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元信/文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我十二岁，在当时的通化县立第一小学（现通化市卫生学校址）念书。那时的通化县衙门在现今的市玻璃制品厂的位置，离我念书的县立一小约有二十来米远。记得那年初秋的一个上午，在县衙门的大门到影壁墙之间的广场上，涌进了很多拿着镰刀、扛着扁担的农民，大约能有一千多人。为了弄清怎么回事，我们不少同学都围过去看热闹，才知道这些农民是来请愿的。只见县衙门的大门紧闭着，农民们吵嚷着，什么“没法活了!”什么“这么个抽法，全交税也不够呵!”广场上乱作一团。
原来，民国年间农民种大烟（学名罂粟）是合法的，只是征收的税金很重。每到大烟收获季节，县衙门就派清乡委员到乡下丈量大烟亩数，按亩数征税。大烟的征税本来很重，清乡队还要从中渔利。变本加利地欺榨农民。本来是一亩地，他就给你打两亩，并按两亩地征税。这样就使农民们烟税大增，甚至要拿出一年的全部劳动成果还不够。为了反抗衔门对农民的重税压迫，于是，农民们拿着镲刀、扛着扁担，到衙门来请愿。
当时，通化县衙门的知事（县长）叫李春雨。农民围县衙门的时候，李知事一直没敢出面。从早晨七、八点钟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从悬衙门里出来一个不大管事的小官，打着官腔对请愿的农民“答复”了一番，才算把请愿的农民安抚回去了。
农民们虽然回去了，但是，烟税的征收却丝毫没有减少。欺榨愈深，反抗愈烈。农民的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于是，刚刚进了腊月门，农民大刀会要攻打通化城的消息，便在县城里风传开了。
据传，大刀会的组织，在此之前就有了。那时候，每到大烟的收获季节，常有强盗土匪到烟农家里强取豪夺。为了防匪，红土崖、六道沟和七道沟一带的农民们便从出东请来了张树声、匡香圃等法师，在乡下设坛练武，强身健体，防范匪盗。虽然有些烧香拜佛、吞符念咒的迷信色彩。但是，开始时没有反抗官府衙门的意识，大刀会之所以能够从“防匪”到“抗官”，完全是由于衙门对农民的残酷压榨所至。
大刀会攻城的消息给县城增添了恐怖气氛。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为了防范，县城的东、西两个城门全堆上大雪，再泼上凉水，使方圆仅有一平方里的县城城区内，只留着南门出入（县衙门坐北朝南，故不设北门）。当时，县衙门的武装力量是比较差的。主要有警察所下设的保安队。还有按区组织的警甲队，其中二区、五区的警甲队（老百姓叫做“二五队”）在剿匪防盗方面是比较利害的。
据说胡子们为了表示彼此之间的诚意，起暂时都说：“谁要是三心二意，让他出门遇见“二五队”。可见胡子们是非常害怕“二五队”的。大刀会攻城那时，通化县城已经有了警察所，所长叫江存清。还有一个骑兵大队，由警察所长亲自指挥。警察所全部装备着打一枪压一粒子弹的老套简子枪，既笨重，又没有多大杀伤力。除了警察所以外，还有个警察教练所，人数也就二、三十人，没有什么战斗力，这就是当时通化县城的全部武装力量。
在我的记忆里，大刀会第一次攻打通化城的日子，是在民国十六年的腊月十二日(1928.1.4)的早晨。那天早晨，老人们让家里的小孩都坐在炕沿跟，不许出去。有不少大人都到大街上看热闹。大约七、八点钟，只听见两排老套筒子的枪声，就再也没有响动了。原来，大刀会是从江东船营（现在的老桥头）东沿往县城进攻的。江西沿玉皇山临江的山坡上，是三间房的警察分驻所，都叫它望江楼。大刀会的会众们吞了符以后，挥着大刀，举着扎枪，哼哈叫喊着从汇东踏着冰封的江面，向江西的望江楼冲来，江西沿望江楼的警察们，在所长江存清的指挥下，趴在用雪堆成的工事后面，向蜂拥而至的大刀会连着打了两排枪，还没有压上第三颗子弹，大刀会的会众们就冲过了江面。吓得江存清领着手下的骑兵大队，一口气跑到了快大茂子，其余的保安队兵卒们也都被打得往城后北大顶子方向西散跑掉了。
