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周恩来即将赴任中央苏区工作，遂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临时党中央。时下，白色恐怖正笼罩着上海，临时中央的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对此，中央苏区迅速以120两黄金作为“特别经费”紧急支援上海第二临时党中央。可没想到的是，在转运途中，这些黄金竟然凭空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旧时上海滩
当初，为了将这笔经费绝对安全地送达，时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可谓想尽了办法。看着这一堆黄金首饰，像极了出门时阿妈掏出来的手帕里裹的零零散散的钱，林伯渠深知苏区的不易，他一定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保证这些黄金顺利到达上海。
于是，一个详尽而周密的计划出炉了。
林伯渠立马将这些黄金首饰熔成了12根金条，每根10两，装进特制的白铜小盒，用锡焊将盒口封死。然后，他又亲自书写了一个“快”字，让雕刻店的老板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象棋大小的印章，再把印章按“快”字笔画破解成七块。最后，每块笔划再配上一个锁具、一个钥匙，分别寄给了七个地下交通员。七个人互不认识，从没见过，他们的任务便是转运这120两黄金。
第一个交通员与第二个交通员交接时，先用暗语确定彼此身份，然后用第二个人的钥匙打开第一个人的锁具。成功后，第一个人便将他手中的新锁具交于第二个人锁上，这时，第二个人就把自己手中的笔画交给第一人，第一个人便以此作为凭证上交上级，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抗战时期的林伯渠
以此类推，剩下的六轮交接都是这样操作，至于那个“快”字的笔划，如何拆解的，根据保密规定，连林伯渠自己都不知道。
不然怎么说林伯渠牛呢？时至今日，又有几个人能想出这种令人拍手称奇的办法呢？
可就是如此缜密的交接，可谓是“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出了问题。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出发，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到达上海，七个交通员，七个转运点，刚好。这是林伯渠亲自制定的路线，看起来有些绕路，可安全系数却最高，满打满算，一个月就能到达上海。
所以，在11月底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第一次发电询问了苏区黄金到达的问题，等米下锅的急切，谁都能够理解。紧接着，临时中央又接连发了四封催询电报，已经12月中旬了，依然没有收到援助款。这时，苏区意识到“款项”出了问题。
120两黄金就这样离奇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被拆解的“快”字
上海的腥风血雨越发浓密，要想查找这批黄金的去处谈何容易？没了这笔款项，临时中央几近瘫痪。大家眼睁睁看着被捕的同志一个个被敌人残忍杀害，只因缺乏资金救不了他们；看着患病的同志因无钱治疗，最终不治身亡；看着烈士的家属因无钱救助而整日乞讨；原本计划好的大罢工，也因没有经费而取消......
如此产生的种种后果，让苏区的同志们夜不能寐，眼睁睁看着发生的一切，打掉牙和血吞，无力追查之下，只有作罢。
一晃，时间便过去了18年。
1949年6月，罗瑞卿受命组建公安部并担任第一任部长。三个月后，毛主席单独召见了他，让他帮忙解开压在心底18年的心结。
罗瑞卿非常诧异，到底何事能在主席心里搁置十几年？只见毛主席点燃一根烟，深吸了一口，缓缓说道：“找120两黄金。”然后，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与了他听。
虽说是陈年旧案，罗瑞卿听完也倍感蹊跷，那么大一笔金子，硬是就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的珠丝马迹。他意识到案子相当棘手，思来想去，决定将任务交给当初最后一站的上海市公安局来办。
当年黄金转运线路图
于是，上海专案组成立了，由蒋文增为组长，带领徐立鼎、胥德深、邬鸿三人立马开始研究卷宗，短似简介的案情介绍里，他们只找到了一个线索，那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林伯渠。
这时，林伯渠已是中央秘书长，要见他并非那么容易。经过讨论，四人决定直接去北京。
林老工作繁忙，与四人会见了二十分钟，他叹息当年管理“快”字笔划的邓发同志已经去世了，如果他在，至少知道得更多。最后，林老告诉四人，他只知道第一个出发的交通员姓秦，在红三军高自立手下当过警卫员。
事不宜迟，四人立刻起程去找高自立。幸好找得及时，在见面了解情况后不久，高自立就因病去世了。他告诉四人，他当年的警卫员叫秦朴，现在是南宁十三兵团的副师长。
直到蒋文增等人的到来，秦朴才知道自己当年转运的物资竟然是120两黄金。
