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张恨水被誉为“民国第一写手”、“中国的大仲马”。

他一生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及大量散文、诗词作品，累计4000万字；他凭借一支妙笔，草根逆袭，一个人养活了一家30口；他的作品在那个年代脍炙人口，风靡一时，掀起了举国轰动的“张恨水热”。

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到《啼笑姻缘》等经典之作，张恨水一生的创作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他笔下的鸳鸯蝴蝶、风花雪月无不承载了他对爱情的瑰丽幻想。可这个多情男人的一生中却有这么一个女人，倾尽一生却无缘他笔端的精彩，岁月漫漫，却甘做其澎湃生命中的一层苍白窗户纸。

1915年秋天，一位30岁出头的妇人走进了安徽潜山黄岭村“老三房”家的客堂，那女人一进屋便欢天喜地地告诉女主人戴氏：

“信兰嫂子，前几天你说过的那件事已经办成了，我托亲戚在娘家徐家牌楼为你家大相公挑中了一位姑娘。姑娘名叫徐大毛，今年16岁，贤淑知礼，粗细活一把抓。”

戴氏劈头便问：“家世如何？”由于公公曾任清军正三品顶戴参将，丈夫生前担任过税吏，戴信兰对媳妇家的根基和背景也颇为讲究。

妇人满怀笑意地告诉戴氏，徐家祖上也是出过官的，虽说如今家道中落，但是姑娘的父亲徐海山好在是个教书先生，写得一手好对子，你们两家也算上门当户对。

戴氏的丈夫两年前因病过世，一直以来，她为丈夫张钮未能抱上孙儿便辞世深感遗憾，加上丈夫去世后，她一人养家的担子愈发重了，戴氏十分希望找个儿媳为自己分忧，于是她把20岁的儿子张心远叫到了跟前。

这个名叫张心远的少年，便是日后在国内红透半边天的作家张恨水。但是这一年的张恨水极其苦闷。自父亲去世后，他因经济困难不得不中断学业。这一年，他好不容易考入了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可学校却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停办。

灰头土脸的他不得不回到安徽潜山老家，和母亲、弟妹守着几亩薄田度日。但即便困守山野，张恨水内心依然做着热切的求学梦。戴氏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儿子，她深知儿子心高气傲，从小爱看才子佳人的小说，非一个理想的妻子不能拴住他，因此戴氏便煞费苦心地前去相儿媳。

次日，在徐家牌楼的戏台下，戴氏看到了两位姑娘并肩而坐。媒人一指，戴氏便瞥见了她那位眉清目秀、端庄秀丽的“未来儿媳”，心中一百个满意，两家人迅速定下了这门亲事。

可到了新婚之夜，当张恨水用秤杆揭开新娘的盖头，他终于发现了这桩婚事是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眼前的这个姑娘翘嘴唇、塌鼻梁、身材矮胖，哪里是母亲口中的标致小姐？这种反差让才子佳人梦碎的张恨水含泪出逃。

戴氏也是到了这一日才知道，当日她相中的姑娘其实是徐大毛的表妹。虽说当时徐大毛本人的确也在场，但自己却被媒人巧妙地转移了注意力。戴氏为这场闹剧悔恨不迭。

半夜，堂叔带着族人打着火把，在五六里外的一个山坡上找到了已经蹲了半宿的张恨水。回到家后，母亲流着泪劝说儿子，新娘已经过门，没有退婚之礼。她许诺儿子，将来若是再遇到称意的女子可再娶一房。

面对母亲卑微的恳求，张恨水心软了，也顺从了。他默认了这桩让他屈辱的婚姻，却一直郁郁寡欢。新婚过后的日子，张恨水不愿和徐大毛同房，于是打扫出了一间窗临院中桂花树的房间作为书屋，终日把自己关在里面阅读。

在散文《桂窗之夜》之夜中，张恨水就回忆了这段新婚生活，他写道：“月圆之夕，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家人尽睡，予常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而在无数个月华满地的清辉之夜，独守空房的徐大毛是否也在抬头望月，幻想着这个咫尺天涯的夫君？无人知晓。

这桩婚姻的结合虽是阴差阳错，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徐大毛显然无可挑剔。婚后，她很快适应了为人妻媳的身份。生活中的她善良淳朴、勤俭持家，不仅孝顺婆婆，而且关照家里的小姑子和小叔子，张家人都很喜欢她。

但由于徐文淑没什么文化，又拙于文辞，张恨水和她几乎没有什么话。妹妹张其范见哥哥冷落嫂子，于是主动教徐大毛读书写字，希望她能有朝一日和哥哥比肩，并为嫂子将名字改成更为文气的徐文淑。可这一切还是难以抚平这桩包办婚姻带给张恨水的伤痛，婚后不过数月，他便以外出闯荡为由，到了千里之外的地方谋生。

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徐文淑只有每年春节才能见上丈夫一面。她知道丈夫对自己没有感情，也只是远远地看着。

戴氏和儿媳相处久了，感情日益深厚，因此一直对她心怀歉意。戴氏一次次开导儿子“娶妻娶贤淑”，十分希望他能给徐文淑留下一个后代。

在母亲的恳求中，张恨水再一次妥协了。一年后，徐文淑诞下一女，然而却不幸夭折。她的婚姻，一开始就像吹肥皂泡泡。她眼看着一个斑斓的梦升起又瞬间幻灭。碎了的泡泡回不到过去，只能再吹一个。

徐文淑在婚姻中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1926年。这一年，张恨水的大妹考上了北京女师大。为了方便照顾一家人，他在北平购置了一间大宅子，把母亲、弟妹和徐文淑全部接到了北平。

