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诗作《乌衣巷》中这两句是极为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东晋历史演变方向的。东晋的历史其实就是王谢之家背后的门阀政治破产的过程，最后皇权那只小燕子飞入了刘裕那样的寻常百姓手里。
东晋的门阀政治始于“王与马共天下”，然后先后经历了王导家族、庾亮家族、桓温家族、谢安家族四轮接棒。其过程演变非常有趣，权力的家族式交接非常不牢靠，基本上变成了董事会的成员谁手腕硬、实力强，谁就可以掀翻前任，自己当老大，皇帝这个品牌创始人一直靠边站。
东晋的权力圈是反常规的，它认圈层却不太讲究门第、家族这个核心小圈子。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东晋这艘破船正值风雨飘摇之际，亟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大才当舵手，以保证这艘破船上其他利益群体的安全。
但是，东晋门阀政治这种封闭式的内部选拔游戏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巨大BUG，那就是人才断层的问题。内部通婚久了，很多就变成了近亲繁殖，导致了后来人在生理上出现退化。然后，世家子弟承平已久，见识和能力上也慢慢跟不上了。
举个例子吧！主政东晋的大才们出生时间分别为：王敦266年、郗鉴269年、王导276年、庾亮289年、庾冰296年、庾翼305年、桓温312年、谢安320年、桓冲328年。这些门阀英才之中，除了最小的桓冲外，其余全部经历了江左最后一次大乱——苏峻之乱（327年）。王敦、王导、郗鉴、庾亮这批最早的南渡高门，全都经历了永嘉之乱，全都在血与火中淬炼过。庾氏兄弟和桓温的第二梯队则在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亲身感受到了胡马南渡的危机和王敦苏峻逼宫的江左混乱。
这些苦难经历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和吹捧的财富，但对一个人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锻炼心志来说，确实不可或缺。有这些经历的人，在社会经营活动中会更加务实一些，而那些从小生活在温室中的富二代、官二代则容易没有危机感、紧迫感而变得极致的虚头巴脑。比如王家子弟王羲之等等就只能搞点文艺沙龙，真让他们去实干兴邦，那基本上会是害人害己。
上述这些人，其实都是所谓的国之重器，真正的国之重器，是需要在时代的大潮和纷繁的考验中历练出来的，舞文弄墨、游山玩水、酗酒扯淡、曲水流觞是整不出救世大才的。
谢安和桓冲，其实是门阀出品的最后一批尾料，严格意义上只能算半个国之重器。谢安是赶上了时势的尾巴，桓冲则是跟着哥哥桓温灭蜀、北伐，在一次次历练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与见识，这哥俩因此才勉强跻身门阀大才的行列。但他俩相对于前面那些大神来说，成色依然不足，所以没法独担大任，得搭伙过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桓温之死标致着东晋门阀政治开始没落的真正原因，谢安和桓冲时期，其实就是门阀政治时代的一点余音了。
东晋的政治生态拐点其实是淝水之战。因为战胜了北方强敌前秦了，让一直悬在东晋头顶上那把国防威胁的利剑彻底解除了。没有了外部威胁，东晋内部之间的团结一心就失去了必要条件，门阀和皇权之间因为生存解压，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和心思去窝里斗了。而且淝水之战后，谢安背后的站台老太太皇太后褚蒜子走人，失去后台的谢安立马怂了，主动交权以求自保。
也就是说，淝水之战后，东晋的权臣色彩主动剥落了许多。比如谢安的女婿王国宝（出身太原王氏）一看他老丈人没啥指望了，便主动投靠了皇帝司马曜的弟弟司马道子，后面更是竭尽所能地在皇室和谢家之间制造摩擦和误会。
385年四月，在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俩兄弟的试探和紧逼之下，正处人生巅峰的谢安主动申请出镇广陵，让出了中枢权力。四个月后，谢安过世，司马道子更进一步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属于谢安的所有权力收了过来。
谢安死后，其侄谢玄也开始主动交权。387年春正月，中央任命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替谢玄镇彭城，谢玄转镇淮阴。在淮阴谢玄患病，多次上梳解甲归田，后被任命为会稽内史，回大后方当地方官去了。
没多久，自388年春正月开始，谢玄、镇豫州的猛将桓石虔、谢安弟，尚书令谢石相继去世。389年，镇荆州的桓石民过世。
至此，门阀政治的时代正式落幕，因为高门大姓之中再也找不出能挑大梁的人物了。
那么代表皇权的司马家到此算得上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吗？并没有！因为司马家的皇帝自从东晋明帝之后，也属于烂泥扶不上墙系列产品。尽管得益于特殊的时代与朝局，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两兄弟几乎是躺赢的拿回了已经旁落了八十多年的皇权，但这哥俩除了喝酒在行外，其他能力都十分感人，让他们拿回皇权，并不是指望他们带领东晋走上一个新高度，而是让你们司马家的人亲手亡了东晋的江山。
当然，老天还是对司马家和东晋安排了一个首尾呼应的剧本。东晋立国之初，王与马共天下，你们司马家在江左的东山再起是王家人陪伴的，现在到了门阀政治时代的尾声阶段，你们司马家马上要彻底凉凉了，老天也会安排王家人陪你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的。只不过，东晋一生一死的两群王家人并非一家人，前者是琅琊王氏，后者是太原王氏。