他说，上级只告诉他去南门关帝庙接头，接头人叫庙祝。当时两人对上暗号后，庙祝打开了他的锁具，他换上新锁具后，庙祝又给了他一个凭证（快字的其中一个笔划），他将凭证上交后任务就完成了。
辞别了秦朴，蒋文增四人朝着下一个目标又出发了。这时，上海方面传来一份绝密档案，上面记录着第一个交通员到第六个交通员的详细资料，四人同时发问：“第七个怎么没有？”
高自立
“问题可能就出在他身上了。”蒋文增若有所思地说道，随后，四人直接去了第六转运站——杭州。
刘志纯，负责杭州到松江的交通员。那是他最后一次跑交通任务，他记得很清楚：
1931年12月3日一早，我就抵达了松江，然后直接就去了“汉源栈房”。第二天，一个三十多岁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就来打听有没有杭州来住店的人，看他的行头就像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我便主动与他搭了话。
我们对上了暗语，他很快打开了锁具，然后给了我一个信符，那是“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接完，他冲我点了点头，便拎着小皮箱一声不吭地走了。我将信符上交之后，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最后一个环节上了”蒋文增确定地说道：“松江的那个黑衣男子拿到货去了哪里？他为什么没有送到上海？甚至整个人也失踪了，这是最大的疑团。”
听完蒋组长的分析，邬鸿立马说道：“那我们得去松江碰运气了。”
网图
松江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找一个不知姓什名谁的人，也如大海捞针。于是，当地公安局介入协助调查。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时客栈的账房先生。
时隔多年，账房先生对那个见过一面的黑衣人也只是还有点印象，其他的无法提供任何线索。这似乎有点糟心，搞得蒋文增四人无法入睡，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起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突然，组员胥德深说：“30年代的松江也就巴掌大个地儿，城里的住户低头不见抬头见，本地的账房先生印象都不深刻的人，会不会压根儿就是个外地人，只是提前数日就住到了松江其它旅舍。”
蒋文增一拍桌子：“完全有这个可能！”于是，专案组决定调查松江城里所有的旅馆。然而，查了个遍也没有一个符合特征的旅客。
此时已临近春节，大家决定先回上海作个汇报，等节后再拟定下一步计划。恰好，胥德深的老友杜某正在松江军分区当参谋，多年未见，他打算去看望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是，这一去，案件又有了新的线索。
旧时上海滩
杜参谋为人爽朗，听说胥德深还有三个朋友，便热情邀请他们一起来伙房吃饭。大家也盛情难却，便都去了。
伙房厨师老柏炒了四个菜，完了，杜参谋叫他和大家一起吃。席间闲谈，杜参谋问胥德深到松江做何公干，他便说了这桩18前的旧案和大家遇到的瓶颈。
厨师老柏突然开口说：“我是本地人，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四个人齐刷刷都放下了筷子。
“就是当年松江城里的保安团，我曾经在那里掌过勺，知道那里有个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只不过是对内营业，如果外面的人想住，得通过熟人担保。”老柏说完，蒋文增四人大喜，还过什么年，查案要紧。
果然，在1931年12月1日，一个来自上海“祥德源”药铺的梁壁纯在保安团营长的担保下住了进来，直到12月4日清晨才离开，这和刘志纯见到黑衣人的时间刚好吻合。
一时间，蒋文增四人兴奋不已，他们立马回到上海，花了三天时间围绕“祥德源”药铺进行了摸排，最终确定他是江苏嘉定人。药店老板早已病逝，其他人只知道他曾是老板的心腹，手艺好，性格内敛，后来突然就失踪了，再也没人见过他。
旧时上海滩
大家忽然有种预感，这样的失踪，多少与黄金案有丝丝的联系。然而药店老板的去世，让线索几乎又断了。
幸好，在调查中蒋文增等人找到了梁壁纯的照片，他立马去到杭州让刘志纯辩认。结果让人惊喜，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那个与刘志纯接头的黑衣人。
难道他在与刘志纯交接完后发现自己运送的物资竟然是一大笔黄金，从而起了贪心，带着黄金远走高飞了？
不敢怠慢，大家决定启程嘉定。
这时，上海这边正在配合调查当初“祥德源”药铺周边的所有中药店老板及员工，看有没有人认识梁壁纯。工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一个到场的师傅说，梁壁纯就是他收的第一个徒弟。
这可是天大的惊喜呀！
旧上海中药铺
随后，老爷子将梁壁纯的家庭住址和人员全都说了出来。原来，他是嘉定南门外的人，妻子家住黄渡镇，叫贞姑，给他生了三个子女，梁壁纯失踪后，她便在镇上靠做小生意养活孩子们。
于是，蒋文增带着三名组员决定先去黄渡镇会一会贞姑。
