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深夜亲笔写紧急逮捕令：此人在否，在则从速逮捕

1950年11月的一个深夜，中南海菊香书屋灯火通明。毛主席正在处理着一堆堆的文件，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份关于湖南省的报告上。这份报告中提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毛主席瞬间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他放下手中的钢笔，站起身来，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过了许久，他重新坐回桌前，提笔写下了一份紧急电报：＂湖南省人民政府，着即查明此人是否还在？在则从速逮捕。＂这是建国后，毛主席亲自下达的第一份紧急逮捕令。当湖南省政府收到这份电报时，所有人都感到不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究竟做过什么，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毛主席还要亲自下令抓捕？而这个人，又为什么会让毛主席如此记挂？

一、与共产党结下深仇

1875年，在湖南省茶陵县一个富甲一方的地主家庭中，这个日后与共产党结下深仇的人出生了。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粮商，在茶陵县拥有数百亩良田。作为家中独子，他从小便养尊处优，骄横跋扈。

到了1924年，他已经是茶陵县的一方霸主。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产业，还通过高利贷等手段，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几个乡镇。在当地，他组建了一支武装队伍，名为＂乡勇＂，实则是为其看家护院的打手。这支队伍人数虽然不多，但都配备了精良的武器，经常对普通农民进行敲诈勒索。

1925年春天，共产党在茶陵县开展农民运动。当地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始组织农民与地主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很快就波及到了他的领地。当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数百名农民包围了他的宅院，要求他交出霸占的田地，并归还多年来盘剥的钱财。

面对来势汹汹的农民，他首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农民们将他绑在大树上进行批斗，然后押着他游街示众。这对于一个在当地横行多年的地主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

但他并没有就此认输。1926年春节过后，他暗中联络了周边的地主武装，并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开始对参与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进行报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十多名农民协会的骨干遭到毒打或绑架。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看准时机，立即投靠了当地的国民党势力。在国民党的支持下，他组建了一支更大的武装队伍，叫做＂团防局＂，人数达到了三百多人。这支队伍不仅装备精良，还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训练指导。

有了这支武装力量，他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带领团防局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抓到的人关进私设的牢房。据当地老百姓回忆，在他的牢房里，经常传出惨叫声，很多人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1927年秋天，他得知共产党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秘密召开会议。他立即带领武装分子包围了整个村子，在搜查过程中，他下令开枪射杀了试图逃跑的村民，造成多人伤亡。这次事件，让他彻底与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仇。

二、阻挠革命行动的恶行

1927年底，随着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茶陵县周边的革命形势逐渐好转。然而，团防局却成为了阻碍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大障碍。

在得知工农革命军准备在茶陵县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团防局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行动。首先，他们在县城周边设立了多个检查站，盘查来往行人，企图阻止革命力量渗透进城。同时，他们还强迫当地农民在田间地头竖立＂反共救国＂的标语，试图瓦解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

1928年初，江口乡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县的伏击事件。当时，工农革命军派出一个小分队，准备在江口乡建立地下党支部。这支队伍由一名老党员带领，携带着大量宣传材料和少量武器。然而，他们的行动却被团防局的探子发现。

在江口乡外的一片竹林里，团防局设下了埋伏。当革命队伍经过时，团防局的武装分子突然开枪射击。这次伏击战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最终革命队伍的成员有的牺牲，有的被俘，只有两人突围成功。这次事件不仅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损失，还一度影响了当地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团防局的破坏活动并不止于此。他们还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建立联系，为其提供情报。1928年春天，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围剿＂，团防局就充当了向导的角色。他们带领国民党军队走小路进入山区，企图从背后包抄工农革命军。

同年夏天，团防局又策划了一次卑劣的行动。他们假扮成工农革命军的战士，到各个村庄骚扰百姓，借机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阴谋虽然很快被揭穿，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928年秋天，团防局更是勾结了当地的反动地主，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清乡团＂。这个组织以＂清匪＂为名，实则是借机抢劫农民的粮食和财物。他们还在各个村庄强行征收＂保护费＂，给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到了1928年年底，团防局的恶行已经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工农革命军决定发动一次针对团防局的围剿行动。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这次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团防局的主力被打散，他们在茶陵县的统治基础也受到了严重削弱。

然而，团防局的首领却在这次行动中侥幸逃脱。此后，他改变了tactics，开始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与革命力量对抗。他将剩余的武装人员分散到各个乡村，伺机破坏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三、隐藏身份的地下活动

团防局溃败后，这位首领并未就此收手。从1929年开始，他改头换面，以一位普通教师的身份在茶陵县城里的一所小学任教。这个新身份让他得以继续在当地活动，同时也为他的地下情报网络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在这所小学里，他专门挑选了几个可靠的学生家长作为联络员。这些人大多是昔日团防局的成员或者地主阶级的亲信。他们借着接送孩子上学的机会，将收集到的情报传递给他。为了避免引起注意，这些情报往往被写在孩子们的作业本上，用特殊的暗号标记。

1929年春天，他在县城郊外的一个废弃祠堂里建立了秘密武器库。这个武器库表面上是一个香火店，实际上地下室里储存着大量的枪支弹药。这些武器大部分是团防局溃败时藏匿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国民党的关系秘密购买的。武器库的看守人是一位貌似虔诚的老者，实则是他的得力助手。

