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6日，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不辞辛苦，来到了位于成都布后街2号看望老上司熊克武。

熊克武过去任建国联军总司令期间，贺龙曾经是起麾下第一师师长。

贺龙在四川党组织干部的陪同下亲自到老上司家中探望，熊克武听说以后，惊喜交加，颤颤巍巍地走出门迎接，贺龙拉着熊克武的手回到屋中，一行人落座后侃侃而谈。

贺龙此番前来，一方面是受党中央毛主席、朱老总的委托来探望，另一方面是为了邀请熊克武重新出山参加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出力。当年熊克武主持川政多年，在当地很有人望，有他出山，西南的工作也会好做不少。

熊克武听后，并没有答应，而是惭愧地摇了摇头：

“我已经年老体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

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婉拒。

贺龙并没有放弃，而是耐心地劝说，希望这位老上司能“为建设新中国、新四川带头做贡献，做个继续前进的革命老人”。经贺龙再三劝说，熊克武最终答应邀请。

1950年1月10日，贺龙致电中共中央以及刘伯承、邓小平，举荐熊克武，并在电文中盛赞熊克武：

“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产......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自己一份力量。”

1950年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

6月28日，毛主席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尽管熊克武这时已经年近七旬，但为了国家建设，仍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熊克武是1885年生于四川，比朱老总还要大一岁，从年龄上来看，熊克武的资历那是相当的老。

1904年，熊克武东渡日本，也就是在日本期间，熊克武结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他领导的同盟会，1906年冬，奉同盟会总部之命，到四川开展武装斗争，熊克武这一年也不过只有21岁而已。

熊克武后来参加并领导了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以及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

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却又被袁世凯窃取，熊克武事后参加讨袁战争，结果遭到了失败，被迫逃亡日本。

孙中山自创建革命党以来，因为缺乏经验，忽视群众的力量，以至于几次遭到失败，在革命斗争中。熊克武虽然身先士卒，屡立战功，但从思想上来说，他更倾向于黄兴，也正因为有了争执，熊克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始终游离于革命阵营之外，并几次参与四川军阀混战，争夺权力。

1918年3月，孙中山正式下令，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

熊克武掌握四川军政大权后，深感川中连年战乱，百姓受苦日久，于是决定整理军队，恢复四川秩序，尽管他执掌川中军政大军时间并不久，却依然做出了不少的成绩。

有评价称，熊克武执掌川中军政大权的两年时间里，是自辛亥革命以后，四川人民生活以及政局最稳定的一段时期。

可惜的是，四川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随着军阀不断开战，熊克武后来制定的一些限制性措施，也基本上成为一纸空文。

尽管熊克武很想实现安定天下的雄伟抱负，但由于眼界局限，看不清发展方向，以至于在军阀混战中被几次掣肘利用，军力大减。

熊克武在经略四川，拓展实力同时，麾下涌现出两员大将，但这两个人后来与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个是贺龙，另一个就是刘伯承。

两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

刘伯承是1912年考入熊克武开办的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刘伯承从学堂毕业后，随即被分配到熊克武的第五师中，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

不过那时的熊克武已然是手握重兵的豪强，对于一个普通学生，自然是很难看在眼里的。

真正让熊克武意识到刘伯承非凡的一面，是在丰都一战中。

熊克武讨袁失败后，部队也被迫解散，刘伯承1914年在上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被选派回四川，拉起了一支四百余人的队伍。

1916年丰都战斗中，刘伯承率部攻打县城，不慎被打中右眼致残，尽管伤势沉重，但刘伯承以极大的毅力，让主刀的沃克医生不用麻药开刀动手术。

事后主刀的德国医生沃克对熊克武说：

“刘先生的惊人勇敢及忍耐令我震骇，终生难忘。以西方的标准，他可称为‘军神’，贵军有勇士如此，将每战必胜。”

熊克武了解到刘伯承的壮举后，也是惊为天人，立即命人将之找回，但当时刘伯承已经因为伤残的缘故，被逐出了军中。熊克武花了一番功夫，将刘伯承请回来，并任命他为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