可不巧的是，经过走访摸排，贞姑早就不住镇上了。邻居说，早在几年前就被一条小船从她家后门载走了，走时她没有给街坊四邻道别，我还是无意间看见的，不过，她姑妈去世的时候，她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
如此神秘地离开，难道是梁壁纯接走了她？可是他们已经九年没有联系了呀！
“姑妈，对，她在这镇上一定还有亲戚。”蒋文增认为贞姑回来一定会见亲戚，见了就会聊上几句，那就会留下线索。
果然，在镇上排查的第三天下午有了新的线索：贞姑就是被梁壁纯接走的，她们现在住在上海浦东洋径镇。
两天后，梁壁纯被传唤到了上海公安局。这时，他已经不叫梁壁纯了，而是叫申继谷。为了隐藏身份，他改了名字。
旧时的水路交通
申继谷没有交待那120两黄金的去处，反倒拿出了一份证明书。他说，自己当年被人下了药。
1931年11月下旬，一直潜伏在“祥德源”药房的梁壁纯接到组织下达的命令：“转运物资松江到上海，货在人在，货丢，要砍脑袋！”
没想到“货”到他手上，就真的丢了。
1931年12月4日那天，梁壁纯从他的上线那里接过“货物”便立即启程去上海。他按照组织的吩咐走水路，一路相安无事抵达了曹家渡码头。梁壁纯长舒一口气，直接叫了辆崭新的黄包车坐上直奔目的地。
年轻的车夫跑得很快，只是上桥时略显吃力。这时，从旁边来了两个小青年帮忙推车，当时的上海很多流浪者为了挣俩馒头钱都会这样，梁壁纯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不料，两个推车人趁他不备用一条毛巾捂住了他的嘴，梁壁纯顿时晕了过去，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家旅舍的床上，装“货”的皮箱已经没了踪影。他吓得不轻，便盘问店掌柜自己如何来到他的店里？店掌柜只说是两个年轻人从黄包车上将他抬进来，其它的也什么都不知道了。梁壁纯赶忙让老板将实情写作证明，收起来就匆匆离开了。
侦察员们听得目瞪口呆，他们迅速调查了梁壁纯口供的真伪，竟然全是真的，难道这些黄金就这样离奇消失了？
目标直指那辆黄包车。
旧时从黄包车
当年的黄包车都是有车号的，可那么多黄包车中到底是哪一辆呢？幸亏梁壁纯昏睡的那家旅店的店小二记性好，他说黄包车离开时，他特地看了一眼，车号好像是300169。
这就简单了！蒋文增立马带队开查，可查出来的车主是雇的车夫，在当时也得有50来岁了，与那个年轻车夫极不相符，而且他的车从不外借。
线索断了，查了这么久的案子又重新陷入了迷局，蒋文增等人郁闷到了极点。
这天，同住一个院的退休老刑警看见蒋文增郁郁寡欢，便多了句嘴，问他遇到了啥困难（办案上）？
听蒋文增一说，老刑警随口就说一句，你何不去监狱试一试，有些年头的事，万一那拨人是惯犯，某一次失手就有可能被抓进了监狱。
蒋文增忽然像被打了鸡血：“对呀！这不是不可能呀！”说完，他立马着手联系监狱方。
监狱里突然开设了小广播，反复播放着一条内容：1931年曹家渡抢劫黄金一案，如有知道的，检举有功，可提前释放。
没想到事情还真有这么巧！一个叫冯安宝的犯人说：“这个事情，我知道！”
旧时上海提篮桥监狱
冯安宝说他家曾经就有一辆黄包车，是他父亲买来自用的。表哥吉家贵和他的玩伴阿古、小克经常来他家玩，几个人最爱玩的就是拉黄包车。1931年9月，父亲又买了辆小轿车，就干脆把黄包车送给了表哥。可是，只过了三个月，大概就是12月中旬，他竟然把黄包车擦得干干净净又送还给了父亲，听我父亲说他发达了，在租界里开了一家南货店。
“这转眼就暴富了，你们说是不是跟那笔黄金有关呢？”冯安宝急切想减刑，说完就反问刑侦人员。
蒋文增若有所思，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家黄包车的车号吗？”
“自家的车当然记得，是300196”。
“这就对了”，蒋文增一脸兴奋，他转身离开，心里盘算着那个店小二原来是把“196”记成了“169”，一个数字之差呀！
搁置了18年的悬案，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最后一个交通员，不曾想真相竟来了个大反转！
网图
凶手终于成功抓获了，他就是南货店的老板吉家贵。
他说，当年他就是想改变生活，寻思着弄点钱开个店，结果第一次作案得逞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整整120两黄金。随后他便将这些黄金分成三份，每份40两，他和阿古、小克每人一份，各自去创业，不再往来。
直到抗战胜利，在一次外滩的游玩中，吉家贵偶遇了当年的阿古。他告诉吉家贵小克已经不在了，他从了军，是在与日军激战时阵亡的，自己经营着一家五经店，生意还不错。
经过抓捕与搜寻，阿古到案了，从他和阿克家搜出了剩余的20两黄金，经瑞金老金匠辨认，确是出自他之手。
至此，1931年黄金丢失巨案告破。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和阿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后来没多久又被释放了；冯安宝检举有功，经查明所犯事也是女主故意说得严重了，于当年7月释放回家。
到此，搁置了整整18年的“黄金失踪之迷”真相大白。
为了新中国，先辈们实属不易！向所有先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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