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在天京开会，做出了通过“围魏救赵”来解安庆之围的决策。

李秀成、陈玉成，两路大军，分别从长江南北两岸进军，约定1861年3月会师武昌，进攻湘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实现“围魏救赵”的战略。

然而，由于失误，陈玉成、李秀成虽然都先后逼近武昌，但都没有真的进攻武昌，两路合击、“围魏救赵”的企图半途而废了。

因此，后世每论及此，都不禁叹息，认为陈玉成、李秀成“偶然”失误，导致“围魏救赵”半途而废，并认为倘若陈玉成、李秀成全力按计划会攻武昌，必能再次“围魏救赵”，一举解安庆之围。

按照这样的想法，那么，太平天国安庆沦陷，局势瞬间由中兴走向“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是李秀成、陈玉成转瞬间的失误而已。

果然如此吗？

太平天国企图以“围魏救赵”之策来救安庆的想法，由来已久。

1860年5月11日，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取得又一辉煌胜利，众将登朝庆贺，并开始讨论下一步方略。

此时，洪仁玕就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步，是先趁胜发起东征；第二步，一旦下路得手，就购买火轮二十个，回身与湘军争夺制江权，同时，兵分两路，回攻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当时，湘军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安庆城下，安庆已经有危了。

显然，太平天国高层当时就没有打算回安庆与敌正面作战，而是已经有了东征后直攻武昌、“围魏救赵”的打算。

洪仁玕的意见，得到了众将的一致认可。

随即，太平军开始东征，并“限一月肃清回奏”，也就是东征只打一个月，然后就要开始“围魏救赵”，集中全力解决上游问题了。

但实际上，仗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得住节奏了。

到了1860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才回到天京，开始讨论救安庆的方略。

此时，枞阳已失，安庆已经危在旦夕了。

这段时间，太平军虽然打下了东南大片繁华地区，但是，原先设想的“购置火轮二十个”的设想并没有成功。

但是，太平军仍然决心采取“围魏救赵”的方略。

具体部署是：陈玉成由江北西上，经皖北进入鄂东；李秀成自南岸西进，经皖南进入江西、鄂东南···其余杨辅清、李世贤各路也各有安排，主要工作是牵制江西、皖南的湘军，配合陈李二部的行动。

如此，围魏救赵之略已定，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随后，陈玉成、李秀成都先后逼近武昌，看起来很有机会打下武昌。

1、陈玉成，兵临城外，转头而走。

尽管陈玉成先尝试了直接解围作战后再开始“围魏救赵”的行动，稍微耽误了一点时间，但是，到了约定好的1861年3月，陈玉成还是进入湖北，并攻破距武汉仅200余里的黄州。

当时，“黄州以上，无一卒一将”，可以说，打武昌，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

而当时的陈玉成，所率的部队号称10数万之众！

然而···陈玉成调头走了。

2、李秀成，号称50万之众，不敢战而退。

李秀成这一路比较迂回，到了6月才逼近武昌。

当时，李秀成一路收编、招兵，兵力号称50万，气势如虹。

然而，占领距武昌一步之遥的大冶后，李秀成也掉头走了···

如此，两路合攻武昌，“围魏救赵”的企图，半途而废了！

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距武昌仅一步之遥，但先后掉头而去···

对于这种现象，所谓“解释”很多，但皆是不合理的解释！

1、两路未能同时抵达，未能形成合攻之势。

最常见的解释，是把一切责任甩给李秀成。

他们认为是李秀成没有按期抵达，导致“会攻”无法实施，最终无法成功。

诚然，李秀成是慢了一些，但是，这绝不是陈玉成、李秀成皆不攻武昌的理由。

陈玉成入鄂，集结者10数万；李秀成兵力，更是号称50万之众。

任何一路的力量，看起来都具备了单独进攻武昌的兵力条件。

况且，对于陈玉成、李秀成这种经验丰富的将领来说，并不至于因为这种概率并不小的意外而慌乱手脚！

所以，两路未能同时抵达，并不是陈李不攻武昌的合理解释。

2、英国的干涉。

陈玉成进攻武昌前，英国出面进行了干涉。

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在汉口的商业利益，“劝告”太平军放弃进攻武汉。

因此，有观点认为，陈玉成是受到英国的恐吓，遂不敢进攻。

这一说法，虽然有些道理，但也不尽合理。

首先，在1860年，太平天国确实与洋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太平天国承诺在1861年不进攻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而英法等国也承诺在1861年继续保持中立。

因此，英国人“劝组”太平军进攻武汉，是有依据的。

但同时，当时并未建武汉市，汉口是通商口岸，武昌则是省城。

太平军要攻击的，主要是省城武昌，而不是汉口。

所以，攻武昌，并不“违约”。况且，太平军一贯政策，虽“不首先启衅”，但也明确表示不会因为洋人的阻止而影响军事行动。

后来，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的幕僚询问李秀成不攻武昌的原因时，也没有提及英国人的影响，可见当时没有人认为英国人的阻止是太平军不攻武昌的重要原因。

