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裴矩一生的主要事迹

今人所作的涉及裴矩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在探讨整个隋帝国的对外开拓过程中论及裴矩的事迹的，如石云涛《隋朝中西交通的开展》(《国际汉学》,2003年)、李清凌《隋朝对西部地区的经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二，专门探讨裴矩本人的具体贡献的，如齐陈骏《裴矩功过述评》(《敦煌学辑刊》,1983年)、李清凌《丝绸之路上的裴矩》(《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蓝淇《裴矩在开拓西域中的作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邢培顺《裴矩与隋朝的民族关系》(《巢湖学院学报》,2013年)；三，着重探讨裴矩的著作《西域图记》的(关于这一部分，下文另立专门一节，此处从略)。

裴矩一生最主要的功绩在于对外开拓，尤其是他对西域地区的经营最值得称道。因而无论是探讨整个隋帝国的对外开拓，还是探讨裴矩本人的具体贡献，裴矩经营西域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就裴矩整个人生经历而言，齐陈骏在《裴矩功过述评》一文中，将裴矩一生的主要事迹归纳为：于南方，平定了岭南王仲宣、周师举的叛乱，安定了整个岭南地区；于突厥，实行离间政策，刺激了突厥内部的争斗，瓦解了突厥内部的反隋势力，从而削弱了突厥对隋的威胁；以及他对西域地区的经营，此处论述最为详实。较之齐文，邢培顺在《裴矩与隋朝的民族关系》一文中加入了裴矩进谏隋炀帝远征辽东的事情，并以表格形式，将《隋书》和《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整理罗列，显得更为清晰直观。

再具体谈及裴矩经营西域这一方面，除了各篇文章中都大加称赞的《西域图记》一书，齐陈骏在《裴矩功过述评》一文中主要介绍的是裴矩打击吐谷浑和西突厥势力的事迹。李清凌在《丝绸之路上的裴矩》一文中主要提到了裴矩的三大功绩：主持张掖“互市”，主要表现为重兴“丝绸之路”，发展隋与西域诸国的边贸以及为长安、洛阳招引西域使臣和商旅协助炀帝西征，主要是打击吐谷浑的势力，打通隋与西域之间的交通道路；安辑陇右突厥，主要是釆取离强合弱、助弱敌强的策略，让突厥内部以及突厥与其他各政权之间相互争斗，隋坐收渔利。蓝淇在《裴矩在开拓西域中的作用》一文中归纳的主要方面与李文基本相同，只不过将其功绩划分得更为细致一些，在某些具体内容的介绍上也更为丰富。

二、《西域图记》

前文说到，在谈及裴矩的贡献时，各篇文章都对《西域图记》一书大加赞赏。遗憾的是《西域图记》原书业已散佚失传，仅在《隋书·裴矩传》《北史·裴矩传》中保留了此书的序文，以及在后世一些文献资料中留下了蛛丝马迹，因此后人下了不少功夫进行考证，以求窥《西域图记》全貌。今人在这一方面做出的主要成果有日本学者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和《<西域图记>考》(《欧亚学刊》,2011年)、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芮传明《<西域图记〉中的“北道”考》《铁道师院学报》,1986年)、莫任南《裴矩所记“丝路”考略》和孙家煌《“西海”地中海”说质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余太山《<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和杨晓春《<隋书·西域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关系考论》，(《历史地理》,2013年)等等。

在上述这些文章中，有一些是对《西域图记》原文内容进行复原尝试的，例如内田吟风的《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一文，根据《通典》《太平寰宇记》《玉海》《史记正义》等传世文献，从中辑录出除《西域图记序》之外的六条遗文；又如李锦绣的《<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一文，以《太平广记》卷四三五“马”条中郑常所著《洽闻记》引《图记》为线索，结合《册府元龟》《唐会要》《通典》等记载，对《西域图记》的“吐火罗”条进行了复原。

