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是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师事章太炎，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同为中国著名“国学大师”，后人将他与章太炎并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国学大师黄侃

黄侃，字季刚，幼名乔馨，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祖籍湖北蕲春，其父黄云鹄系咸丰年间进士，曾任四川盐茶道、按察使等职。黄侃少年时聪明颖慧，除耳濡目染诗文杂著，读完“五经”“四书”外，还在其父教授下将《史记》、《汉书》背诵如流，并对音韵显示出过人的辨识能力，被人呼为“圣童”。他在与父相居期间，还遍游名山大川，大开胸襟，陶冶了性情，培养了爱国情操。

1901年，15岁的乔馨考中秀才，入郡庠读书，更名乔鼐。两年后，他又考入新办的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和宋教仁同班。经宋教仁介绍，乔鼐又结识了在两湖书院读书的黄兴。此时，已是清朝末年，国势日益危弱，甲午海战败于日本，继而八国联军又陷北京。乔鼐早从王船山著作《黄书》中领略了春秋大义，于是排满念头顿起，常与同乡田桐等密谋反清之事，指责清廷的腐败无能。乔鼐因当面讥讽不学无术的学监李贡三，触怒学堂权贵，被借故开除学籍。于是，乔鼐找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申辩。张之洞与黄云鹄为故交，他知道这个故交之子天资超群，大可造就，便索性以官费送乔鼐到日本留学。由是乔鼐更名黄侃，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黄侃名列会籍。

当时，宋教仁也因清廷通缉逃到日本，这对昔日的同窗好友，志同道合，互相勉励，为国民革命奔走呐喊。起初，黄侃曾随旅居日本的众友去拜见早在国内享有盛名的章太炎先生。他见章太炎下榻处的墙壁上大字书写着东汉戴良的这样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于是认为章太炎孤傲难近，不愿去光顾。同盟会成立后创办了名为《民报》的机关报，作为该报主要撰稿人的黄侃，先后用“运甓”等笔名，在该报发表了《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释侠》、《哀太平天国》等许多思想激进的文章。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见黄侃既有文辞彰著而不同凡响的笔力，又有一个革命青年无所畏惧的气概，大为赏识，认为黄侃是奇才，想收黄侃作弟子，以传授小学、经学，便写信邀见黄侃。

黄侃应邀来到章太炎住处，章太炎对黄侃说：“务学莫如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虽认为章太炎难以接近，但对其学识大有仰慕之情。章太炎说罢，黄侃立即下拜，叩头称弟子。从此，黄侃孜孜不倦，从师治学。1908年初，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所，黄侃还与鲁迅、钱玄同、龚宝铨等一起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专攻文字声韵之学。章太炎对黄侃学业大为赞赏：“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正当黄侃以“一日万里”的速度攻读国语时，突然收到家电，得悉生母周太孺人病危，于是辞别章师归国。

黄侃返回蕲春，除侍奉母亲外，还写定《春秋名字解诂补谊》等稿。同年11月，周太孺人病逝。黄侃营葬完母亲遗骨，恰逢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由于叛徒告密，鄂督陈夔龙得知黄侃居家，急命官吏抓捕。黄侃得讯，仓皇出奔，去武昌亲友家借得一笔钱，又辗转亡命日本。

黄侃与父亲

1910年秋，黄侃接到湖北革命党人的书信，促请他回国共举大事。黄侃应召立即回国。

他回到湖北后，虽武昌地区革命力量蓬勃兴起，革命党人正在知识界、工商界、新军等阶层中组织“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但又适值湖南萍澧起义失败，他审时度势后认为武汉革命力量薄弱，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不宜轻举妄动，而当务之急应是宣传革命大义、激荡民气、发展组织、积蓄力量。黄侃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这两个革命团体，还与温楚珩一同审定了“文学社”的社章。同时，黄侃还奔波于武汉、蕲春之间，积极发动民众，宣传民族大义，为推翻清王朝鼓吹革命。他常在深山僻野、古刹老庙之中发表演说，每到一处，听者常达千人。仅蕲春、黄梅等八县先后听过他讲演的人，以数万计。蕲黄一带英雄豪杰，争先结识黄侃，以图推翻清廷。黄侃在宣传发动民众的基础上，在蕲春一带组织起一个名为“孝义会”的革命团体。