关于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起源，咱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他们是秦朝将领王离的子孙在秦朝灭亡之后，外出避祸逐渐衍生出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两个庞大的王姓分支的。
太原王氏最早的飞黄腾达是出现在曹魏时期，当时的太原王昶是曹丕的班底成员，后来又效忠了司马家，并在淮南三叛中有着较好的卖力表现。
王昶的儿子王浑因此成为了司马炎的铁杆嫡系，并在西晋灭吴的国战中立下大功。
到了王浑的儿子王济这一代，王家见风使舵地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王济不仅娶了司马炎的妹妹常山公主，成为了皇亲国戚，还成为当时的扯淡高手，即玄学名士。
看上去太原王氏的家族腾飞轨迹非常完美合理，但是史书有很多事情是不会告诉大家的。太原王氏在扎根太原期间犯了一些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最严重的就是跟异族匈奴屠各部刘氏结交过深。讲白了就是充当了刘渊家族的政治保护伞，然后让屠各匈奴对太原王氏家族进行利益输送。
比如刘渊的母亲去世时，时任司空（正国级）的王昶居然高规格送去真挚的慰问。这相当不寻常，要知道监管匈奴部的护匈奴中郎将不过是个比两千石的四品官，一个被监管的异族部落首领，得有多大的面子能让三公级别的领导这么特殊关照呢？这就是太原王氏给屠各匈奴政治站台的表现。
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
又比如到了王浑这一代，王浑跟刘渊处得跟哥们一样，还把自己的儿子王济推荐给刘渊当自己人。然后父子俩多次在司马炎面前举荐刘渊，先是建议利用五部屠各的力量去收东南，后是建议让五部屠各去平西北边患，但都由于朝中其他势力阻挠而失败。
太原王氏为何这么极力推荐并州屠各呢？大家去看看王家人的消费标准就知道了，想一想他们的钱从何而来就更加明白了。
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太原王氏喝着国家的精血，却一直稳居庙堂之高。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司马家内部就差没有把脑花给打出来了，太原王氏也开始分头下注。一头是通过刘渊的匈奴屠各部下在了成都王司马颖那里，一头是通过幽州刺史王浚（同样出自太原王氏，王昶堂兄王机之孙）下在了东海王司马越那里，最后司马越成为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当初跟刘渊一条裤子的王浑这一支算是彻底被官方打成右派了，而站队成功的王浚那一支开始风生水起。
可王浚这货也是一个野心家，起势之后便打算自立，结果快速被打倒。
此时看上去，太原王氏似乎做错了所有选择题，前景堪忧。但是，世家大族那些玩家从来都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他们永远都会保留后手的。王昶的另一个儿子王湛，也就是王浑的弟弟，人家这一支抢先南下去开辟另一个根据地了。
在两晋混社会，会扯淡永远是第一敲门砖。而太原王家在扯淡这方面也算得上是家学渊源的，所以很快就闯出了名号。王湛的儿子王承弱冠之时就被扯淡界的绝对权威人士王衍比作了名士南阳乐广。然后王承这位太原王氏的玄学后起之秀在司马越败逃下邳的关键时刻南奔司马越幕府，成为了危难时投票的原始股名士。这就是太原王氏日后在江东政权混圈子的入场券。
司马越败亡后，王承南渡归于司马越的分支司马睿政权，并因能力和革命辈分被推许为东晋第一名士，在王导、庾亮等人之上，为中兴第一。
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
但是，这么牛的王承却因为走得太早而并没有托举起整个太原王氏。王承去世时，他的儿子王述年仅15岁，又没有桓温那种冲天大才，所以东晋早期的门阀更替全没有太原王氏什么事。
直到354年，51岁的王述终于在桓温废殷浩的时候，靠着家族门楣熬到了帝国前台，成为了扬州刺史。
然后，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再接再厉，在阻止桓温篡位的大事中狠狠地露了一下脸。
王坦之的儿子便是谢安的女婿王国宝，这货最后成为东晋灭亡的重要见证人。父亲救了东晋一命，儿子在东晋灭亡上送上一程，也算是两清了吧。
另外，太原王氏还有一支也挤进了东晋政坛，那就是王昶侄儿王默那一支。王默的两个孙子王峤和王讷也南逃到了江左，同样发展成了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这一支在王讷的儿子王蒙这辈儿时开始渐渐冒了出来——345年，司马昱进入中央后颇为倚重有玄学造诣的王蒙和刘惔，虽然两年后王蒙英年早逝，但其女王穆之仍然成为了晋哀帝司马丕的皇后。王蒙的儿子王蕴随之被东晋朝廷重用，其闺女后来成了司马曜的皇后。
也就是说，随着东晋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80余载时，世家大族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太原王氏。王坦之那一支有保住司马昱政治遗产的不世之功；王蕴那一支则成为了皇后家族。太原王氏成为了跟皇权结合度最高的世家大族。王蕴那一支抱住了皇帝司马曜的腿，其子王恭、王爽全都是保皇党；王坦之那一支则随后抱住了皇弟司马道子的腿，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认了司马道子当老大，闺女成了司马道子的王妃。