攻武昌既是关乎大局的决策，陈玉成也好，李秀成也罢，自然是不会因为英国人的阻止而停止的。

因此，这些常见的解释，皆是不合理的，皆不能解释为什么陈玉成、李秀成“临门一脚不射”。

对于太平军的企图，清军早已经看穿。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太平天国的“围魏救赵”之策，已经耍了很多遍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所以，曾国藩早已经看穿了这样的策略。

因此，曾国藩早已经定下了应对之法。

一方面，曾国藩上奏，表示以后如果其他省份吃紧，不要再调湖北的兵力去支援了，以是官文、胡林翼可以支持；同时，还应该适当增强湖北的力量；

同时，曾国藩也做了预案，适当的时候，可以抽调部分兵力回救湖北；

但同时，曾国藩围攻安庆的决心是坚如磐石的。

无论武汉之或保与否，总以狗逆（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因此，曾国藩早已明确以安庆为全局第一关键，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应对。

所以，太平军攻武昌，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并不能“趁虚”。

看起来，太平军的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但是，他们并不能趁虚攻武昌。

1、陈玉成逼近武昌时。

陈玉成计划以十数万人攻武昌，看起来规模很大。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陈玉成原先想要先在皖北外围取得胜利，再图武昌，但连战不利。

因此，在紧急进军武昌的途中，陈玉成的兵力集结并不理想。

捻军龚得树率领的数万人，在松子关被湘军击败，龚得树牺牲，所部剩下的3万于人返回定西远。

因此，陈玉成手上的部队，只有5万余人。

而湘军在湖北兵力虽然薄弱，但是，也很难打！

虽然武汉守卫空虚，但是，省城内外仍然驻有1万余清军。

尤其是，清军在江面部署了大小炮船110余只，封锁江面。

所以，陈玉成虽然仍有绝对兵力优势，但仍然没有机会迅速打下武昌。

而同样由于湘军控制了长江制江权，因此，安庆等地部分水师，可以便捷地运兵来援。

所以，陈玉成要打武昌，局面不是“趁虚”，而是一场大会战！

2、李秀成逼近武昌时。

李秀成逼近武昌时，兵力号称五十万，更是人多势众。

但实际上，大多数是沿途新募的部队，战斗力严重不足。

而且，与几个月前陈玉成逼近武昌时相比，清军更加清楚太平军的企图了，因此，在湖北的关键位置同样部署了精锐力量。

尽管集结的湘军兵力远不如李秀成，但既是精锐之师，又先出战地，更得水运之捷。

后来，李秀成表示：“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亦天意耳”。

可见，“鄂兵强”，正是李秀成不敢进攻的主要原因。

当然，鄂兵再强，规模差距摆在那里，李秀成如果下定死决心，强力进攻，即便不能打下武昌，也仍然可能达到减轻安庆压力的目的。

只是，李秀成以江浙为根基，不愿在武汉消耗太大力量，故不敢战！

总之，尽管陈玉成、李秀成的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但是，由于敌人已经看穿了“围魏救赵”的企图，提前做了部署，因此，攻武昌，已经失去了突然性，已经不是“趁虚”，而是非要一场大会战才能解决问题的了。

对太平军来说，攻武汉不是趁虚，而是只能进行一场大会战。

对太平军来说，如果要进行一场大会战，武汉并不比安庆更理想。

1、后方不稳。

当时，皖北、皖南、江西，皆有大批清军，太平军要在武汉实施会战，是没有稳定后方的。

尤其是，左宗棠在皖南击败了李世贤，太平军在皖南已经陷入被动，李秀成的后路出现了严重危险。

而对清军来说，后方的四川、河南、湖南等地，皆可以源源不断为清军提供补给和兵源。

因此，在武汉会战，太平军很难支持下去。

2、运动不利。

如果在武昌和安庆两个地方同时实施会战，太平军要同时照顾两个战场是很困难的。

由于长江制水权已经被敌人控制，因此，敌人可以便捷地根据形势进行运转，而太平军则只能走陆路，既是效率低下，又很容易受到拦截。

3、形势远不及安庆。

在安庆作战，至少安庆尚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太平军在此会战，仍然有内外夹击之利。

相反，武昌尚在敌人之手，而陈玉成、李秀成的后路却十分危险，在此决战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既然无法趁虚打下武昌，一定要打会战，则在武昌进行的条件反而不如在安庆打！

总之，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围魏救赵”的企图失败，并不是陈玉成、李秀成的偶然失误所致。

其关键原因，是太平军已经没有了“围魏救赵”的条件。

“围魏救赵”，既要“攻其必救”，又要“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太平军的这个策略，早早被敌人看穿了，敌人已经提前做了相关的部署和预案了。

如此，还谈什么“围魏救赵”呢？

话说回来，太平军征战多年，其运动战的战法，来来回回就是这招“围魏救赵”，已经打成“地球人都知道”了。

奇谋妙招，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套路”，那自然无法“出奇制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