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1904年7月4日，在中国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天，273名神情庄重、略显紧张的男子，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前集结。他们并非寻常人等，而是肩负着“贡士”称号的考生。
自隋唐开创科举制度以来，直至清朝，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崭露头角，必须经过层层选拔。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这六关犹如龙门，跃过则化龙，否则便化为淤泥。闯过县试和府试，称为“童生”；通过院试，则称“秀才”；乡试胜出者称“举人”，其中优者可获官职；会试之后，便称“贡士”；而通过殿试，则可称为“进士”。贡士的身份，使他们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这273名考生所面临的，正是决定他们命运的殿试。
殿试本应由皇帝亲自主持，胜出者按名次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则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更是备受瞩目。而那位状元，将在这一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然而，1904年7月4日的这场考试，却成了大清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一年后的1905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推广新式学堂。因此，这一届科举考试成为了“末代科举”，而这一届的状元则成为了“末代状元”。他们或许还有一个更意味深长的称号：“第一人中的最后一人”。
02
让我们回到这一天的殿试。上午10点，273名考生在保和殿就座，他们面前放着四道题：
一、世局日新，百事待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等各项政务，非学无以善其事。欲委以重任，必先拓其眼界，成材之责，在于长官。然各省所设学堂，往往有名无实。上下失诚，此中弊窦宜剔。
二、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之情形验之如何？
三、古之理财与各国预算决算有何异同？
四、士人之品行，视教育之得失。古时司徒主礼教，选士、俊士、造士皆为任官之法。汉重经学，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皆才学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然人或讥其清议标榜，此论是否公允？唐初文学盛行，中叶以后，干进者有知己与温卷之名。此盛衰之由，愿探其究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不兴，正学昌明，其道安在？
这四题与昔日八股文题大异其趣。
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国人深感千年科举已与时代脱节，遂起改革之心。清廷迫于压力，决定废除八股文，使考题与时事紧密相连。
以该年殿试前的会试题目为例。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题，虽皆考中国历史，然已有与现实相合者，如“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考外国政治艺学五道题，既有比较“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亦有策问“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若考生仍沉浸于古典章句之中，恐一字难答。皇帝虽常亲临考场巡视，然自道光帝始已多缺席，更不论光绪帝早已被软禁于瀛台。
当日上午至傍晚，273名考生于保和殿挥毫泼墨，终将答卷交与读卷官。
两天后的7月7日黎明时分，所有贡士齐聚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静待名次的揭晓——此谓“小传胪”。
台阶之上，读卷大臣手捧写满名字的黄纸，高声宣读名次。众人屏息以待，听闻那状元郎的名字——
“刘春霖！”
03
刘春霖成为状元背后一直有各种传说。
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原本的状元并不是他。
按照殿试的规则，在正式宣布名次之前，需要经过一个步骤——面呈钦定，即由皇上亲自审阅。考虑到光绪当时的处境，这一步要先给慈禧太后看。这就是这个传说的起源。
按照卷子的排列顺序，第一名的卷子放在最上面，而当时的那张卷子属于一个名叫“朱汝珍”的考生。
但慈禧一看到这个名字，眉头便皱了起来。首先，“朱汝珍”中的“珍”字犯了慈禧的忌讳，让她想起了光绪皇帝当年的宠妃珍妃，她对珍妃心怀怨恨，以至于在庚子年逃难前，命人将她投入井中溺毙。此外，朱汝珍来自广东，而慈禧对广东籍的人怀有深深的敌意——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广东人。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广东才子梁士诒高中状元，但据说就是因为慈禧认为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又来自广东，所以硬是把他的名字划掉了。
慈禧拿掉了朱汝珍的卷子，翻到第二张，顿时眼前一亮。这名考生的字迹相当漂亮，有大家风范，名字也起得很好，刘春霖，“久旱逢甘霖”。再一看籍贯，直隶省河间府肃宁人——肃静安宁。于是，慈禧决定交换两张试卷的位置：原本的榜眼刘春霖成了状元，而原本的状元朱汝珍成了榜眼。
这个版本流传很广，但似乎存在不少漏洞。比如按照规定，前十名的考生试卷递进去时，名字都应该被遮住，慈禧是如何看到考生名字的？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如果慈禧真的想看，想来也没有人敢阻拦。又比如这种更换名次的事情应该是相对机密的，但第三名商衍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原本是第四名，后来被钦定改为第三名。这说明这种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高度机密。还有其他一些版本的说法，比如刘春霖的卷子是光绪皇帝提为第一的，因为他并不喜欢朱汝珍写的文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很可能慈禧并没有更改名次，因为如果是慈禧定的名次，以当时光绪的地位，可能未必敢变动。）
这些传说给刘春霖这个“状元”的头衔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但不论如何，客观事实是不变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状元确实是刘春霖。
04
刘春霖，字润琴，出生于1872年，是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一个标准的“苦出身”。尽管家庭贫困，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智，最终成为清朝末年的状元。