按理说，太原王氏这两支分两个阵营紧密团结在皇权周围，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毕竟司马曜这俩兄弟已经开始躺赢地拿回了皇权。
但是，大家还记得司马家的人有啥基因毛病吗？那就是跟鲜卑的慕容家一样，都是过不得好日子的人。司马曜和司马道子这两兄弟之前因为皇权旁落，俩兄弟苦哈哈地团结一心，一内一外地专心光复皇权，哥俩的感情处得还不错。但是，一旦他们正式收复皇权之后，俩兄弟便开始闹矛盾了。
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两个阵营出现裂缝后，分头下注的两支太原王氏自然也被裹挟进了内斗之中。
司马曜在收复皇权之后，感觉到了胜利者无比的寂寞，于是使劲的泡妞和喝酒来弥补空虚，把政事都推给了乖弟弟司马道子。但司马道子也是一个大酒鬼，你喝我也喝，你泡我也泡，凭什么你享受生活而我要去干活？所以司马道子就把很多事情甩给了自己的小弟们。
于是乎，以王国宝为首的马仔们开始有了弄权的机会和空间了。他们买官卖官、制造冤假错案、奢靡腐败，迅速把东晋的政治生态搞得乌烟瘴气。
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王国宝们就是这样的妖孽。东晋的立足根本是啥？是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去抵御外敌求生存。你得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行，你这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地使劲折腾、内耗，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
随着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等一众马仔越搞越离谱之后，皇帝司马曜也开始变得不开心了。双方第一次矛盾大爆发就是因为王国宝鼓动朝臣联名上奏请求擢升司马道子为丞相，并加殊礼以示尊崇。这是很明显的得寸进尺，司马曜自然不会同意了。
时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讽八坐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
时任护军将军的车胤说加殊礼是周公才配享受的待遇，所以当场就投了反对票。司马曜顺势表态，把司马道子的支持者训了一顿，然后表扬了好同志车胤，把这事给否了。
俩兄弟闹掰了之后，司马道子集团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后来王国宝又让司马道子的宠臣袁悦之请僧尼支妙音写信给太子司马德宗的母亲陈淑媛，走后宫的门路为王国宝再次升官。
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宜见亲信
司马曜再用诛杀袁悦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帝知之，讬以他罪杀悦之
此时此刻，司马曜和司马道子这两个皇权的保卫者虽然出现巨大矛盾，但依然没有到失控的程度。真正使得东晋政局开始失控的时间是389年，这一年，桓家的最后顶梁柱荆州刺史桓石民死了，早已不对付的司马曜和司马道子在抢夺军权上又开始新一轮的掰手腕。
司马道子先拔头筹，运作骠骑长史王忱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这位王忱是司马道子王妃的兄弟，王国宝的弟弟。
转过年，390年春正月二十六，青州兼兖州刺史司马恬过世。司马曜于二月初二就迅速任命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王恭是皇后的兄弟，司马曜在抢占军权上又扳回一局。
司马道子不甘落后，又于同年八月把党羽庾楷运作成了豫州刺史去镇守历阳。
这俩货一来一往地搞起军备竞赛，你一招我一招，开始变得没完没了起来……
时间慢慢来到392年十月，荆州刺史，司马道子的舅子王忱死了，司马道子本想让自己的亲信王国宝去接这个位置。但是司马曜却先下手为强，先是在王忱死的同月用郗恢（郗鉴孙，郗昙子）替下了打了好几次病退申请的朱序做雍州刺史镇襄阳，然后紧接着又出“中诏”（绕过尚书台由宫中直接发出的帝王亲笔诏令）这种很少使用的皇帝直接任命的权力，将荆州刺史给了殷仲堪。
这俩兄弟之间这种毫无节操的争权为东晋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因为这种为了争权而争权的人事安插最终激活了东晋的葬送人——桓温之子桓玄。
东晋走到这一步，司马家自己不争气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在这背后，世家大族的人才断层才是根本原因。谢家、桓家因为人才断层被挤出东晋的核心权力圈后，太原王氏那些德才皆不配位的王国宝们开始了各种小人得志，这让原本就没啥容错空间的东晋，随时随地都有翻船的可能。
所以，不管是人也好，组织也罢，在虚弱的时候要尽量少折腾。也尽量不要让那些没经历什么风雨、见过多大世面的官二代、富二代去掌控权力，像太原王氏王国宝这种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他得势之后不瞎折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人性的欲望所决定的，谁不想呼风唤雨？谁不想一人之下？至于后果是什么、自己能不能稳得住场面这些事情，他们压根不会考虑，也基本上考虑不明白。
凡事皆有因果，你们司马家的东晋，兴也是因为王家人，亡也是因为王家人，尽管不是同一个王家人，但至少也算是在形式上闭环了。安心等待命运的宣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