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总想，既然这个案情已经破了，为什么张玉环没有伏法，这个真相在哪里？我本着这个意愿找的记者，记者找的律师。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辈子，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一直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去做这件事，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是在乎真相。”

▲ 张幼玲今年65岁，2014年来到武汉工作，在一家诊所当医生。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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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张幼玲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被羁押9778天的张玉环拿到无罪判决出狱回家。在这个熟人关系盘根交错的村庄，张幼玲过去是被害家属眼里的恩人，因为“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转，“多事”地帮助被公认的“杀人者”重获自由。

原本与他交好的同村村民，会和他打上70分钟的电话，争论案情、表达不满，“凭什么张玉环被放出来？”他还时不时会收到讽刺信息，有时攻击他的参与动机，有时连带人品一起骂，“张医生，你帮张玉环的官司能分多少钱？”“你无利不起早！”

连妻子也在电话里冲他干着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传啊，说你就是为了钱，说你得了100万哩，你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在张幼玲“管闲事”之前，他已到武汉生活六年。鲜少人知道，这位过去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与张玉环案交集颇深。

在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位诊疗男科疾病的医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区老屋。楼里没有电梯，做饭用的是煤气罐。入夜后回家，张幼玲得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灯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大多数时候，他会在清晨六点半醒来，简单锻炼后吃点面条或鸡蛋，再骑个8分钟的自行车，前往一家私人医院门诊部开始每日工作。每个月，张幼玲都会一次攒够6天假期，乘坐火车返回江西老家探望妻子和91岁的母亲。家里大小事务都得他操心，一颗电灯坏了得等他回去修，妻子的糖尿病药也是他开好再拿回去。

但对张幼玲来说，这些年，他内心的压力是一点点增加的。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张玉环一直没被枪毙？”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幼玲前往江西温圳监狱探望同事，无意中得知，同监舍的张玉环一直在绝食喊冤，直到2012年张幼玲的同事出狱，张玉环仍在申诉。

他偶尔听闻张玉环家的变故：妻子宋小女与张玉环分开后前往福建打工，两个就读于林场小学的儿子时不时会被欺负，但“杀人犯的孩子谁会在意呢，那时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张幼玲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颇受震动。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主动找记者陈述案情，与张家亲属、律师们一起推动案件进程。

他说自己从未后悔人生多次卷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只觉得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帮他，不是因为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 张玉环拿着无罪的判决书与老宅合影。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我只是起了牵头的作用”

新京报：有媒体把你定义为张玉环案的关键推动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张幼玲： 定得太高了。其实我在里面只是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还是最早帮助案子的曹映兰记者、王飞律师、尚满庆律师，还有张玉环自己的亲属，这是实话。

新京报：你具体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 ：两个小孩不能无缘无故地死了，当年通过公安部门的调查，把张玉环抓住了认定他是凶手，我们全村，包括我在内都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的压力是一步步增加的。

我当时有几个疑点。第一，隔了那么久，张玉环为什么还没枪毙？为什么还没有把他伏法？

第二，我去温圳监狱探监的时候，我的同事说起张玉环的事，说他在里面叫冤，绝食自杀，这增加了我的压力。

2012年春节，我同事减刑提前出狱，跑到我家来玩，又说到张玉环的事。这是我第三次的压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里？我很想弄清楚这个事，但是苦于没有出路，不知道找谁来问。

第四次压力，来源于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阴历六月份。我从外面出诊回来，骑车在张家村的公路上。那是下午两点，非常热，水都烫脚，全村人都在家里休息不出来，只有张玉环妈妈一个人在太阳底下犁田，我看着心里好疼。

我手头有江西电视台钟记者的联系方式。2016年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兴，发信息给钟记者，“我有个疙瘩总压在心里，给你说一说好吧”。后来他给我介绍了做法制报道的曹映兰记者，通过曹记者，我们找到了王飞和尚满庆律师。

2017年过小年的时候，大家去了趟张家村，宋小女也赶过去了，我那时已经有20多年没见过她了，她管我叫大哥，边哭边说。我知道她一身病，看着也心疼得要命。我告诉她，“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如果是张玉环做的，那他罪有应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这个事重新整理一下，给他一个说法，这就是我的初衷。”

那时候律师也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八年十年，还有可能就是这样了，让我们和家属要坚持下去。

▲ 进入8月后，找他电话采访的记者颇多，他在台历上写下每天要做的事。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陈年旧案：张玉环不是唯一被怀疑的人