1911年春，黄佩到河南豫河中学任教，因宣传排满救国，7月被校方解聘。他从河南回家路经汉口，访“文学社”主要成员、《大江报》主笔詹大悲。詹大悲为黄侃设宴洗尘，席间二人谈论时政，大骂立宪派，认为康、梁及其门徒提倡和平改革纯属欺骗世人。黄侃好口腹，喜饮酒，酒饱饭足之后，乘兴挥毫云：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此时非有极大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中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勿令黄祖呼佞而已。

笔罢，黄侃在文头大大写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0个大字。文尾署名“奇谈”，随手递与詹大悲。翌日(7月26日)，该文在《大江报》“时评”一栏与读者见面，顷刻武汉三镇为之震动。清廷爪牙闻之大为恐慌，湖广总督瑞澄急忙下令封闭报馆，逮捕《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和副主笔何海鸣，各判一年徒刑。审讯时，詹、何二位主笔大义凛然，不肯出卖黄侃，都说该文出于自己手笔。所以，直至今天还多被后人误认为该文系詹大悲所作，皆属不明这段历史内情所致。

武昌起义爆发后，詹大悲和何海鸣被营救出狱，发动新军，光复汉口，并在汉口组成革命军政府分府。黄侃听说武昌爆发起义后，风驰电掣般地扑到革命的火口，与詹大悲、何海鸣、温楚珩、陈冕亚等共负重担，投入了枪林弹雨的战事活动。当清廷命冯国璋率领大军南下进攻汉口之际，黄侃和黄兴、居正同赴前线视察战况，都认为以现有兵力不足以抵抗南下清兵大军，遂派黄侃火速回蕲春，发动“孝义会”，组军北上援战。黄侃回蕲春后，与“孝义会”主要成员方伯芸、张伯菱、汪翔云、陈楚香议定：先取县城夺得军械，再联合各县会党组建军队，尔后分四路并进北上攻打敌后，以解汉口之危。接着，黄侃便在边家湾黄氏宗祠召开“孝义会”大会，号召与会者踊跃参加革命军。

当地土豪劣绅闻讯后，纠集一百余人到黄侃家阻挠，辱骂黄侃的革命之举是“蹂躏家乡”的不义行为。黄侃愤怒已极，仗义斥责。土豪劣绅们自知不是黄侃对手，狼狈而去，星夜派人往田家镇，向清军驻防水师告密。该水师立即派兵向蕲春扑来，点名捉拿黄侃。黄侃因此时尚未组建成军，得讯后不得不出走。黄侃取道黄梅，至九江，恰遇詹大悲，此时他才得知，汉口已于11月1日失陷，詹大悲是到上海求救兵的，于是二人同赴上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

民国三大狂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

黄侃几经转辗到上海后，曾一度与汪东(字旭初)、刘仲遗主编《民声日报》，并出版其作《绱华词》一卷，收词165首。此时，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一职，革命阵营急遽分化改组，民国徒具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黄侃面对现状，对前途渐感失望。翌年3月初，他在赠宋教仁诗中口：“嗟余遘幽忧，逍遥从此届。”以此表白自己的彷徨之情，流露不再过问政治的态度。其后，虽然黄侃应直隶都督赵秉钧之请，北上天津，出任赵的秘书长，但由此更使他看清了政界的腐败和堕落，越发感到国事将不可再问了。他在赵秉钧门下勉强应付了两个月差事，于1913年12月辞退秘书长一职，返回上海，决心脱离政界，洁身自好。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黄侃人生旅途的第二大转折。从此，他基本优游于学海，埋头于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中了。

虽然黄侃与全家老小在上海过着“馏粥弗继”的日子，但是，贫困的生活并没有动摇他治学撰述的信念。他整日殚精竭虑于古籍之中，尤其对声韵学，更是精钻苦研不已。他把《说文》、《尔雅》、《广韵》三部书循回往复推敲数十遍，每部书页，密密批点，其勤苦由此可见。黄侃在研究中，把“声”和“韵”结合起来作综合研究，定古声纽为十九类，定古韵为二十八部，从而诞生了一个完整精密的上古声韵系统。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清代以来三百年间古音韵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果和达到的最高阶段，而且也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和新的研究方法。这样，黄侃便奠定了自己在古音韵学上的位置。以后，他由此被学术界及郭沫若推重为古音韵学的集大成者。