如果熊克武能够重用刘伯承，那么在未来革命战争中，必然能够拨云见雾，可惜的是，熊克武深陷川中军阀之间的混战，几起几落，并没能事先自己的理想。

刘伯承在川军中，受吴玉章、杨闇公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泸顺起义期间，尽管刘伯承指挥的各路大军并不齐心，但在他的调度下，却硬生生撑了多半年时间，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程中首次尝试掌握武装力量，尽管遭遇失败，却为后来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与信心。

熊克武在四川饱受军阀排挤，不得不于1924年1月出走四川，到贵州遵义休整。

历经几番磨难后，熊克武最终选择同孙中山合作。

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熊克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孙中山委任为建国军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北上讨伐曹锟、吴佩孚等部。

为此孙中山亲笔写了一封英文的信，托人交给熊克武：

“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能深体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

驻扎湖南常德期间，熊克武所部兵力发展至4万余人，也就是在此期间，熊克武结识了贺龙。

贺龙是1916年参加革命，但此前一直都是单枪匹马，自诩是“两把菜刀砍盐焗”起家，尽管部队几起几落，但始终屹立不倒。

1924年，贺龙率部进驻澧州（今属湖南常德）时，全军上下已经达到了13个团，上万余人的兵力。

贺龙在澧州驻扎期间，加紧了对部队的军事整顿，使得部队的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熊克武率军进驻常德后，听说了贺龙的壮举，也深表钦佩。

1925年2月，熊克武以建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建议孙中山，任命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师长。

2月16日，在澧州镇守使署礼堂，贺龙身穿陆军中将礼服正式就职。

熊克武对贺龙那是钦佩加赏识，有什么事情，也会询问贺龙的意见，对这位受人尊重的上司，贺龙也是真心拥戴。

可遗憾的是，熊克武后来还是吃了眼界的亏。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熊克武又卷入到军阀斗争之中，无法自拔。

诚然，在熊克武的内心深处，他深深的为中国革命赶到担忧，在饱受湖南省长赵恒锡的排挤下，熊克武做出了决定，率部南下广州参加北伐。就在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也发出邀请，希望熊克武能够率军南下休整，熊克武也决心不再等待。

然而这时，贺龙就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自孙中山病逝以后，无人再能压制国民党内部众多派系，各方势力风起云涌，熊克武此时南下，无异于会成为各方冲突的焦点，到时候必然饱受各方压制，于是贺龙力劝熊克武，不要轻易率军南下。

面对这当时几乎算得上是唯一正确意见，熊克武却并没有听从，而是单独留下贺龙一万余人马在湖南策应，自己孤身一人率3万大军南下广州。

尽管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对熊克武都很热情，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熊克武手中的部队。

熊克武并不傻，他察觉出广州的气氛已然有些不太对，特别是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前不久被刺杀的消息传来，让熊克武内心很是忧虑。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就曾试探熊克武，询问他回广州的打算，那时熊克武胸中坦荡，毫无戒心，他对谭延闿说：

“我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至于个人出处，一听政府安排。”

苏联顾问鲍罗廷派罗加佐夫来与熊克武面谈时，熊克武仍坦率地指出：

“我把队伍带到广东来，是准备交给政府调遣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挥。”

当时罗加佐夫就插了一句话：

“作战期间，自己训练的部队，还是自己指挥比较方便，也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将来用兵还是要你独当一面。”

可遗憾的是，熊克武没从他的话中听出另外的含义。

尽管熊克武一再在公开场合中表示，自己积极投身革命的意愿，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他依然很不放心，纷纷将矛头对准他，想要解除熊克武的兵权。

1925年10月3日，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来到熊克武建国联军司令部庆祝中秋节，并邀请熊克武下午去东山寓所开会，熊克武不加提防，下午便带着余际唐赶赴东山寓所开会。

