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8日，佛山菠萝救援队的队员张玉霞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的工作终于接近尾声。从6月16日赶赴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算起，张玉霞已经连续参与救援53天了。
受今年6月中下旬持续强降雨影响，岳阳市平江县的城区水位达到1954年以来的最高，平江县于7月1日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多处产生内涝，张玉霞和队员随即赶赴平江县转移群众。而7月5日下午，位于平江县西侧、距离其200公里的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也出现决口，团洲垸超90%的区域被水淹没。张玉霞又随队前往华容县。在大坝合龙并完成救援转移工作后，张玉霞依然留在当地帮助村民消杀。过去的一个月里，张玉霞每天早晨6点起床，穿好防护服，从县疾控中心坐改装三轮车前往各个村子开展这项工作。消杀是张玉霞感到最磨人的环节。从华容疾控中心到需要消杀的村子有40多公里，道路狭窄，多为土路，暴雨过后更显崎岖。“炎热天气下穿着防护服很辛苦，我们必须把当天负责的片区消杀工作完成后才能脱下休息。”张玉霞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她所属的菠萝救援队也是全国为数不多会参与灾后排涝、消杀工作的救援队。2021年的河南暴雨让菠萝救援队创始人、队长王治勇意识到了灾后恢复工作的重要性。“洪水发生时，房屋还泡在水里，当洪水退去之后，满目疮痍，家园也没有了。此时很多救援队都走了，只留下绝望的村民。”于是王治勇决定，要提供灾区“一条龙”服务，救援、特殊环境的物资运输，以及排涝、抽泥浆、消杀净水都成为他们的工作范畴。在卓明灾丰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郝南看来，排涝属于过渡恢复阶段的工作，不在任何国家的救援队工作范畴内。“但中国确实有救援队在做排涝，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的民间救援队事实上承接了很多原本不应属于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与灾情直接推动了民间救援力量的迅速发展。作为重要社会应急力量的民间救援队，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线。根据应急管理部统计，目前，全国社会应急力量共计2300余支、骨干救援队员4.9万余人。而据郝南观察，其中，民间水域救援自2016年、2017年开始蓬勃发展，其背景是近年明显增多的水灾。郝南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2021年河南水灾后，民间救援队的数量翻倍，近5年新成立的队伍都以水域救援为主。中国第一支正式注册，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的官网就显示，水域救援是这几年其服务时间最长的项目。而2024年，是郝南从业10年来水灾最频繁的一年。7月，全国共出现7次强降雨，据应急管理部统计，仅这一个月，就有27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70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159条河流超出保证水位、21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这无形中增加了民间救援队的任务量，随之而来的人手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则暴露得更加彻底。
01从灾前研判开始
2024年6月16日，梅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梅州全市多地受灾严重，平远县的泗水镇、仁居镇、东石镇，以及蕉岭县南磜镇、梅县区松源镇等多处发生山洪或山体滑坡。当天晚上，王治勇就带领张玉霞等菠萝救援队队员驾驶3辆排涝装备车，携带动力皮艇等物资，连夜从佛山出发前往梅州市平远县泗水镇。17日4点到达后，他们吃了点东西就赶赴灾区。此时，平远县的道路已经被泥石流冲毁，四处都是倒下来的大树，泥水已没到大腿根。“要想到达受灾地点，我们只能徒步，边走边砍树枝放在淤泥上，不然直接踩到淤泥就会陷入。”张玉霞说，徒步期间他们还会遇到一些滑坡形成的“土山”，这时队员需要扎绳子一点点爬上去。最终张玉霞他们历时4小时才走到泗水镇边界，“非常耗体力”。当天22时许，菠萝救援队第二批队员驾驶排涝车，携带水泵、发电机等物资到达平远县，连夜排涝。19日凌晨2时30分，第三批队员到达蕉岭县新铺镇。与此同时，17日下午，深圳市公益救援队派出的17人中队携带3艘冲锋舟和超过4吨的物资也抵达了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与当地指挥部取得联系后在象岭村下水点展开水域救援。作为较早到达蕉岭县的救援队，深圳公益救援队的工作早在赶赴受灾现场前就开始了，他们会先通过收集到的各种信息综合研判是否出队以及出队时机和规模。“灾情发生时，研判组队员会迅速监测当地的气象情况，并查阅水文资料，包括国家及当地气象局、国家水文网的数据——尤其是根据水域上下游的变化来判断洪峰可能抵达的时间。”