大刀会冲到江西沿以后，一把火烧掉了望江楼，接着就沿着大街进了通化街里，大刀会所到之处，不杀不抢，也不伤害老百姓，当时通化沿街比较大的买卖有升德、大德成、兴盛东几家、大刀会会众们挨着家去敲他们的门，但是，都是大铁门，没有被敲开。我们家是开糕点铺的，买卖字号叫同意兴，前店后厂，由我父亲贾丰五一手掌管。买卖地址在现在的朝鲜族商店道北，当时，我看见几个大刀会会众为了显示军威，拎着两桶火油直奔我家斜对门的一家回族小饭馆。不一会儿，小饭馆的小草房里就冒出了黑烟，接着就蹿出了大火苗子。从那家出来，又向我们家的店铺走来，我们家的房子也是草苫的，如果倒上火油，也难免被付之一炬。我父亲见势不好，连忙点头哈腰的直说小话，才免遭火烧之灾。
在与大刀会会众们的交谈之中，他们得知我父亲是县商会的成员，就让我父亲领他们到商会去找会长战宝山。
大刀会的会众们最恨战宝山。因为战宝山也是山东人，他借商会在江东设大锅粥，救济逃荒到通化的山东人的机会，个人从中捞了不少油水。他还以专门接待山东到通化逃荒者的名义，在南坝壕外设立了山东会馆。收留无处投奔的人做长工。死在会馆的人所遗留的财物全被他占有。
所以，大刀会员们非要抓住战宝山解恨不可。我父亲知道：这时的战宝山知道大刀会进街没有他的好，便早早地跑到城后的杨家棚铺藏起来了。父亲为了使家中的买卖不受损失，便立即领着大刀会会众们到商会（现市幼儿园右侧）去找战宝山。到了商会，我父亲敲了力下门不见有人出来，身后有个大刀会的弟兄就着急了，扬起大刀照我父亲的后脖颈子砍来，多亏那个大刀会的头目急忙用扎枪往外架了一下，使大刀砍偏了一点，只把我父亲戴的棉帽头砍了一个大口子。又敲了一阵子，商会的门被砸开了，大刀会会众进去以后，见没有战宝山，只有几支破套筒子枪（那时的农、商两会都允许有武装），便把枪拿走了。这时，天已傍午，我父亲又急忙操起电话，通知各家买卖给大刀会准备午饭，筹集粮饷，安置休息地方。当时各家买卖的屋里都有火炕，我们同意兴也是一样，栏柜里面是一条大火炕，全都住上了大刀会的会员。我在屋里屋外何候他们的时候，听见他们全都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着什么。
只见有个受伤的大刀会弟兄问另一个受伤的说：“哎，兄弟，你怎么的了，咋没精神?”
那个说：“我呀，大概是从家回来以后没净身，若不怎么能挂花呢?”接着，他又问：“那你是怎么回事儿?”
“我大概是昨天吃了荤腥，不干净。”
给大刀会做饭还是很麻烦的，他们全都吃素，不许动一点荤腥。我们做饭时，他们都派人看着，铁锅必须用砖头蹭一遍，才能使用，那时候已经进了腊月门，各家各户吃得都不错。我们家给做的是大米饭，还有一点索菜。就这样，大刀会的会众们在各家商号里吃喝休息，没有攻打县衙门，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才向热水河子方向撤退了。
大刀会腊月十二没有攻进通化城反而又吃又住，不战而退，受到了驻在热水河子大刀会首领的谴责。说攻通化县城这部分大刀会首领和会众，接受了县街门和商会的贿赂。而攻城的大刀会首领们不愿受指责，急于辩明真情，便给县商会打来电话，让我父亲和几个商会的成员到热水河子去讲明情况。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全家都非常害怕，反来复去地琢磨，越琢磨越害怕，不去给证实吧，又怕大刀会再杀回来。百姓难免刀兵之苦；如果去热水河子，又怕大刀会的会众们一怒之下，让我父亲吃亏。左右掂量了好长时间，觉得还是去一趟热水河子为好。因为到了热水河子以后，说好了，就可以避免大刀会再攻打通化城，全城百姓免遭战乱之害。所以，腊月十四接到电话之后，我父亲便邀请了几个商号的老板，于当天晚上坐着马爬犁赶到了热水河子，把全部情况向驻扎在热水河子的大刀会会首们如实禀报了一番，经过我父亲他们的解释说明，才使两部大刀会之间的误会得到解除。我父亲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难为。矛盾解决了，我父亲他们也不敢久留，便又连夜从热水河子赶回通化城。到家时，已经是腊月十五的早晨了。
腊月十六，大刀会又要攻打通化县，但没有交火，就撤出了通化问八道沟方向退去。
腊月十八(1928年1月10日)，黑龙江派来了一个步兵团，团长叫富友之，当年才二十八岁，精明强干。进城那天，由县衙门组织商、农两会的头面人物前去迎接，我父亲也去了。富团吹着九音号开进了通化，好不气派。进城后，驻扎在由谢秀岩开的大通当（当铺、现人民影院址）。富团装备精良，一色的三八大盖枪；军纪也非常严明，为了欢迎富团，各买卖商号都准备了午饭，我们家给煮的挂面，还炒了几个菜。有这样的好招待，当兵的自然非常高兴，端起碗刚要吃，就有一个连长进屋来训斥：
“哎!谁允许你们吃这样的饭啦!”
