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家里发生一连串不顺意的事情，让爷爷情绪更加低落，时不时地找借口迁怒奶奶。九凤姑妈告诉我，她小时候经常看到，前一天爷爷奶奶还吵得不可开交，第二天两人在药店的柜台前，有说有笑。

大伯离家时，已经与童养媳大伯母有了孩子。只是这孩子，患有先天性的佝偻病，到了三岁都还不会行走。因此，大伯只得只身一人前往南京，把大伯母与孩子留在了家里。

大伯到了南京之后，在那位同族长辈的帮助下，顺利地成为军校 的勤务兵。安顿下来之后，便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爷爷收到信之后，刚放下心来，就传来消息，解放军要渡江了。

解放军胜利渡江后。大伯就随着学校一路南迁。当撤退到衢州时，大伯又给家里寄来一封信，告诉爷爷，想借机回家一趟，如果时局允许的话，就直接留在家里，不走了。爷爷回信告诉大伯，虽然看似国民党要倒台，但是文成县（国民政府46年批复成立，48年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刚刚召开，陈志坚被任命为县长。时局还是很乱，不管是曾经国民党的乡长身份还是现在国民党逃兵的身份，都不宜回家，等时局明朗后再议回家之事。

大伯只得随着队伍一路撤退到海南岛，乘坐最后一趟运输船前往台湾，轮船刚刚驶离码头，解放军就冲进了码头，码头上来不及上船的国民党士兵，但凡有抵抗行为的都当场击毙在码头。

大伯出发去台湾前，给爷爷写去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他很快就要随队伍撤退到台湾。家里收到大伯这封信之后，认定大伯去了台湾。再次收到大伯的来信是在30多年后，是一封大伯托日本朋友从日本寄过来的国际航空信件。这封信的收信人地址是按照原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区书写的，收信人是我的爷爷。

当大伯随着“国军”一路“转进”到台湾时，二伯所在的浙南游击纵队却日益壮大，规模从几百人发展壮大到有9000多人的主力。在解放军在积极准备渡江战役时，二伯也从陶山、高楼一带的山区里出来，做好解放温州的准备。年轻的时候，我问过二伯，在解放前都参加过什么战斗。二伯笑着告诉我，他参加过最危险的军事行动就是缴枪行动。

当时浙南游击纵队的游击区规模已经扩大到浙南山区300多万人口。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都卷缩在几个县城等中心城镇，偏僻的乡镇的只有20多名民团驻守。

通过地下党事先做好工作，二伯就带着自己的小分队，悄悄的包围对方驻地，然后再与街头的地下党一起到驻地里向对方亮明身份。在二伯的谆谆诱导下，对方都会主动交了枪。就这样，二伯在地下党的配合下，不费一枪一弹，就解除了好几个乡镇的武装。

没过多久，浙南游击纵队就解放了温州，使温州成为解放战争中唯一一个依靠当地武装力量解放的中等城市。这让南下接管的干部队伍与当地的浙南游击纵队之间有了很多嫌隙，这个嫌隙最终让温州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成为武斗最严重的城市。

在温州解放后，二伯因为有文化，又擅长做思想工作，就成了一名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二伯穿着解放军军官的制服，回到家里，让爷爷总算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