彼时，张恨水已经成了著名报社《申报》和《新闻报》的主笔，稿酬优渥，使他得以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和弟妹的教育经费。

丈夫在功成名就之后没有忘记自己，这让徐文淑很是感动，可待她到了北平，徐文淑才知道张恨水已经再娶了一位名叫胡秋霞的女子，两人还有了一个女儿。

有了胡秋霞后，张恨水更是不再去徐文淑的房间。从此，徐文淑的婚姻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白天和婆家人相处；晚上和自己独处。在张恨水心中，胡秋霞才是妻子，徐文淑更像是母亲要来的保姆。

因此，在张家的日子里，徐文淑和胡秋霞几乎不分妻妾，地位相等，而性格老实的徐文淑也没有什么抱怨。她保持自己善良淳朴的天性，和秋霞如同姐妹般相处。戴氏则再次为这个可怜的儿媳求情，希望儿子给徐文淑一个孩子，让她后半生有个依靠。

而张恨水也真的屈从地走进了徐文淑的房间，直到她怀了孩子，张恨水才对母亲叩头一拜：“母亲，我的任务完成了。”

1927年，徐文淑第二胎诞下一子，但是悲剧却如宿命般重演，第二个孩子还是没有逃过夭折的命运。自此，张恨水很少再进入徐文淑的房间，戴氏也只能感叹自己这个儿媳命薄。由于两次都没保住孩子，徐文淑一直觉得对张家心有愧疚，因而待秋霞之子视如己出。

1928年，胡秋霞产下长子张晓水。由于是早产，匆忙间找不到接生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浑身冰冷，落地不哭。徐文淑当即把孩子搂进自己的怀里，暖了好几个钟头，直到张晓水发出第一声啼哭。晚年，张晓硕还说：“我的命是大妈救回来的。”

徐文淑没有养过孩子，看着刚出生的晓水，很是喜爱。而秋霞还有一个大孩子要照顾，张恨水又忙于写稿，两人照顾孩子的精力却有限。有一次，晓水从床上掉下来哭闹却无人知晓，所幸徐文淑闻声而至，叫醒了熟睡中的秋霞。

徐文淑笑着说：“你真是个孩子！让你这个大孩子带两个小孩子，也实在是太为难你。我反正没什么事情，闲着也是闲着。今后不如把大宝、小安子（张晓水乳名）交一个给我带吧。”自此，徐文淑便帮着秋霞照顾张晓水。她对张晓水的疼爱，一如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

在北京度过的10年时光中，徐文淑在和张恨水在感情生活上依旧是一片空白，但是物质生活的满足，为人母亲的精神依托也让她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较为快乐的10年。

直到抗战前夕，张恨水将一家人送回了安徽老家，徐文淑再次挑起了张家的大梁。后来，秋霞返回北平，徐文淑选择了继续留在老家照顾婆婆。

张恨水虽然对徐文淑没有爱，却敬她为张家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因此每月从不间断地给徐文淑寄去充足的生活费，乐得徐文淑逢人便说：“我嫁了棵‘摇钱树’呢！”

徐文淑把张恨水常年给自己寄的这些钱攒下来，在老家买下了一大块田地，佃给同村人耕种，用做防老。但是土改期间，她却因此受到牵连，被划为地主，不得不离开家乡，住到了安庆。

彼时的徐文淑已经年过五旬，苍白的岁月还是在她脸上刻下了无情的风霜，她如一片枯叶般日渐脆弱、凋零。这些年来，张恨水除了寄钱，只看过她一次。两人之间，除了一纸冰冷的婚事，仅剩下一层尊重维系着。也正是这则尊重，支撑着徐文淑的晚年。

随着婆婆去世，弟妹和晓水相继长大、成家，徐文淑渐渐失去了自己在这个大家庭里的作用。晚年的她又认养了一个叫做小莲的姑娘。余生之中，她独自吃斋念佛，看一些简单的佛经度日。老来的孤独让她越来越记挂自己视为儿子的晓水。

1958年的一天，年逾花甲的徐文淑上街给张晓水寄信，可信没寄走，她却因中风在街头跌倒。路人围上来的时候她已不能言语，徐文淑却还艰难地指了指自己的衣兜。大家在兜里的信封上翻出了晓水的名字和地址，知道了这是她最后的牵挂。

最终，徐文淑经医院抢救无效辞世，享年六十岁。噩耗传来的时候，张恨水因第三任妻子周南要动手术，难以分身，于是交给长子张晓水700 元钱，代为料理徐文淑的身后事。张晓水日夜兼程赶到为大娘奔丧，绝尘而来，洒泪而去。

张晓水根据父亲的嘱咐，将徐文淑安葬在张家的祖坟山上，墓地背依青山，面临绿水。1989年，张晓水又为徐文淑追立了一块新墓碑，碑上刻的是“张母徐老孺人文淑之墓”，后人的名字处落着“男晓水”。

从十六岁出嫁后夫君逃婚的闹剧到临终前独身的凄风苦雨，徐文淑的一生就像一层由苍白到蜡黄的窗户纸，在张恨水的一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却又平静地让人感受不到她的存在。

张恨水沸腾了整整一个时代，无论是三任妻子的付出还是众多粉丝的狂热，他的一生总归热闹；而徐文淑和他在同一屋檐下，却整整凄寂了一生，婚姻之中的爱和温暖她都不曾得到，毕生得到的安慰只是张家人的爱戴和尊重。

可当年华老去，一切风烟俱尽，那些爱戴和尊重不过化作了墓碑上历经岁月磨蚀的刻字，屹立于广大天地之间，似是无声地审判着这样一个爱恨无踪的女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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