同年夏天，他又在县城里设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分别伪装成茶馆、杂货店和裁缝铺，负责人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亲信。每个联络点都有专门的暗号和联络方式，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他不仅能够及时掌握革命根据地的动向，还能够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到了1930年，他的地下活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规模。在县城及周边地区，他至少控制了二十多个情报员，这些人分布在各个重要场所，如邮局、车站、市场等地。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收集革命队伍的行动信息，并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国民党方面。

为了掩护这些地下活动，他还成立了一个名为＂读书会＂的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反动势力联络的平台。在＂读书会＂的活动中，他们经常讨论如何破坏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制定各种破坏计划。

1930年秋天，他开始暗中资助当地的反动武装。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他以前的地主产业，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提供的经费。资金的转移都通过复杂的渠道进行，有时甚至利用地方集市上的商人作为掩护。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和收买情报。

随着地下活动的扩大，他也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安全措施。每次重要会议都在不同的地点举行，参会人员需要通过多个联络点才能确定具体地点。他本人也经常改变住所，有时住在学校，有时住在城郊的农户家中，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就这样，这位曾经嚣张跋扈的团防局首领，转变成了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地下活动组织者。他表面上是一位平和的教师，实则在暗中继续从事着反革命活动，成为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隐患。

四、潜逃数年后的重现

1931年春，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位前团防局首领的处境越发危险。在一次秘密会议被革命力量突袭后，他仓促之间逃往长沙，从此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年的潜逃生涯。

在长沙期间，他以＂王老师＂的身份在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为了避人耳目，他刻意改变了以往的生活方式，住在学校后院的一间简陋房屋里，整日与书籍为伴。然而，这种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他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事实。他利用教书的机会，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弟，通过他们建立起了新的关系网。

1933年，由于长沙的形势开始对他不利，他又辗转来到武汉。在武汉，他改换了新的身份，成为了一家商号的账房先生。这家商号表面上经营布匹生意，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在这里继续为国民党提供情报，并协助策划了多起破坏革命根据地的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在重庆，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报社编辑。这个身份让他能够方便地接触各类信息，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社会地位。他利用报社的关系，继续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力，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湖南，但这次他选择了隐居在衡山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在这里，他以务农为生，表面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实际上，他仍然在暗中与国民党保持着联系，并试图组织当地的反动势力进行破坏活动。

1949年，解放军进军湖南时，他再次改换身份，化名＂刘德山＂，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他将自己的过去深深掩藏，在当地小学教授语文课程。为了让自己的伪装更加逼真，他甚至参加了当地的识字运动，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支持。

然而，他的这种伪装并没有持续太久。1950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真实身份暴露。当时，一位曾经在茶陵县工作过的老干部到衡山县视察工作，在参观当地小学时，一眼认出了这位＂刘老师＂就是当年臭名昭著的团防局首领。

这位老干部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发现。消息经过层层上报，最终到达了中南海。当时的情况表明，这个曾经在茶陵为非作歹的反动分子，不仅没有改邪归正，反而一直在暗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利用教师的身份，在课堂上散布反动言论，企图影响学生的思想。同时，他还与其他潜藏的反动分子保持联系，试图重建地下组织网络。

更为严重的是，调查显示，他在1949年后仍然与台湾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系。他通过一些隐秘的渠道，将收集到的情报传递给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些行为严重威胁了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予以制止。

在衡山县的这段时间里，他表面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乡村教师，实则一直在进行着危害新政权的活动。这种双面人的特征，使他成为了一个极具危险性的反革命分子。

五、最终的审判与惩处

1950年11月，在衡山县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一场针对这位前团防局首领的秘密抓捕行动正式展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执行抓捕的干警们选择在深夜行动。当时，这位化名＂刘德山＂的罪犯正在他的教师宿舍里整理课本，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当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等待他的是手持武器的公安干警。

在随后的审讯过程中，大量关于他的罪行证据被一一揭露。经过深入调查，公安机关发现，他不仅对1927年至1928年间团防局的暴行负有直接责任，还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从事反革命活动。调查人员从他的住处搜出了大量文件材料，包括与台湾特务机关联络的密码本、反动传单以及详细的情报记录。

1951年初，专案组整理出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罪行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记载了他在担任团防局首领期间的累累罪行：在茶陵县期间，他指挥团防局武装分子杀害了数十名革命志士，抢掠农民财物无数，甚至纵容手下对妇女实施暴行。在1928年的一次＂清乡＂行动中，仅江口乡就有十多户农民被他的手下抢劫一空。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潜逃期间的所作所为。在长沙期间，他利用教师身份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情报，导致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在重庆时期，他通过报社工作之便，故意散布虚假消息，企图混淆视听，影响抗日统一战线。解放后，他又打着教育工作者的幌子，暗中毒害青少年的思想，并继续与境外敌对势力保持联系。

1951年3月，湖南省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天，来自茶陵县的多位证人出庭作证，揭露了这位前团防局首领的滔天罪行。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法庭上，他交代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活动轨迹，以及与台湾特务机关联络的具体细节。

经过周密审理，法院认定其犯有反革命罪、特务罪等多项重罪。考虑到其罪行的严重性、持续时间之长以及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危害，法院最终作出了判处死刑的裁决。

1951年4月15日清晨，这位曾经在茶陵为非作歹、后又潜逃多年的罪犯，在衡山县公安机关的押送下，被带到了刑场。在宣读完判决书后，死刑立即执行。至此，这位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他在茶陵等地的残暴行径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段历史教训。

在处决现场，参与围观的群众中就有当年在茶陵遭受过团防局迫害的农民。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迫害他们的罪魁祸首最终伏法的全过程。这次公开处决，不仅是对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惩处，也是对当时尚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