新京报：回到1993年案发的时候，你参与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张幼玲 ： 我当时是北岭林场的医生，林场离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当天下午就有好几个小孩家属跑到我这里来问，张医生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到这里玩？我记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蒙蒙黑，那个6岁小孩的爷爷又来问我，小孩到你这里来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来找我看病的人说小孩是在下马塘水库淹死的。我脑子里就有了第一个疑问，不可能吧，这个水库离我们村很远，村民的田地都不在那边，从村里去水库，要经过长满茅草的羊肠小道，小孩子起码要走二、三十分钟，一般村里孩子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我老家就是张家村人，1969年我从林场下放到张家村种田，1972年又回到国营北岭林场做医生，对村里的田地、池塘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时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干的，裂开很大的缝，哪来的多少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

中午休息的时间，我躺着一直在想这个事，干脆爬起来骑个自行车去看，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什么，正好遇见他们准备把小孩埋了。两个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盖着竹席。

新京报：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张幼玲： 我本来就是带着怀疑来的，所以看得仔细。掀开一看就发现不对劲，大的那个6岁小孩，从嘴到两颊非常明显的淤血痕迹，是从嘴巴拉到面颊，向上的勒痕，胸部腹部还有很多拇指指甲盖大小被戳的紫色淤点。再一看4岁的小孩，脖子上有右手掐死的痕迹，四个手指加一个手指，非常清楚。

当时周围有不少家属，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呢？这么明显的痕迹都看不出，这是他杀啊。我是江西中医学院专科毕业的，成人自考，解剖学、生理学的书籍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学过的知识里，怎么判断尸体上的伤痕，伤痕形成的时间大概多久我都能看出来。再加上我自己也爱好研究破案的东西，喜欢看福尔摩斯的小说，那天的现场正好用上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说这个情况要报案啊，其中一个孩子的大伯问，“报案要交钱不？”

▲ 张幼玲家中的中医书籍。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新京报：你发现小孩的真实死因，警方到了现场是怎么和你沟通的？

张幼玲： 孩子的大伯跑去村里打座机报的案，然后全村都知道小孩是被害死的，都围了过来。那天还下着小雨，警察差不多下午三、四点钟到的，来了两部警车，大概三四个警察。法医在现场看完后，把小孩尸体带走了。

第二天上午，有两个警察就来我上班那里询问了十几分钟吧，问我了不了解情况，估计这个事情是谁做的？知不知道谁跟谁有仇？我也不清楚，只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就像我们看病一样的，要找出原因的。”

后来警察还来了好几次，带着好几个被怀疑的人的名字来问我，张玉环只是其中之一。警察也问到了张玉环的母亲，我说她在村里平时是“女辣子”（当地方言，指性格泼辣的妇女）。没隔几天，张玉环就被带走了，再隔了几天，警察就到村子里来说案子破了，凶手就是张玉环。

新京报：案件告破之后，村子里还发生了什么？

张幼玲： 当时觉得凶手抓到了，小孩冤情得到伸张，我们大家都觉得放心了，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概过了几个月吧，去世小孩的家属跑到公安局去，他们看到张玉环还没有被枪毙，就跑去质问。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因为当时他们去了几次没结果，家属找到我，问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说要不然张医生你帮着写个“状子”，问问怎么还不枪毙？是不是有人保住他了?

在那之后，基本就没什么动静了。我一直在行医，中间只听说宋小女到外面打工，跟张玉环离了婚，也嫁了别人。北岭林场有个小学，张家村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张保仁、张保刚也都在那里读的，教书的老师是我要好的朋友，只是听到老师提起过，两个小孩“造业啊”。

那时候我也听说过张玉环的儿子在村里被欺负，但农村生活的人思想比较固执狭窄，那时候村民觉得张玉环杀了人，大家都恨他，就算孩子受欺负什么的，也都不在意。

回应动机质疑：“我没有抱半点私心”

新京报：律师介入案件后的这两年时间里，你还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 我们建了一个群，在里面及时分享和案件有关的信息。2018年5月份，王飞律师经过武汉，在武昌区的一个酒店和我碰了面，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案情经过都口述了一遍，律师打印了出来让我签了字，像是笔录一样。同年8月份的时候，尚满庆律师也来了武汉，再复述了一次，我同样也签字了。

后来群里逐渐多了不同地方的记者。我把案情经过用文字的形式也从头到尾打了一遍，很长，分了很多段发在群里，一五一十告诉大家。

另外，我和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也有很多电话沟通，主要是互相鼓励和支持的话。张民强一开始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他当面去问了弟弟很多次，“到底是不是你做的？”申诉期间，我们虽然抱着希望，但抱的希望也不大，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轮到这个案子。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圈也几乎没有发过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东西，主要也是考虑到受害家属那边的心情。

