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沽口炮台

浙奉战争后，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决定解决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报当年“背后捅刀”之仇。而怂恿郭松龄反叛，更使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1926年初，吴佩孚与张作霖弃嫌修好，双方约定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结盟，直接把冯玉祥推到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阵营。2月初旬，奉军舰艇逼近‬天津‬，在大沽口外出现，国民军乃在大沽口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支持‬奉‬系‬军阀‬的‬日本人首先对国民军布雷提出抗议。3月12日，在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援引《辛丑和约》，以‬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洋‬政府提出44小时的限期"最后通牒"。

张作霖像

八国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公使团‬要求‬拆除大沽口海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北洋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公使团之"最后通牒"后，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因为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炮台应予以削平，并没有相关条文对水道设防进行规定。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但‬段祺瑞乃劝冯部停止布雷。此时乃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为声援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16日及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五千余人，由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主持下，在天安门举行集会，要求拒绝八国通牒。

北京前门

会后，北京各界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游行示威。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李大钊、陈乔年均在斗争中负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这次惨案的死者中较为著名的有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鲁迅曾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而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月18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李大钊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这为后来奉系军阀查抄苏联使馆抓捕李大钊伏下了契机。

鲁迅先生像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马上赶到现场，在死者面前长跪不起，并从此终身吃斋，至死未改。3月19日，全国舆论沸腾。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段祺瑞及北洋执政府遭到国人的唾弃。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题写了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

"三·一八死难烈士纪念碑

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1926年4月9日，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从此，皖系北洋军阀集团灰飞烟灭。面对奉军的步步紧逼，4月17日，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北京，向绥远、包头一带撤退。奉军占领了北京。从此，北洋政府进入了由奉系张作霖控制的时代 。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等一批报馆，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北京女师大旧址

1926年5月，冯玉祥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6月初，吴佩孚率军沿京汉线北上，集结保定。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晤。曾经的东北王一直看不起的曹老三麾下的这个“小小师长”，而今却与其逐鹿天下，呼兄唤弟，张作霖感叹着世事变幻，却没能看透这只是北洋军阀稍纵即逝的机会了。两人会面之排场令人堂目。从东车站到张作霖的行营顺承王府，从西车站到吴佩孚下榻的行馆，也就是王怀庆的宅院，沿途路上都铺满了黄土，这是一种自古迎接皇家才会有的仪式。当天张作霖先到吴佩孚的行馆进行问候，吴佩孚降阶与其握手将其接入堂内而开始，不过北洋军阀南北两大巨擘之间的谈话仅进行了二十余分钟即行告别。紧接着到了中午，吴佩孚即前往张作霖下榻的顺承王府答拜，两人寒暄之后即相约前往居仁堂参加庆功宴。

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合影

宴会后，吴佩孚与张作霖商定了讨赤计划，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他们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组成了"讨赤联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在长辛店设立总司令部，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撤至南口预设阵地防守的国民军。在将国民军赶出直隶后，吴佩孚挥师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继续向北进攻国民军。当晚，吴佩孚即赶往长辛店，这里是直皖战争时他一战成名之地。南口是燕山山脉的一个山口，位于昌平城与居庸关之间，是华北通往西北的险要隘口，地势险恶，易守难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口阵地当年由苏联专家维.马.普里马科夫指导修建，国民军三个工兵营整整干了十一个月才构筑完成。当时张之江任国民军总司令，鹿钟麟任国民军前敌总司令。刘汝明的第十师和佟麟阁的第十一师担任南口正面防御，其他部队则部署在察东和晋北各地，以应对其他方向的奉军和晋军。

南口古战场

1926年夏季，在中国北方以昌平南口为中心，北起多伦、沽源、延庆，西至晋北的丰镇、大同、雁门的长达2000余里的战线上，国民军与"讨赤联军”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南口大战。此次战争前后长达四个月之久，国民军参战兵力约22万人，"讨赤联军"参战兵力约59万人，双方总兵力达81万人，占当时全国总兵力100万的80％以上，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吴佩孚集中奉直两军主力正面进攻南口阵地，鲁、晋两军左右包抄，并用大炮和飞机轮番轰击。凭借南口阵地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堡垒，处于三面包围之中的国民军浴血奋战，岿然不动。虽然吴佩孚无比嚣张，但已是他军旅生命的回光返照。吴佩孚的精锐第三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全被打散，现在的军队数量虽多，战斗力却大不如前。

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

正当吴佩孚率军大战南口之际，湖南正在兴起一场“讨吴驱赵”运动。赵恒惕主政湖南期间，附庸吴佩孚。1926年初，时任湘军第四师师长的唐生智加入了湖南人民的驱赵行列。3月初，唐生智起兵向长沙进发，无力抗衡的赵恒惕在各方压力下，被迫于3月12日通电辞职，并推荐唐生智为代理省长。3月15日，唐生智率领湘军第四师的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开赴长沙，并向驻在岳州的第一师师长叶开鑫部进攻。吴佩孚感念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流落南方赵恒惕伸出援手的收留之恩，不听其首席幕僚张其锽的劝告，决定支援叶开鑫，派兵进攻湖南，赶走唐生智。当时，广东的革命军政府已扫平了陈炯明的叛乱，后方巩固，日益强大，即将挥师北伐。张其锽劝吴佩孚放弃过问湖南的事，湖南的事让湖南人自己去解决。

唐生智像

他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小觑。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到时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广州新生力量的壮大，仍然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派兵进攻湖南。唐生智被直系赶出长沙，退居衡阳。他向广州国民政府紧急求援，宣布拥护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1926 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国民革命军提早北伐。吴佩孚既要北上讨伐冯玉祥，又要南下驱逐唐生智，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从此，吴佩孚迅速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欲知后事如何？期待下集分解！

南岳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