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潘功胜走马上任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只因为资料显示他拥有双重党籍。
双重党籍人士常被称作“交叉党员”,潘功胜于199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又在6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显然就是一位交叉党员。
这种具有双重身份的交叉党员的出现,在我国其实早有先例,也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只是在很长时间里,大多数人都不曾关注这一占比极小的人群。
交叉党员一开始是基于什么需要出现?如今又如何才能成为交叉党员?
这些都是人们好奇的问题。
建国前的交叉党员
建国前,也即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有交叉党员。当时他们归属于特别党员,仅在其中占较小的比例。
彼时,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展了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
这些特别党员肩负着“党所派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如情报工作、统战工作、策反工作等等,发挥了普通党员难以发挥的作用。
在这样情况下,他们的身份也被严格保密,进而他们也在党内受到了特别的管理。
其中,基于完成“特别的工作任务”而设法加入其它政党的中共党员,就是那一时期的交叉党员。
他们必须隐去中共党员的身份,取得另一公开的较高的身份地位,或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或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或为党组织提供经济和物资方面的支持,或争取、组织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力量。
以叶剑英、胡愈之和王昆仑为例,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民主革命时期交叉党员的努力。
开国元帅叶剑英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成为孙中山的随员,跻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队伍,不过6年就升任师长,仕途无疑相当顺利。
那时的他先后受到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赏识,但凡不坚持“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升大官而不用冒任何掉脑袋的风险。
但叶剑英不改救国救民的初心,他不计个人私利,毅然选择了反蒋的道路,也就在1927年7月上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至12月间,叶剑英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他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的交叉党员身份,为我党建立、发展自己的武装做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叶剑英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提前获知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划除掉叶挺、贺龙并围歼其部队的消息,对叶挺、贺龙做了及时的示警。
这也使得这两支部队保全了力量,得以参加之后的南昌起义。
其次,叶剑英还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影响力,为南昌起义部队避免了一次致命危机。
当时,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率部紧追南昌起义部队,一同向广东、福建方向转移。叶剑英就在张发奎部队担任参谋长,他极力劝说张发奎,使其放弃了对起义军的“追剿”。
如此,我党新生的革命军避免了腹背受敌。
再来,广州起义之前,叶剑英还利用张发奎的信任和职务之便,在广州不断发展中共势力。
当时,叶剑英知晓张发奎欲加强广州防务,力主扩编警卫团,在这期间,他从中加塞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军官,并任命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团长。这为后来的广州起义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同为交叉党员,胡愈之是在1933年先后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国共产党。
这之后,他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的身份在外活动,并发挥其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发起了救亡运动。
经他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有很多,其中就包括了陈独秀、陈赓和廖承志。
王昆仑也是这一时期的交叉党员。他是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曾已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
1933年入党后,他保密中共党员身份,以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的身份公开行动,呼吁全面合作抗日,组建抗日统一战线。
1941年,他还在重庆参与组织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争取、组织了一批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力量。
可见,民主革命时期,交叉党员作为特别党员的其中一个构成,为我党取得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
建国后的交叉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国情需要,我国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另有8个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决策中来,可以监督政府工作,也可以提出政策建议。
事实上,论起成员总数,8个民主党派加起来还不到共产党的1%,这不到1%里,还包括了小部分的交叉党员。
他们就是拥有“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双重党籍的人士。
一般情况下,中共党员不能加入民主党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党员实用手册》就对这一点做了强调。
但特殊情况下,个别中共党员满足三大条件,也可以加入民主党派组织,调至民主党派工作。
这三大条件分别是适合做民主党派领导工作,应民主党派要求和同意,以及经过了上级党委的批准。
举例说明,如果有一位共产党员具备台湾身份,那么考虑到对台工作的开展,经过一定的流程后,很可能就会将其调入台盟。
值得提到的是中共党员加入民主党派有严格的规定,且这种规定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
相较之下,同为交叉党员,民主党派人士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会容易许多。
一般来说,各民主党派成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只要经民主党派组织审核同意,又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组织就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
他们入党后不必退出民主党派的组织,同时可以继续参加民主党派的活动。
但在民主党派内部担任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织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处在很特殊的位置的成员,其入党问题就必须谨慎考虑。
用民建中央原专职副主席陈明德的话来说就是:“那人家会说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了,全是共产党员从工作上讲也不一定合适。”
同理,出于类似的担忧,党组织也不会通过太多民主党派人士的自愿申请,一般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接受个别人的请求。
交叉党员的管理问题
北京青年报社曾报道,交叉党员入党的先后顺序不影响党费缴纳、党员学习等程序。
一般来说,只要条件允许,交叉党员因为拥有双重党籍,都要按照两党各自的固定缴纳党费,接受双重管理。
当然,交叉党员首先是一名中共党员,必须自觉地在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方方面面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时时处处地维护党的威信。
值得提到的是,维护党的威信并不意味着盛气凌人。
交叉党员既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却不能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自己是共产党员滋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能不遵守民主党派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否则,交叉党员不仅维护不了党的威信,还会因为造成了民主党派和党在思想上、情感上的隔阂,破坏了多党合作,进而对党的威信造成极大损害。
要知道,各民主党派是同党长期合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有着共同的任务,有着共同的目标。
在确保党的执政党地位不动摇之外,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实现这些目标,党已经和各民主党派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如此一来,交叉党员作为党和民主党派沟通的途径之一,与两党同时存在密切的联系,就更应该充分发挥“桥梁”的作用,帮助党和各民主党派破除思想上、情感上的隔阂,更好促成政党之间的团结合作,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同时,交叉党员还要起到带头作用和模范作用,在遵守中共党组织的纪律的前提下认真遵守民主党派纪律,坚持正确的标准,通过细致的工作为民主党派的巩固发展做贡献,在民主党派内部得到尊重和信任,如此才能具备一定的话语权。
当前,我国高级别官员中也存在一些交叉党员。
比如2023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的曹卫星就是一位交叉党员,在中国共产党之外,他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常委、民盟副主席。
不过,其简历一贯只写明其为“民盟成员”,未对其“中共党员”身份做描述。
对担任了国家公职、掌握了国家公共权力的交叉党员的管理,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作了一些补充。
他指出,这类交叉党员在接受两党领导管理之外,还应该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察。
参考文献:
1.胡建峰. 浅议交叉党员应起的作用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1996, (05): 12-13.
2.民主党派基本常识解说 [J]. 求同论坛, 1996, (Z1): 92.
3.政知 | 父女先后当选主席引发的“双重党籍”关注(北京青年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