深圳公益救援队队长石欣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天气和水文状况只能显示出降雨量规模和水位高低，无法据其完整预估一片区域受到破坏的程度，因此深圳公益救援队也会关注当地政府所启动的应急响应预案、预警级别，“当地政府收集的灾害信息更全面，是非常关键的参考值”。随后，他们会找到家乡是灾害发生地的队友联系亲友，了解当地灾情的具体情况，与受灾当地的政府部门、公益伙伴、社会组织、企业等更广泛的渠道联系，了解灾情全貌，并与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这样的专业机构保持联动，让信息员进入到他们的信息搜集群，协助开展信息综合整理，从而对灾情综合研判。最后，救援队才会联系重点关注区域的政府部门，找到联络人了解灾情，判断是否需要援助。前置信息研判是深圳公益救援队自2009年成立以来就在做的事情，“我们想做到所有行动有依据，第一是灾情，第二是救援的力量是否合理和足够。”尤其在灾情多、任务重的时候，通过灾情研判配置最适当的资源，让救援力量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地投入使用。这也是郝南成立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初衷。2016年，郝南开始与更多的救援队合作，教授他们通过水文、气象等数据研判灾情。“要判断水会淹多少地方，有多少人预计被困并需要救援。”其中的难点在于通过预判需要援救的群众，分析出所需的救援人员、船数、装备数量等。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救援队的不断加入，以及水位涨势的变化，救援人员数量是一个既要精确又要动态的数字。郝南说：“被困人数一旦超过2000人，当地的救援队伍一般都是不够的，这时我们就会寻求其他地区的救援。比如如果我们判断水会涨到当天凌晨12点，就会发布信息，让凌晨12点之前能赶到灾区的队伍立刻跟当地政府联 系。”位于河道下游的新铺镇是梅州暴雨期间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关注的重点。然而，该村镇被淹十余个小时后，洪峰已过，水位已下降，很多救援队才赶到——实际上，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在新铺镇被淹4小时前就开始通知救援队。“国内很多救援队现在仍是网上说（灾情）热点在哪里就去哪里，或者是自己能联系上哪里的地方政府就去哪里，也就是能去哪里去哪里，缺乏科学性。”石欣 说。但就目前而言，灾前研判对很多救援队来说并不现实。郝南也承认，他们教授的过程“挺费劲”，“什么叫超保证水位？每小时50毫米降水意味着下游会涨多少水？想学会这些内容，至少需要队员拿出高中时的学习劲头。”但民间救援队队员大多并非全职，参与救援都需要向本职工作请假，很难再腾出专门的时间学习相关知识技能。而很多中小型救援队本就人手紧张，没有条件像深圳公益救援队一样设立专门的团队负责信息研判。
02人和钱仍是大问题
据北京市某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张兴观察，人员流失是自他2020年加入队伍以来长期面临的一大问题。“疫情3年间很多人居家办公，有较充足的时间参加一线任务。但这两年很多企业开始抓考勤，队员的出勤时间都有限。”如今，甚至连社会企业的防灾减灾宣讲这样的“小”活动，都需要张兴几经动员才能招募到愿意参加的队员。想成为蓝天救援队的预备队员，必须参加训练和任务满200小时，通过队内考核，还得取得AHA或红十字会的急救资格证书、无线电操作证等。张兴所在的蓝天救援队中，达标人数不到报名的10%，“初步估计，2020年至今有300多人进来，如果超过半年未参与任何培训或者任务就会被劝退，如今剩下常出任务的也就40个人，突发现场，比如水域救援，可能连30个人都选不出来。”张兴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张兴记得，2021年在河南某地救灾时，当地负责应急力量协调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了检验救援队有没有能力，直接要求他们打捞被淹没的两具高度腐烂的遗体，“有的队伍听到后掉头就走，这充分显示出很多民间救援队并不具备专业救援能力，甚至只是来灾害现场蹭热度的。”张兴说。在郝南看来，培养一个成熟专业的救援人员至少需要两三年。缺少经验、能力的救援队，即使到达现场，很可能起到的也是反作 用。菠萝救援队则有着相对稳定的人员配置。据王治勇介绍，菠萝救援队由全职队员、普通队员和志愿者组成，其中全职队员有9名。张玉霞就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在王治勇的物流公司担任文员，遇到任务时需请假，再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救援，2018年一位建材公司老板来到菠萝救援队参观后，被救援队和张玉霞的坚持打动，提出由他承担张玉霞每个月5000元的工资，她只需要做好救援工作。其他几位全职队员的工资也都由爱心企业承 担。一位救援队队长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们也曾考虑设置全职成员，但一方面队伍资金有限，根本没有支持全职队员的资金，另一方面，如果队伍里同时存在拿工资的全职队员和不拿工资的志愿者，他担心志愿者可能会心理不平衡，不再愿意全力参与救援。“公益还是不要和金钱沾边，不然容易出现问题。”近两年就出现了一些假救援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出于利益。事实上，2022年菠萝救援队也曾发布公告，表示“受大环境影响，爱心企业断供，5名原专职队员离职”。菠萝救援队的公开财务数据显示，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捐赠，其中企业捐赠占比接近5成。