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很忙碌。
在参加完4月11日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之后，易纲就开展了一系列的金融外交。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从4月12日开始到22日这11天时间里，易纲密集会见了9个国家的央行行长、两个开发银行行长，并出席了四次重要的国际金融会议。
4月19日以来，一系列重要金融领域会议在华盛顿连续举行，包括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例会系列会议、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这是易纲接任中国央行行长后，在国际重大金融会议上的首次亮相，这距离他上任刚好一个月的时间。与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一样，易纲能说流利的英文，曾赴美留学的经历让易纲具备了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易纲在上述会议上多次强调，中国将进一步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应对未来挑战。易纲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了央行的立场和态度。“这也凸显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决心，易纲也向国际社会表态了中国金融开放的态度。”一位不便具名的国有银行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对于易纲在国际社会上的多次表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央政府作出的经济决策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上下都达成了共识，中国未来必须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国际首秀
4月11日，易纲还在海南博鳌出席论坛，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北京。当天，易纲很忙碌。
4月12日，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易纲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易纲当天还会见了两个国家的央行行长。易纲会见了来访的哈萨克斯坦央行行长阿吉舍夫，双方就加强中哈经济金融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还会见了来访的乌拉圭央行行长马里奥·贝佳拉，双方就促进中乌经贸和投资发展、加强金融合作交换了意见。
如果说上述两次会面只是“热身”，而自4月19日开始，一系列考验易纲体力和智慧的活动接踵而至。对于国际舞台，在央行任职多年的易纲并不陌生，最著名的一次当属2016年与曾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辩论。
2016年4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出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全英语讨论会上，与他同台的还有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易纲在与同样兼具学者和央行官员角色的伯南克对阵时毫不逊色。
4月19日，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在此次会议上，包括易纲在内的会议各方，围绕金砖国家务实财金合作议题，包括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金砖本币债券基金(BBF)、新开发银行和G20框架下的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也是从那天开始，易纲密集会见了多国央行行长，一长串的名单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乌克兰央行行长Yakiv Smolii，阿根廷央行行长费德里科·施图岑涅格，瑞士央行行长汤姆斯·乔丹等。这些国家的央行行长都在易纲的“朋友圈”。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易纲与各国央行行长谈话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与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谈的是经济形势、中英金融合作等相关议题；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主要谈的是中美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等。
不仅如此，易纲还与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泛美开发银行行长Luis Moreno、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Suma Chakrabarti会面，并就加强双方合作等事宜交换意见。
4月19-20日，易纲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重点介绍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易纲进一步表达了开放的态度。他表示，当前贸易争端为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各方应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4月20-21日，第37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易纲在发言中指出，金融部门整体稳健，风险可控。2017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仅略有上升，公司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金融部门内部控杠杆取得阶段性成效。
扩大金融开放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与周小川一样，他也是一位技术派学者型官员，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并且是坚定的改革派。
作为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在参加国际交流时，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央行的立场。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金融开放、国际经济形势成为这些会议讨论的热点。尤其是金融合作、金融开放，易纲在参加的多次会议中均提到了这一点。
比如，在IMFC会议上，易纲表示，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日前中国宣布了一系列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措施，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于今年年底前实施到位。
事实上，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宣布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
4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举行。易纲一口气公布了11项将在今年落地的进一步金融开放措施，并明确给出落地时间表：其中6项大部分要在6月末完成，5项则在年底前推出。
“就资产管理这个行业而言，开放是好事，外资有资金成本的优势，募资的能力强，可以将对手变成合作伙伴。”某四大AMC省级分公司高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时代周报记者此前采访的多个外资行均表示对此欢迎，准备加码中国市场，并希望有更多的细则出台，把握中国开放带来的机遇。一家外资行广州分行行长此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持股比例放开后，与中资行合作的深浅程度，因行而异。
“对于很多外资行来说，内地市场是一个机会，之前因为很多原因的限制，没有好好挖掘，这次放开持股比例上限之后，希望能有更深度的合作。”上述外资行行长说道。
实际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总资产占比逐年下降。从国际经验看，对大国而言，引入外国投资者对本国银行冲击有限。
易纲表示，外资机构是否为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目前提高持股比例，其实是为很多细分领域的开放提供了机会。
惊喜连连
易纲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瞄准了第三方支付的对外开放。3月21日，央行对外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7号》，明确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准入和监管政策将和内资机构相同，也意味着外商投资支付机构准入限制正式放开。
这对等待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投资支付机构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据悉，VISA、美国运通、万事达卡等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均已递交了申请材料，但目前没有更多的细节。
“外资进入不会对当前的支付市场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市场格局基本已经确定下来了，除非有变革性的支付产品出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花了这么多年培育的支持，不会受外资很大的影响，外资一般不会打补贴战，所以很难在几年内冲击目前的市场，C端市场如此，B端市场更是这样。”一位不便具名的支付公司高管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道。
2011年5月，支付宝、财付通等27家第三方支付公司获得首批支付牌照，外资整整落后了7年，眼下支付宝、微信支付占据了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九成以上的份额。“外资想要在短期内打破这个市场格局，并不现实。”上述支付公司高管说道。
在上任的第30天，易纲还给了市场一个意外：4月17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4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就在央行降准前的一周，易纲在博鳌论坛上表示，“我们已经做好迎接货币政策收紧的准备”。而在此时，央行却实施定向降准操作，显然在市场预期之外。
郭田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是一种量的调节，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并不能说是货币政策方向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央行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不变。
3月25日，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当前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第二句话是推动金融业改革开放，第三句话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这也是易纲履新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并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