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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讽谕诗，最先想到的肯定是白居易！
白居易在《寄唐生》将讽谕诗主题概括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由此可知，白居易的讽谕诗旨在下情上达，故其诗涉及当时底层人物较多，尤其是底层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世界，白居易用力甚勤。
日本学者静永健认为，白居易讽谕诗中存在“出色的人物心理描写”，白居易讽谕诗将处于各种矛盾冲突中的底层人物心理，刻画得十分成功。
利用环境、语言和行为动作表现人物心理是其主要的刻画方式，相似的人生苦难和虚实结合的创作方式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今天，笔者就带着大家，走进白居易的讽喻诗，看看他刻画了哪些底层人物的心理，又是如何刻画的？
一、底层人物心理白居易讽谕诗不仅反映了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而且精妙地刻画了他们处于各种矛盾冲突中的微妙复杂的心理。
1.新旧冲突中的妇女心理白居易有三首讽谕诗刻画了新旧冲突中的妇女心理，分别是《母别子》《太行路》《井底引银瓶》。
这类诗作往往于叙事中剖析人物心曲。
其中《太行路》与《母别子》故事内容较为相似，完整地表现了相关当事人色衰爱弛、新人间故的悲剧命运。
《太行路》之主旨落在“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主要表现女子被弃的痛苦，心理刻画较为单薄、平直。
《母别子》则曲折得多，如该诗前四句叙述事情的发端，引出人物，后续部分则刻画了“弃妇”三重心理———被弃之痛、弃儿之悲、对新人之怨，人物心理层层叠转、愈转愈悲。
尤其“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句，内涵最为曲折。
所谓“未足悲”者自然是反说，按唐代婚嫁限制相对较松，离异的“弃妇”尚能再嫁，夫妻既绝，一别两宽，故而以形式上的豁达与企望语出之，真正逆于人伦天理故而无法排释的是母子别离之悲，这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必将深刻影响这位女子的后半生，包括其可能重新开始的婚姻生活。
《井底引银瓶》则叙述了一位女子待字、传情、奔嫁、离异的人生历程，并一一对应地描写了其待字阶段的单纯快乐、传情阶段的娇羞喜悦、奔嫁阶段的受嫌悲苦、离异阶段的断肠痛悔。
此诗主旨虽为“止淫奔”，然其于儿女之情刻画得极为动人，如“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等，将男女爱悦不知所起的神秘与美快描绘得惊心动魄，诗人同情大于批判的潜在立场昭然若揭，实可借此一窥真性情与假道学之优劣。
2.皇民冲突中的宫女心理采选宫女以供役使之例无疑是王权社会最为黑暗的弊政之一，“自古以来，宫人便是女性中人性最受摧残者”，“她们幽闭深宫，永别亲人，青春、红颜被葬送，爱情、人生乐趣被剥夺，生时孤苦，死后凄凉”。
据载白居易曾上书求放宫女，然收效甚微，《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等作品即为同情宫女命运而作，作品采用倒叙手法叙事，既道出了人物心曲之因由，又结合事情的发展将人物心理分层写来，周详而深刻。
“上阳宫女”初入宫时“吞悲别亲族”，其中“吞悲”二字精妙地表现出“宫女”以得宠的冀想压抑离别之悲的复杂心理活动。
然而，“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至此以后，“秋夜长”“春日迟”“春来秋往不计年”，漫长的幽居中，宫女心里只余悲绪愁情。
鬓疏肤销的“陵园妾”回忆当年，临入宫时“老母啼呼趁车别，中官监送锁门回”，此二句虽隐去了主人翁的神态与言语，然“啼呼”二字便使沉痛溢于言表。
“因谗得罪配陵来”之后，“山宫一闭无开日”，不惟平日里寂寞难耐，尤其难以面对的是寒食、重阳之类传统节日。
值得注意的是，“陵园妾”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何其卑微、可怜，“上阳白发人”以貌似轻松的口吻嘲笑自己与世隔绝多年，以致妆容陈旧、难以见人。
诗人长于以细节化的写实手法表现宫女的弱势心理，其细节的选取与表现极见眼力，不仅情感冲击力很强，可引发的思考空间也很大。
3.官民冲突中的农民心理
白居易讽谕诗中刻画官民冲突中农民心理的作品较多，主要有两种刻画方式:一是多层次展开，这类作品有《宿紫阁山北村》和《重赋》;二是点睛式凸显，这类作品有《观刈麦》《买花》《卖炭翁》《杜陵叟》等。
第一类作品中人物心理描绘较多，且一般结合事情或事理进行刻画。
如《宿紫阁山北村》结合暴卒夺树的发展过程刻画了“村老”见客之喜、遇暴之惧、因夺而怒却又无可奈何等心理。
《重赋》篇描写了贪吏敛索导致民无残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农民被残酷敛索的愤怒、家无衣食的悲伤和以“我”之不足补富者之有余的绝望。
第二类作品皆以三两句独到的心理描写凸显人物心理的主要矛盾，言简而意深。
如《观刈麦》“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可谓“曲尽农家苦心”;《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示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并表现出田舍翁心中的哀伤;《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反常心理凸显高压政策导致的扭曲与更深层的悲哀;《杜陵叟》“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喷薄而出的愤怒极具感染力。