1914年秋，黄侃经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夏锡棋引荐，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及中国文学史。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被袁世凯指使陆建章幽禁于北京。开始，章太炎被禁锢在一所废除的军校内，继而，又被移禁于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同年6月，章太炎绝食装疯七八天，袁世凯派医诊视后，遂将其移居到东城钱粮胡同。黄侃到京后，探知章太炎下落，便冒着杀头之险，搬进钱粮胡同与掌师同居，一面侍奉太炎，一面与太炎日夜论学。黄侃所为，使身陷困顿中的章太炎感触良多，大动深情，遂将其得意之作《新方言》赠弟子黄侃。章、黄师徒二人在钱粮胡同同舟共济数月后，黄侃被袁世凯派去的警察威逼迁出。

讲学

有天，黄侃在北京碰到一位叫刘师培(字申叔)的老相识。刘师培早在1903年已与章太炎、蔡元培结识，并参加过他们的反清活动。那时，他也是位立志推翻清廷的热血青年。其后，他还应章太炎之邀，赴日本，入同盟会，与章太炎共事。但是，辛亥革命前夕，刘师培突然改变了政治态度，回国为清廷效力。1915年，他还当上了议员，参加了为袁世凯称帝而大肆活动的御用团体“筹安会”。因“筹安会”由杨度等六个主要人物组成，故被时人讽称“筹安六君子”。刘师培便是“六君子”之一。刘师培等组成“筹安会”后，他把故交黄侃请到家中，想动员黄侃入会。与其共计“筹安”，拥袁称帝。黄侃虽已决心不参与政治，但从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

他一听刘师培为此事相请，怒不可遏，愤然大喝：“如此等事，请先生一身自任之!”说罢，怒目昂首离去，并与刘师培断绝往来。黄侃反对复辟倒退的爱国义举，深使相随而来的同门钦佩，也决然随黄侃而去，不与刘师培协作。1917年，即袁世凯死后一年，他们再次重逢。此时的刘师培，虽博稽载籍，闳深经学，亦无人问津，正处于穷迫之际。黄侃见刘师培后，慨然答应为刘在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前说情，发挥其一技之长。刘遂被聘到北京大学授课。刘仅比黄长两岁，两人学术互为仲伯，各有所长。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两年后，已沉疴在身，正为绝学失传而焦心。有天，他凄惨地对黄侃说：“我家累代传授经学，不意到我便腰斩了。”黄侃也为自己朋友因无后代承续其家学问而伤感，但为了减轻刘师培惋痛之情，就安慰道：“君今能在北大授课，就别再为无接续之人发愁了。”

刘师培却说：“诸生何足以当此!”黄侃不由发问：“那么谁足以继承君之学问呢?”刘师培慨然说：“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足以担负这项任务啊!”自知经学不及刘师培的黄侃，听刘这么一说，毫不疑虑，立即站起来说：“愿安承教。”第二天，黄侃让妹夫温楚珩预定上好酒席一桌，请好友数人，置齐香案，把刘师培邀来，请到上席，当众叩头行拜师大礼。刘师培亦不谦让，起而受之。从此，黄侃对刘师培改朋称师。

温楚珩对姐夫黄侃此举大惑不解，黄侃解释道：“《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得肺病，面临死亡。不这样，不足以继绝学。”那些知道黄侃与刘师培年纪相差无几，他俩又有十余年昆弟之交，而黄侃仅因自己经学不及刘师培便心悦诚服地拜刘为师，退居弟子之列的人，无不认为黄侃真正做到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在”。于是，黄侃拜师一事，一时传为美谈。数月后，刘师培果然因肺病不治而亡。黄侃不仅以弟子之名为刘师培写文哀祭，并对侄儿黄焯说：“清世经师如孔广森、戴望，皆年三十有五而殁，刘先生年亦相若，所造尤如卓绝，此三君者皆旷代奇才也。”这也是黄侃对刘师培经学造诣的高度评价。

其实，黄侃在经学上的造诣也是超群绝伦的，但他仍能自知不足，取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并有所开拓。后来，他果真把这门绝学继承到手，并予以发扬光大。1983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就是黄侃多年治经之硕果。这部经黄侃手批过的“十三经”，是黄侃次子黄念田在“文革”前寄送给毛泽东主席，才能得以保存至今，并影印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