也有一些文章依据目前可见的资料，对《西域图记》中涉及到的内容经行考证的，如芮传明的《<西域图记>中的“北道”考》一文着重对裴矩《西域图记》所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中的北道具体的地点和线路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在此之上，余太山的《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一文进一步对南、中、北三道都进行了一定的考证。裴矩称三道都“至于西海”，北道所至“西海”为地中海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至于中、南两道，莫任南在《裴矩所记“丝路”考略》一文中主张三道所至的“西海”都是指地中海；孙家煌在《“西海“地中海”说质疑》一文中结合古代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认为裴矩所提到的“西海”是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的统称，具体到三道线路上说，北道所至为地中海，中道所至为波斯湾，南道所至为印度洋；而余太山在《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中的观点是，北道、中道所全皆指地中海，南道所至似指阿拉伯海。

此外，对于《西域图记》的内容在其他文献中的保留和记载问题，余太山在《<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指出，《隋书·西域传》所传西域诸国不过二十余国，与《西域图记》的四十四国相差甚远，《隋书·西域传》在诸国的编排上，不但没体现《西域图记》序文中清楚记载的三道，而且完全打乱三道顺序，显得杂乱无章，这些都体现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在大的编纂体例、原则上的迴然不同；对此，作者给出的解释认为《隋书西域传》只是依据档案编撰，无意复述裴著，另一方面本传和裴著记述的对象均系西域诸国客观记事相同或相似不可避免，特别是裴矩奉诏赴武威、张掖间招致诸国，了解到的情况必定进入政府档案，这些材料中没有佚失的部份(例如以瓜州为基准的里数记载)也可能被本传编者吸收。李锦绣在《<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从吐火罗现存佚文来看，在局部的取材和行文上，《隋书·西域传》是尽量详《西域图记》所略，而略其所详，而在经隋末战火西域诸国“事多亡失”的情况下，仍勉强取与《西域图记》不同的记载，这一明显的编纂取材趋向构成了《隋书·西域传》的特点之一，也影响了《隋书·西域传》的准确性和完善性；另外，摒弃《西域图记》而尽量标新立异，这一点也和《隋书·西域传》编纂者的政治理念与史学思想有关。

而对于余太山所指出的问题，杨晓春在《<隋书·西域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关系考论》一文中也对《隋书·西域传》所列西域各国编次混乱这一问题表示认同，然而对于《隋书·西域传》的资料并非取材于《西域图记》的这一说法做了几点商榷。

就对《西域图记》全书的分析和探讨而言，上述诸文中或还当以李锦绣的《<西域图记>考》一文最为系统全面。该文以《西域图记序》为线索，结合唐、宋、元代文献记载，对《西域图记》的结构、形式、内容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较之其他几篇文章，该文最突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对《西域图记》中“图”的部分进行了探讨。

《隋书·裴矩传》引《西域图记序》：“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詳樂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作者从中指岀，裴矩《西域图记》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其中的“图”包括人物图与地图，重要性在“记”之上，因而其书名也常被简称为《西域图》其中地图是另行别造，可能只是在书中附有一幅万里地图，而人物图描绘了西域各国国王和庶人的容貌、服饰，重要性更在地图之上。

作者认为，从现存的宋元史料入手，亦可发现些《西域图记》之“图”的线索和踪迹。例如，元代戴表元所著《剡源文集》卷四中，有《唐书西域图记》一文，可作为探讨《西域图记》内容的重要资料；又有同处元代的鲜于枢在《困学斋杂录》中也留下了宝贵资料。鲜于枢所记录的是王子庆所藏《西域图》，与戴表元记录的唐书《西域图》是同一本，鲜于枢详于抄录文字，戴表元详于描绘图书内容，二者正好相互补充。后人也得益于此，而能对《西域图记》有更深入的认识。史学前辈郑天挺先生便最早注意到了《困学斋杂录》中的相关史料，并做了详细考证。后人为恢复《西域图记》全貌所做的努力和所得的成果也着实可谓苦心孤诣。倘若在日后考古发掘工作或传世文献整理工作中能发现更多有益于探索《西域图记》的相关资料，甚至《西域图记》原文内容能径直重现于世人面前，则实为相关领域研究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