新京报：你能理解为什么村子里不能接受张玉环回来吗？

张幼玲： 他们全部是这样想。当年公安宣布张玉环是凶手，宣布得详详细细，没有人不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己参与到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律师阅卷之后告诉我一些里面不对的地方，我也会一直相信张玉环是凶手。我帮张玉环申诉这件事，最开始老婆、村里人都不知道，瞒着家里人的。后来直到案子开始有点眉目了，我知道这个事瞒不住了。

新京报：村里很多村民现在质疑你，说你帮张玉环申诉是不是为了钱？

张幼玲： 我根本没有考虑钱的事，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根本也没想到张玉环能出来，意料之外的。有记者问我，张玉环出来了，你心里很激动吧？我心里一点都不激动，我心里还压着这个事儿呢。这个人不是他杀的，那到底是谁杀的？我关心的是这个。我要的就是真相。

村里的人至今为止都认可张玉环是杀人犯。他们给我打电话，聊了很多案子的东西，我告诉他，你只要有证据，现在公安在那里，法院也在那里，完全可以去报案啊，只要证明是他干的，他一样可以被抓进去。

▲ 8月7日下午，时隔27年，张玉环一家11口人在家门口拍摄全家福合影。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新京报：你不担心收钱这样的话语传来传去，最后大家信以为真？你回去村里没有这个压力吗？不怕被人报复你？

张幼玲： 我不在乎，真的就是真的，说成假的也没有用。我的家人也有劝我，说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不要去出这个风头。我不怕，我行得正坐得稳，不怕什么，我没有抱半点私心。张玉环能得到多少国家赔偿那是他的事，我也不参与，也不做什么。我的压力里面，主要是家人的担心，我孩子也有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就是怕给他带来压力。

新京报：张玉环回家后，你在武汉的日常生活有受到案子影响吗？

张幼玲： 张玉环回来不回来都没有半点变化，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来找我的记者多了。我在一家私人医院的门诊部上班，合同一年一签，全国到各地都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每天八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中午两个小时午休，一个月工资1万块左右，前几年最多的时候到过两万，包括我现在给人家看病，都不知道赊了多少账给病人。我生活过得不错，所以他们说我为了钱有点可笑。

新京报：以前受害者家属觉得你是“恩人”，现在角色调转了，你帮张玉环申诉，家属不理解，你心里压力大吗？

张幼玲： 你说我心里的压力放得下吗？我就算这辈子都放不下，但放不下也要放下。村民对我说那些风言风语的话，他们的心意我都理解，但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呢？起不了作用。他们生气也好，不理解也好，我问心无愧。

新京报：你跟张玉环以及受害者家属之间有亲戚关系吗？

张幼玲： 我们是姓张，张玉环爷爷的爷爷，跟我爷爷的爷爷，是兄弟，上面是同辈传下来的，都是“一根树的分支”，两个死者的家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我和张玉环、两个去世小孩的父亲、大伯关系都是一样亲的，所以不存在偏袒谁或者跟谁更亲近。我们村分为四个族，我们属于第四房的后人，都是一家人，我这个人只讲究谁在理，不讲究谁亲谁疏。

“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

新京报：张玉环案件的真相到底对你有多重要？

张幼玲： 肯定重要，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我当年总想，既然这个案情已经破了，为什么张玉环没有伏法，这个真相在哪里？我本着这个意愿找的记者，记者找的律师。

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辈子，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一直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去做这件事，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是在乎真相。

新京报：关于这个案件，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张幼玲： 张玉环回家后，我和他唯一的接触，就是前几天打的那个视频电话，我主要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张玉环人现在是出来了，但是怎么能打消村民对他的顾虑，这是我心里担心的。希望政府和媒体在这方面多做考虑，帮助他融入社会。另一个我也在想，这个案件也应该对受害者的家属有交代。

有的媒体记者写，我还在一直寻找真相，我哪有什么力量，我一个平民百姓能找出个什么呢？只是说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肯定有凶手杀了人，那么这个人在哪里？

新京报：这个案子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幼玲： 这个案子确实对我人生影响很大，我确实是无意中卷入这个案件的。

第一次发现小孩死因，我看见了，就是要杀我的头我也要把这个话说出来，他杀就是他杀。

第二次，张玉环叫冤，那真相到底在哪里？

我感觉自己已经尽力了，不愧于我自己心的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我做这个事我不后悔，因为我感觉它是正义的一个事情。任他们怎么说我得了什么好处，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认为，这辈子明明白白地做了一件事，这就是我的想法。

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编辑陈晓舒

值班编辑孙霖婧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