我父亲赶紧向连长解释：“弟兄们赶路挺辛苦。我们小买卖没有好吃的”。
那连长听了以后，便对我父亲说：“以后再不许给做这样的饭菜了，粗茶淡饭就可以。要不然该把我们的兵给惯坏了”。
连长转身走了，就算默许了。当兵的便狼吞虎咽地吃开了，可是，还没有吃个半饱，外面就吹起了集合号，准备好的饭菜，也没吃成。
部队集合以后，大街上就不许老百姓乱走乱动了。那天傍晚，我们家的伙计老王，拎着个铁撮子从道西到道东的“同兴合”家去拿木炭，刚走到道中间，就被守在大通当的兵一枪给撩倒了。子弹从左胁下打进去，皮里肉外地从右胁穿出来，又把右棉袄袖子钻了两个洞。所以，我们说老王是挨了一枪，打了四个眼儿。因为没有伤着要害，我们给找了个大夫，几天就治好了。
腊月十九日(1928年1月11日)，大刀会会首于海超率领着大刀会会众五六百人，再次从柳条沟向通化城围攻。为了阻击大刀会的进攻，富团长派了他团的一个营驻守在玉皇山的炮台上。一营的营长才十九岁，指挥果断，让战士全部上刺刀与大刀会的大刀、扎枪对阵。从山上推到山下，又从山下退到山上。一营长固守炮台，毫不退让，就这样与大刀会推上退下的拉了七个来回。皇然一枪未发，最后，还是把大刀会推了回去，向红土崖、六道沟方面退去。
腊月二十(1928年1月12日)东北宪兵司令、奉天省清乡督办齐恩铭率队来通“讨伐”大刀会。齐恩铭外号齐小辨儿，也是个非常凶狠的家伙。随齐恩铭一起到通化的还有奉天清乡局长包福臣，铭手下有一个营，营长姓孟，齐恩铭有调动周围十八县保安队的权力。他到了通化以后，马上由奉天派来一个骑兵旅（叫张旅），和一个步兵团（叫鄢团）。之后不几天，又从黑龙江调来一个步兵团，叫王团。这时的通化城可以说是重兵如山了。这些部队到了通化没有来得及休整，便马不停蹄地向红土崖方面“围剿”去了。
那年的天格外冷，雪也特别大，两北风一吹，把不少沟塘子给填满了。时间一长，上面的积雪又冻了一层硬壳。大刀会会众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一是不往沟塘子里跑，二是踩破了雪的硬壳以后，也有办法出来。比如，人陷进雪窝以后，顺势往旁边一轱辘，就可以爬出雪窝，爬起来继续跑。所以，齐恩铭的部队到了红土崖以后，对大刀会还是奈何不得。反过来，他的部队却遭到了大刀会的严厉打击。因为他们不熟悉地形，大刀会会众故意领着他们往积雪覆盖的沟塘子里跑，骑兵追过来以后，就连人带马一块陷进了雪窝里而不能自拔；步兵陷进去，不会在旁边轱辘，在原地乱晃，越晃越往里陷，越陷越深，这样就给大刀会会众创造了极好的杀敌机会。他们在前面跑，一见当兵的陷进雪窝以后，回过头来一扎抢一个，一刀砍一个。没有几天功夫，齐恩铭的部队便被打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加之临近年关，官兵都无心恋战，于是，便收兵回城了。
回到通化城，那副丢盔卸甲的样儿，可真叫惨哪!当官的和骑兵的马匹，有不少的马屁股被大刀会砍的肉往外翻翻着，有的还直淌血呢。那些步兵就更看不得了，横不成行、竖不成队，离离拉拉地拖出多老远。就这样，齐恩铭部队到红土的“讨伐”以失败而结束了。没有命令不敢返回奉天，只好在通化城过春节，同时也好休整待命。