黄侃的25岁像

蔡元培于l9l7年1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随即大事革新，启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解放的教授和学者到文学院任教。尽管黄侃囿于种种偏见，以“八部书(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外皆狗屁”的态度，公开鄙视白话文章，推崇先秦两汉晋宋古文，但因他的学问足以为一流派的代表，仍被“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校长蔡元培留用，继续充任文科教授。

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年中，用自己撰写的《文心雕龙札记》、《诗品疏》、《咏怀诗补注》讲义为教材授课，大受学生欢迎。他在致力于古代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教学、研究的同时，还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实践。他的诗词作品常在《晨钟》副刊登载。此外，更值得一谈的是，他在讲授《文心雕龙》时明确阐述，在声韵和训诂学以外还存在一门语法学，并对文言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带有指导性的见解，使其《文心雕龙札记》成为《马氏文通》印行之后我国语法史上问世较早的重要论文之一。其中，他的语法研究应该与修辞表达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观点，以及他对诸多文言虚词的精确注释和研究性意见，有些被郭绍虞撰著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年出版)采用。

黄侃在北京大学五年间，其得意弟子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刘颐(字博平)、金毓黻(字谨庵)、张文澍(字馥哉)、骆鸿凯(字绍宾)等十余人，都得到过黄侃很多教益和启迪。黄侃除在课堂授课外，还特意在家里给大家讲文字、声韵、训诂等知识，而且常常讲到夜阑人静，柝声四起，校门紧闭。每当这时，黄侃就在家中设席开饭，为弟子们加补夜餐，留宿家中。在教学和研究之余，黄侃还常率领众弟子去北京各处名胜游览，饮酒唱和，乃至酩酊而归。黄侃与弟子相处亲密无间，诸弟子对黄侃亦敬重无比。直到这些弟子成了“头白门生”，还在深情地谈论黄师对他们的教诲，谈论黄师所给予的教益，并深以从学太浅为毕生憾事。

然而，这样可贵的师生关系似乎也不能安稳维持。黄门弟子之一的孙世扬，是位清高拔俗的人，而他又格外受黄侃钟爱，并常受黄侃褒奖。这样，孙世扬便引起了其他教师的疾恨，并被诬经常旷课。按当时北京大学常例行事，这种学生便应予以除名。由此，愤愤不平的黄侃便动了归乡教书之心。此时，武昌高师(即武汉大学前身)也多次邀请黄侃回省讲课。这样，黄侃便于1919年7月离开北京，返抵武昌。

中国共产党密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虽然会址定在上海，但考虑到租用旅馆开会不能保证安全，具体会址和代表住宿处一时成了难题。这时，他们听说法租界博文女校校长黄学梅是蕲春人，与黄侃相识，并钦佩黄侃的学问，于是，董必武便托黄侃为大会筹觅会址。黄侃受之托，给黄学梅去信商讨此事。黄学梅既是黄侃远宗同姓亲戚，又是黄侃好友，她见黄侃书信，欣然应诺。在黄学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打着“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了黄学梅提供的校舍。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中，除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外，其余都住在博文女子学校。

此后，黄侃还尽力营救过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及革命者。例如：1928年黄侃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后，同门汪东的弟弟汪楚宝在徐州进行革命活动被国民党驻军司令刘峙逮捕。汪东向黄侃求救，黄立即写信让侄儿黄耀先连夜找司法院长居正。居正不仅是黄侃参加武昌起义时的战友，后来他们还有一段极深的交情。居正当司法院长前，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汤山，黄侃曾冒蒋介石之大不讳，常携子同往看单居正，为其宽心解忧。居正获释出任司法院长后，常登门拜望黄侃，却从未得到过黄的回访。有天，居正纳闷不解地问：“何以不再来访?”黄侃对答：“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我岂能作攀附之徒!”黄为营救共产党员，不惜收回此言，向居伸手求援。居见黄手书，念黄昔日扶危济难之德，立即让刘峙释放汪楚宝，使之幸免遭害……

黄侃38岁像

1924年后，黄侃又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任教。1928年春初，黄侃应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同门好友汪东之请，赴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从此，黄侃一住南京八年，直至1935年去世。