白居易的《夏旱》诗曾感叹“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他以这份哀悯之心将农民心理刻画得真实可感，令人潸然。
4.军民冲突中的受害者心理
白居易讽谕诗中有两首描写了军民冲突中的受害者心理，即《新丰折臂翁》和《缚戎人》。
天宝年间，杨国忠为立边功，征兵赴蛮，然败绩连连，去无返者。“折臂翁”违律自残躲过了这场征役，方得偷享天年。
诗中人物心理顺着叙述逐渐转变，依次表现为怀念和平、惧怕征兵和自庆侥幸。
如诗中所写，“折臂翁”“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虽言喜，实写悲，诗人对高压社会环境中底层人物的心理扭曲有入木三分的细致刻画。
《缚戎人》中的当事人本为沦陷区居民却被充为俘虏继而发配，遭遇之奇之悲亦令人咋舌。
诗中叙述他先是陷落蕃中，次是密逃归国，最后蒙冤被俘，并对应着刻画了其陷落他国时尊严被践踏的愤怒、密逃归国时抛妻弃子的痛苦、归国时被当成敌方俘虏发配的冤屈。
战争的贻害不只是破坏和死亡，比破坏和死亡更可怕的应当是新丰折臂翁之类的残缺的生存，白居易的讽谕诗直面这种残缺生存的心理现实，其对战争的批判显然更深刻，同时其对战争受害者的同情之心显然更为深厚。
二、心理刻画方式静永健指出白居易讽谕诗历时千年、经久不衰的一个内在要因便是能够“透视微妙人情，予以出色的心理描写”。
白居易主要运用了以下两种心理刻画方式。
1.环境表现心理
古人作诗向来崇尚“情景交融”，以为诗之高境是“情景交融而莫分”，借环境表现心理无疑也是情景交融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白居易讽谕诗中，环境描写与人物心理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环境描写与人物心理基调相同，同质加强。
如《杜陵叟》“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以艰难的生存环境衬托农民内心的悲痛和绝望;《重赋》“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以“岁暮”“夜深”“阴风”“霰雪”等环境描写营造出天寒地冻的沉重氛围，以加强人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的内心苦楚;《卖炭翁》“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以路途之艰难渲染悲苦心情———来路愈是艰难，空手而归的心情愈是悲痛。
二是描写的环境与人物心理基调对立，突出矛盾。
如《买花》中描绘的暮春之时牡丹繁盛、游人如织的喧闹场景，与诗尾之叹形成巨大反差;《陵园妾》“绿芜墙绕青苔院”、《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等宫廷美景的描写与人物的孤独凄苦形成强烈反差，即所谓“春日好花悦目，而感时者见之，翻为溅泪;鸣鸟悦耳，而恨别者听之，只觉惊心”。
2.言行表现心理
冯斑曰:“凡讽论之文，欲得深隐，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白公尽而露，其妙处正在周详，读之动人。”所谓尽、露与周祥，这是说白居易讽谕诗对人物语言和行为动作的描写往往具有无遮蔽、细节化的特点。
古人曰“言由心生”，人物的语言往往是内心想法的表现。
白居易讽谕诗中有许多人物自述，如《母别子》“洛阳无限红楼女，但愿将军重立功，更有新人胜于汝”，即直接反映了弃妇对“新人”的怨恨之情;《杜陵叟》“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直白的怒斥则表现了农民对贪吏的切齿之恨;《新丰折臂翁》和《缚戎人》几乎全由人物直接表露心声。
白居易所描写的上阳宫女终日“独坐”的动作间接地体现
了她内心的孤苦，陵园妾“把花垂泪”的动作直接表现了她的伤心，《宿紫阁山北村》中村老的“见余之喜”通过“为余开樽”来体现，“遇暴之惧”则通过“退立”“敛手”等动作来表现，在这里，动作即人物性格及其喜怒哀乐，其艺术表达效果实不在“深隐”讽论文之下。
总结：白居易的讽谕诗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从文学精神上看，白诗远承汉乐府，近接杜工部，予下层人民疾苦以深度人道关怀。
从题材上看，白诗与张王乐府皆关注下层，但前者视野显然更为宏阔、独特，并借此触及王权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反人道本质。
在诗学方法运用上，白诗不仅与杜工部、张王乐府近同，而且与韩愈政论诗也有一定共同之处，比如以叙事为诗、以议论为诗，但白诗能代匹夫匹妇立言，这种人物仿拟能力的运用无疑有助于表现幽微曲折的人物心理，其美刺效果显然更强，于诗别是一家，因而开辟了讽谕诗创作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白居易诗评述汇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290．
［2］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3．
［3］【日】静永健著．刘维治译．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
［4］高世瑜．唐代妇女［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26．
［5］俞陛云．诗境浅说［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