民国十七年正月初三(1928年1月25日)，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外号吴大舌头），得知齐恩铭在通化“讨伐”失败的消息以后，刚过了春节便亲自率军队从奉天开到通化城“督剿”大刀会。在此之前，也就是民国十六年烟农到通化县衙门请照之后，原通化县知事李春丽就吓得跑到幸天去了。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资，他肆意夸大事实，编造假情，故意把烟农们“抗税”说成是“民变”。再加上齐恩铭等众多官兵连续几次“讨伐”大刀会都没有成功。吴俊升便以为果真是发生了“民变”，非常恼火。于是，大年初三便杀气腾腾地开进了通化城。
那天早晨，县衙门的现任知事郭毓珍（李春雨跑到奉天后，由郭继任）组织了农、商两会的头面人物，早早地来到官道岭上去迎接。一开始，有个营长骑着马在县城的大街上高喊，不许老百姓出来观看；不一会儿，那个营长
又骑着马跑回来，高喊着让老百姓全部出来观看，夹道欢迎吴俊升的部队进城。
吴俊升小个儿不高，挺胖，骑着一匹大洋马。在他的前面走着一个大乐队，全部吹着九音号。在他的周围有十几个马升保卫着他，马弁们全都是手提式连发短枪，是当时最好的武器，吴俊升在前呼后拥的队伍中，顺着大街一直从市门进了县城、驻进了县衙门。
当天晚上，吴俊升便召集齐恩铭，郭毓珍，以及农、商两会的头目们讲话，我父亲也被叫去听候训斥。一开始，吴俊升就把齐恩铭破口大骂了一顿：
“论私，咱俩是磕头弟兄，我不应该难为你；论公，我就该枪毙了你!你“匪”没剿了，反而损兵折将，给我们奉军丢尽了脸!”说着，吴俊升气得一把将身上穿的皮大氅甩开了，大氅的一排扣子全都因为用力过猛而被挣掉了，吓得在场的人全都跪下磕头作揖地请求吴俊升息怒。
吴俊升喘着粗气，继续大发雷霆、声称非要血洗通化城不可。又是经过齐恩铭、郭毓珍等人苦苦说情，言明原委，最后，吴俊升才勉强答应了不在通化大开杀戒了。第二天，除派富友之团留守通化外，其余部队全都开往红土崖，六道沟“围剿”大刀会。
队伍到了五道沟以后，吴俊升便驻进了于景维烧锅。为了使六道沟的百姓们免遭洗劫，据说，于景维用一个年轻妇女，陪伴吴俊升过了几夜。再加上于景维的殷勤招待，得到了吴俊升的好感，吴走后给于送了一块匾。
这时，已是打春阳气转的季节，冰雪逐渐开始融化，大刀会也逐渐失去原有的优势。在红土崖，大刀会经过与吴俊升部队五天五夜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落后而被“剿杀”，遇难的大刀会会众约有一千二百六十多人。大刀会的会首法师，除大多数在红土崖被杀，还有四名被吴俊升带回通化县。我记得，那天上午吴俊升的部队返回通化以后，当天下午二三点钟，便被拉到县监狱（与县衙门相连）的大墙外，由吴俊升的马升们用手提式的短枪，连续射击给杀害了。一开始，那四位大刀会法师虽然中弹，却仍然站立不倒，只见他们穿的棉袄被打得开了花，后来，才渐渐倒了下去。
到此为止，轰动全国的农民大会抗暴斗争，就这样被疯狂的奉军官兵平息了。但是，大刀会的反抗怒火仍在临江、辉南一带继续燃烧，继续反抗官府的强暴和压迫，为以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谱写着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岳宗宝 根据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