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间，陕西鸡市眉县出土“天亡簋”，铭文记载武王灭纣之后，立即奔赴嵩山的天室峰举办祭天大典，向天帝称述周革商命，获得天帝认可，确立周人政权与宗教的合法性。史记中记载武王认为伊洛一带是“有夏之居”，在此可以“定天保，依天室”。
上世纪60年代，陕西宝鸡陈仓出土“何尊”，铭文记载武王计划在如今的洛阳营造“成周”，并定都成周，以“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武王灭纣之后，为何立即奔赴嵩山祭天，又为何将洛阳一带称为“中或”？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人们认为嵩山洛阳一带位于“地中”，天帝居住于地中之上，祭天自然选择最接近“天”的山峰，让天帝更能听到下界声音，听到武王称述“周革商命”的声音。
问题在于：武王为何以嵩山洛阳为地中，背后到底有何历史渊源？对此，现代考古发现一个又一个“巧合”，有助于破解夏朝起源之谜。
关于地中，接下来笔者按照历史演化顺序，大致简单介绍一下：
最迟70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立表测影，以确定时间与空间，“地中”的确定，就与立表测影相关。其中，立中之“中”，在中国文化中存在多种意思，代表地之中央的“地中”只是其中一种。
距今6500年前，河南濮阳的西水坡遗址中，已有四灵二十八星宿图。学者冯时考证认为当时已有“盖天说宇宙观”。这座遗址位置很特别，与接下来要讲的陶寺遗址大致位于同一纬度，即夏至正午日影长度近乎一致。
距今4200年前，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中，考古发现一把用于立表测影的圭尺。经过多方考证，确认陶寺遗址就是周髀算经中的“夏至正午日影一尺六寸”之地。其中，陶寺出土的圭尺上，在夏至日有特别的标识，显然是要突出夏至日日影。
由于陶寺遗存印证文献中的地中记载，因此可以确认陶寺已有“地中”概念，兼之陶寺当时必然已经进入国家王权时代。“地中”与“国家”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概念。正因如此，陶寺遗址也被称为“最初的中国”。
陶寺遗址与西水坡遗址大致处于同一纬度，两者夏至日影大致相同，那么为何如此巧合？或者说，陶寺先民特意选择与西水坡一样日影长度的陶寺遗址？虽然没有实据，但两者如此巧合，不免让人多想。
但在商末周初，地中转变到洛阳嵩山一带，故而武王在嵩山祭天，而这也印证了文献记载。周礼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就是夏至正午立杆测影，影子一尺五寸之地为地中，而嵩山一带夏至日影就是一尺五寸。后世王朝，虽然都城不在嵩山地区，但往往会在嵩山建造观象台，其实还是承认地中概念。
问题在于：陶寺地中标准为一尺六寸，商末地中标准为一尺五寸，那么地中为何发生变迁？以正常逻辑来看，地中应为强权定义，为自身政权寻找宗教与政治的合法性，因此地中变化应与强权变化有关。
以地中变化来看，最可能改变地中标准的是夏朝。背后逻辑很简单，陶寺王朝之后，最强大的是夏朝，而夏朝崛起之后，不可能认为自己不在地中、不是中央之国，否则如何获得宗教与政权的合法性，如何统帅天下诸侯？因此，夏人应会重新定义地中标准，以符合自身情况。
反过来说，按照一尺五寸地中标准来看，大禹政权应在嵩山一带，而现代考古一些巧合，印证了史书记载。
根据史书记载，大禹之父叫“鲧”，被封为“崇伯”。古时，嵩山名为“外方”，夏商时称“崇高”，故后人称鲧为“崇伯鲧”，即“崇”就是后来的“嵩”，今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带。
巧合的是，在郑州登封告成镇，也即嵩山脚下，考古发现一座奇怪的古城——王城岗遗址。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城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2020年。
首先：上个世纪，先发现两座并列的小城，其中保存完好的西城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本世纪初，又发现了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是同时期河南龙山城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
其次：在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2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
由于附近又发现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而史书记载“禹都阳城”，这不能不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即小城是“鲧之城”，大城为“禹都阳城”，大禹强大之后建造大城。
更为重要的是，郑州新密新砦遗址与王城岗遗址在时间上大致恰好承接，二里头遗址与新砦遗址又恰好承接，因此这三座都位于嵩山洛阳一带的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朝早期、中期、晚期三座都城。其中，偃师到登封直线距离只有40公里，到新密只有60公里，三者相距都不远，非常符合当时的交通水平。
也就是说，夏族居于嵩山之下，大禹建都于此，为了自身政权与宗教的合法性，由此重新定义了地中标准，即将地中标准定为“一尺五寸”。
最后，虽然地中看似虚幻，但在上古的确存在，“中国”这一称呼就是明证。而上古之所以误以为“地之中央”，这与当时认知局限性相关，也与当时追求政权与宗教合法性有关。
因此，通过地中这一线索，综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看，夏朝应起源于嵩山一带，或夏启时迁到新砦遗址，最终在中晚期迁到二里头遗址。
参考资料：《周髀算经》、《周礼》、《史记》、《冯时——文明以止》、《何尊铭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