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保定府的一个皂役（衙门里的普通当差），母亲为了补贴家用，还要给别人家做女仆。然而，由于清朝的规定，皂役之后是不能参加科举的，所以刘春霖被寄养到了大伯家里，送入保定著名的莲池书院读书，师从当时书院的总教习吴汝纶。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莲池书院虽为中式书院，却引入大量的“西学”，如《万国史要》《西国哲学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这让刘春霖受益匪浅。刘春霖本身也是有读书天分的，且非常肯吃苦，他曾自刻一枚印章，上刻“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苦心人，天不负”，刘春霖的读书之路最终还是相当平坦的：18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32岁金殿夺魁，获“状元”之名。
然而，尽管高中状元，但身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时代，刘春霖并没有多少时间和机会去享受成功的喜悦。在翰林院修撰任上，他很快就被派往日本的法政大学留学了——同行的包括他这一科的其他进士。其时，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面对民间呼吁的“预备立宪”，清廷知道无法回避，在这个时候，管你是状元还是榜眼或探花，全都要去“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当时的日本留学期间，刘春霖认真刻苦学习，只是在学习过程中，他渐渐倾向于“君主立宪”的观点。虽然当时的日本也有不少纨绔子弟混在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但刘春霖始终保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等到刘春霖学成回国的时候，他已经是“君主立宪”方面的专家和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担任直隶咨议局议员和资政院议员等职务。虽然资政院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帝的御用机构，但刘春霖却一直努力在里面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1910年11月，湖南巡抚杨文鼎未经省咨议局决议便发行国债，刘春霖坚决反对，并因此与军机处发生冲突。军机处建议不予追究，但刘春霖并不退让。摄政王载沣也要求资政院不要插手此事，刘春霖再次挺身而出，指出此举违背立宪精神，将来立宪政体将不牢固，甚至可能回归专制。
刘春霖在国学方面是堂堂状元，对西学也有深入了解，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这段时间是他在政坛最为活跃的时期，也让他接近了政治中心。
然而，武昌起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原本站在“进步”和“革新”一方的刘春霖发现自己被贴上了“前清遗老”的标签。
05
辛亥革命对刘春霖的打击相当大。那一年，他正值壮年，原本可以大展宏图，却选择在北京的寓所隐居，终日沉浸于读书、吟诗、品茶和下棋，似乎决定远离世事的纷扰。其实，这种选择背后隐藏着他的矛盾和苦衷：他曾是皇帝钦点的状元。
当年，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当读卷大臣宣布“刘春霖”的名字时，他便被赋予了效忠朝廷的寓意。然而，随着皇帝和朝廷的覆灭，这位状元郎陷入了迷茫：他究竟该效忠于谁？这个困惑困扰了他至少两年，直到1914年，他决定出仕。
刘春霖选择效忠的对象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力和实力的袁世凯。袁世凯对刘春霖有知遇之恩。在清廷时，袁世凯提议让刘春霖参与君主立宪工作，而刘春霖的老师与袁世凯是好友，刘春霖对袁世凯执弟子礼。
刘春霖担任大总统府的内史，相当于秘书长。然而，他最被人记住的事情却是在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作为直隶省“请愿团”代表参与“劝进”的举动。这或许是因为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但另外两件事也显示了他与“进步”和“革新”的距离。
1917年的张勋复辟中，刘春霖作为“前朝遗老”的一员，身着清朝四品官服前往太和殿磕头。而在1931年淑妃文秀提出与溥仪离婚的事件中，刘春霖愤怒地指责文秀的行为违背清朝的法制。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近20年的背景下，这位59岁的老人仍坚守着清朝的传统观念。
曾经的改革志士似乎在时代的变迁中迷失了方向。实际上，刘春霖自己也许也曾感到迷茫。在袁世凯去世后，他虽然担任过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总统府秘书帮办兼秘书厅厅长等职务，但他的心境似乎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状态了。
虽然刘春霖在政府中看似地位显赫，但他的自嘲之语却道出了真相，他只是一个“执戟郎官”，形同虚设。
1928年，刘春霖对北洋政府的尔虞我诈感到厌倦，他选择了辞职，从此过上了安逸的闲居生活。赋闲在家的刘春霖并未闲下来，他投身于公益事业，致力于教育事业，捐建学堂、捐赠图书、为灾民募捐，为社会做出了许多贡献。
作为中国的末代状元，刘春霖是否能够安享晚年呢？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想让他过得如此平淡。那个动荡的时代，再次给了他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一次，不仅朝廷不在了，国家也岌岌可危。
06
1934年，郑孝胥找到刘春霖，试图请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厅厅长一职。当时，中日《塘沽协定》已经签订，东北沦陷后，整个华北面临落入日本人之手的危机。郑孝胥，作为“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面对的是已经成为傀儡皇帝的溥仪。
郑孝胥对刘春霖抱有信心，两人均为清末立宪派代表，观点相近，曾有惺惺相惜之感。从“君臣道义”角度，刘春霖曾坚定支持溥仪，现在溥仪已建立新国家，郑孝胥认为刘春霖没有理由不辅佐他。然而，刘春霖的回应令郑孝胥大感意外。他不仅拒绝了这个“诱惑”，更宣布与溥仪决裂，强调今非昔比。
尽管刘春霖有着“末代状元”的头衔，日本人仍未放弃对他的追踪。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王揖唐，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赈济部总长，亲自到刘春霖家，提议让他担任北平市市长。尽管两人有深厚的背景渊源，同为1904年的进士，一同留学日本，王揖唐仍被刘春霖当面痛斥。
不久后，日伪军闯入刘春霖家，抄掠书法藏书文物。经过一番周折，刘春霖赎回了被夺走的物品。这次事件对刘春霖打击颇大，但他坚守原则的决心并未动摇：绝不做汉奸。
07
在刘春霖的晚年，卖字成为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他的字写得非常出色，而且他曾经是状元，因此他的字非常受欢迎，求字者络绎不绝，他的生计得以维持。
然而，尽管他努力与病魔抗争，他还是没能抵挡住病魔的侵袭。
在1944年，刘春霖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享年72岁。
他终究没有能够看到他所期望的那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