没想到的是，就在会议休息室，熊克武、余际唐被一队荷枪实弹的卫兵包围，蒋介石亲信谭延闿上前严肃的宣布：

“你们被扣押了。”

熊克武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熊克武被扣押后，蒋介石又利用开会的名义，将建国联军的高级将领全部骗来扣押。

1925年10月4日，蒋介石发布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通敌叛国罪状”。

就这样，熊克武的川军部被蒋介石不费吹灰之力瓦解，分裂成好几部分，一部分到湖南被赵恒惕改编，一部分由汤子模带向贵州，途中汤被所部的师长罗觐光杀害，少数回到四川，被杨森改编。

就连远在湖南常德的贺龙部也不得不选择接受改编，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

几次拆分瓦解，贺龙所部兵力锐减，尽管在南昌起义前，贺龙已升任第20军军长，但所部兵力还不到一万多人，比原来一个师时的兵力还要少不少。

熊克武成了没牙的老虎，蒋介石依然不放心，甚至几次要下手杀他，但汪精卫说了一句话，才使得熊克武幸免于难：

“熊克武虽然犯的是死罪（不知道罪从何来），但能治他罪的人（指孙中山先生）已经死了。”

在各方舆论之下，蒋介石迫于压力，只能释放熊克武。

自此以后，熊克武失去了全部的军队，彻底偃旗息鼓，尽管他依然关心国家命运，积极投身抗日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熊克武不顾旧怨，毅然决然返回南京，当时他的夫人劝说他不如一起到四川，但熊克武坚持拒绝，并对夫人说：

“我是政府的官员，在此国难期间，应与政府共存亡，政府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

这份民族气节，让人不禁钦佩。

尽管熊克武已然失势，可蒋介石依然对他很不放心。

1939年，熊克武回到成都定居，蒋介石特别派出宪兵，名义上是保护他的安全，实际上是看住他，不让他有任何异动。熊克武也知道蒋介石仍忌惮自己，于是安心在家撰写《四川国民党史》。

一方面，熊克武积极为抗战献计献策，一方面又同川军将领刘文辉、潘文华接触，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解放战争爆发后，熊克武在家乡利用影响力，联络各界人士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挺进华南、西南。

蒋介石为了将西南经营成大本营，打算利用熊克武的影响力。

1949年7月1日，国民党当局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并请熊克武出山担任主任委员。

熊克武对蒋介石的目的心知肚明，但他立即选择出任该职，并利用自身影响力，遏制国民党当局利用保乡自卫的名义大肆扩军。

也因为熊克武的干预，国民党当局先是于7月18日下令取消该委员会，又下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称立“川、康、渝反共保民自卫委员会。熊克武直接选择拒绝，遭到国民党当局针对，自卫委员会的工作随即转入地下。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重庆获得了解放。熊克武在川积极与刘文辉、潘文华联络起义事宜。

12月11日，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

12月25日，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明拥护中国共产党与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熊克武受邀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尽管熊克武已经年事已高，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国家中，并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1959年，已经年逾七旬的熊克武还代表人大常委会在河南、西安、四川、武汉等地视察工作。

1968年国庆节前夕，熊克武接到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活动，尽管那时熊克武年老力衰，家人都劝说他不要再出门参加庆祝活动，但熊克武还是坚持出席了活动，并对家人说：

“只要能走路我就要去，我多想见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自己的老朋友啊！”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熊克武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并撰写了数以十万字的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970年9月2日，熊克武因病处于弥留之际，在这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熊克武坚持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热情的赞颂了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建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始终坚信：

“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

1970年9月4日，熊克武病逝，享年85岁。

当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熊克武骨灰告别仪式，他生前的好友刘文辉等人以及其亲属都出席了仪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也出席了告别仪式。

对熊克武的一生，周总理曾用了6个字来概括：

“识大体，顾大局。”

熊克武起自于军阀混战，一生历经艰难，尽管走了很多弯路，但最终他还是在历史的关头，他还是做了正确的决定。

也正如毛主席所说：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