提出人才只问已过去了近二十年，但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似乎至今仍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