基金会的援助在今年也明显下降。壹基金合作发展总监张銮明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今年，壹基金在开展紧急救灾行动方面同其他同行组织一样，也面临着募集资金不足的问题。在他看来，灾害行动筹款面临的困境，是企业的经济情况、灾害频发、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度降低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今年的行动资金格外紧缺，为了省钱，队伍从厦门出发时自备了50箱面包、21箱自热米饭——往年这些食品常常是救援队向社会表示不需要再捐赠的物品。队伍还在救援车后加了拖板车，车上装了50张行军床，他们由过去的四人住一间房改为只开三四间酒店房间供四五十名队员轮流洗澡，休息时，女队员住酒店，男队员搭帐篷住行军床。自6月中旬起，厦门曙光救援队已辗转福建龙岩、广东梅州、江西景德镇、湖南华容等4省7市参与了多场救援行动，连续不断的极端天气将救援战线大大拉长，大量的资金消耗让王刚也“心里发虚”。近年来，张兴所在的救援队一直在承接区里各类体育比赛的医疗保障服务，以及社区、学校的防灾减灾培训，培训所得的费用会回流到救援队的资金池，用于公益救援。而深圳公益救援队的资金来源除了志愿者无偿资助、社会无偿捐助，还有政府购买服务。郝南认为，深圳公益救援队是民间救援组织中被公认造血机制比较健康的。石欣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2011年，深圳市公益救援队开始与壹基金合作，提交救援行动的资金花费明细，能得到5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救援赞助费用。2016年它进入深圳市政府采购名录，开始承接政府竞标项目。近两年的年审报告显示，政府采购服务占到其收入的近8成。
03磨合能与政府合作或拿到基金会援助的救援队其实是少数。“得到基金会的资助需要在财务、行政的合规性上满足很高的要求，绝大部分救援队连全职队员都没有，很难适应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基本要求。”郝南说。石欣也说，与壹基金合作的头三四年双方一直在磨合。需要救援队与之“磨合”的还有当地政府。2023年7月30日，河北省涿州市受台风“杜苏芮”影响遭受强降雨。而8月1日，涿州市已成立了28支共计8755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近百支救援队也抵达涿州完成集结开始救援。与此同时，8月1日晚，一篇题为《涿州：等待救援》的文章广泛传播，文中称，涿州当地水灾十分严峻，一些外地的民间救援队跨省救援却卡在了“邀请函”上。然而事实上，涿州现场的官方救援力量和社会应急力量已近饱和，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甚至在不断劝返新抵达的救援队。救援队伍过于饱和，不仅会导致社会应急力量和现场协调资源的大量浪费，也会加剧灾区协调工作的难度。近年来，随着救援队数量激增，为便于管理，避免超饱和式救援的情况，救援队如今需要先向受灾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得到同意后方可出发。去年7月31日晚，深圳公益救援队曾在应急管理部研发的“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系统”中提交出队申请，准备参与京津翼暴雨洪灾救援，但最终未获批准。石欣对此表示理解，“我们是外省队伍，又是中国最南端的队伍，应急管理部可能觉得我们没有必要长途跋涉过去，附近的队伍已经够多了。”一些救援队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除了人少、经费紧缺这些显性问题，政府部门对气象数据不够敏感近年来也时常困扰着他们。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救援队队长就直言，“该预警的时候不预警，该群众撤离的时候不撤离，该往上报的时候不报，这些情况（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言）其实很普遍，而它们都会延迟救援队的抵达时间。”他解释说，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对提前备灾越犹豫——停工会造成经济损失，备灾也需要花费大量资金。郝南也了解到，一些救援队今年7月1日打电话给平江县应急局申请救援时都被拒绝了，部分原因就归于平江县应急局没正确理解水利部门发出的“平江县段汨罗江水位将超保证水位3米”的警示，“这其实就意味着该地区会被淹没”。而7月3日的初步统计显示，平江县已有36万余人受灾，冲毁桥梁道路2685处，倒塌房屋308户867间。可见，面对极端天气愈发频繁且范围日益分散的情况，民间救援队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且棘手。从灾害发生到社会力量真正开始救援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传递与甄别、需求研判、行政报备与审批等种种环节。任一环节如若不畅或发生纰漏，都可能影响救援队奔赴现场的速度，让整体协同效果大打折扣，进而拖累救援工作。而要完善整条救援链路，需要不断成长与进化的，不仅仅是救援队自身。（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兴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