黄侃到南京之初，在大石桥赁房居住。后来，他在九华村建造一座小三层楼，举家迁入。黄侃从陶渊明“量力守故辙，岂不饥与寒”诗句中取“量守”二字，榜书“量守庐”三字，高悬门上，自号“量守居士”，以此表白鄙薄世俗名利而潜心学术的节操，并特意请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叶楚伧为自己提写了“量守庐”三字，以此威吓那些常到民家寻找麻烦的军警宪特，使他们不敢到其门下打扰治学。黄菊英女士为丈夫能无牵无挂地在文海中心驰神往地邀游，则亲自操持家务，给黄侃创造治学研究的理想环境。黄侃埋头二楼书斋，一日三餐由人端送，仅在周末晚餐才下楼同全家团聚，成了妻子儿女们很难得以见面的“稀客”。

1935年，夏历二月二十九日，黄侃年届五十，章太炎给弟子黄侃送去寿联一幅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意在催促黄侃即早动手著书立说。恰巧这时，黄侃的弟子刘颐在侧，黄侃很不愉快地指着章师太炎送与的寿联对刘颐说：“此中有‘绝命’二字。”等到一位叫朱羲胄送来一幅齐白石画的“量守庐图”，黄侃才转伤为喜地说：“此最佳礼品也!”谁知，黄侃的“绝命”之说，竟成了谶晤。

黄侃虽自命“量守居士”，但他的爱国情操一如既往，并未因潜心教学和国学研究而有丝毫减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给黄侃精神上带来很大的痛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他写有《闻警》云：“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辽海云万里，无翼难飞赴。”诗文倾吐了他的这种痛苦之情。黄侃在国是日非的隐痛中，除纵酒消愁外，只有将全部精力投身于教学研究，以尽其一片爱国之情。八子出生后，他为了记挂日军凌逼而朝夕难保的故都北平，为子起名“念平”。灾难日深的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令他昼夜如焚。隐痛、纵酒、劳累象黑暗中的三头恶魔，死死地折磨着他……

1935年10月6日，正是农历的重九节。黄佩为消闷遣忧，带着子女甥婿到距家不远的鸡鸣寺散步，归家后，郁郁寡欢的苦闷之中，有感抒怀：

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

应将丛菊落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

青冢霜寒驱旅雁，蓬山风急于抃灵鳌。

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未足豪。

新作刚刚成篇，学生林尹来探望黄侃。黄侃遂将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林尹。林尹万万不曾想到，黄侃也未能料及，这竟是他此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作和最后一幅字。

晚间，黄侃稍觉轻松，挣扎着从床上爬起，强打精神，吃了几只蟹螯，开怀畅饮了几杯葡萄酒，想以此解除腹痛难当之苦。不料，食后躺至午夜，腹胀气喘，冷汗蒙头而下，至天明不能熟睡。延至10日10日，黄侃再度起床，便口吐黑血。次子念田见父病重，急忙去请大夫。念田走后，黄便伏案圈点《唐文粹》，忍痛奋力，将所剩两卷完成。他刚将手中笔管收起，便又觉血涌心头，大吐一阵鲜血。剧痛稍过，黄侃欣慰地对家人说：“生平笑人杀书头，毋令人笑我也!”何谓“杀书头”?原来，黄侃批点古籍，最忌有始无终，并常笑话那些点书不能终卷者是“杀书头”。凡经黄侃批点过的书，虽有的一部书可多至数百卷，但都没有半途而止的。黄佩常用王安石诗句“莫将有限胜无穷”自警，认为“唯做学问，却应将有限胜无穷”。

念田请来医生后，经诊断，黄侃病况是：饮酒过量，胃血管破裂，导至胃出血。医生给他注射完止血针后，要他安静躺卧。谁知，以学问视作自己第一生命的黄侃，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对学问的研究。医生一走，他又取出《桐江集》五册，一气披览而过。极度的劳累，使他在当天深夜又剧吐不止，所吐之血皆为块状。

1935年10月11日清晨，中央大学医学院戚院长赶到家中为黄侃医治，接着，又请来一位德国大夫协同抢救，皆无效。延至午时，国民革命先驱、一代国学大师溘然长逝。弥留之际，黄侃还悬念着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华北的侵凌，焦忧地向家人询问河北近况如何，听后长叹道：“岂国事果不可为乎?”一颗爱国学者的赤子之心，竟是这样在为国事牵肠的剧痛中永远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