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出现在汉朝，由汉武帝刘彻所创，年号为 “建元”。公元前 141 年即皇帝位的刘彻，把这一年称为 “建元元年”，此年号有一种开宗立派的意味。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140 年 — 公元前 135 年为建元年间。

《汉书》记载，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神物，建议用来记年，于是立年号为 “元狩”，称那年为元狩元年。过了六年，在山西汾阳获得一只三脚宝鼎，群臣又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 “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

自汉武帝开创年号纪年以来，历代帝王遇到 “天降祥瑞” 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号。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汉武帝就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等十个年号。唐高宗有 14 个年号，武则天在位 21 年有 18 个年号。

在历史的长河中，年号制度不断发展演变。明朝以前的皇帝多数都改元两次以上，一个皇帝的年号也可以有多个。例如汉世宗有 11 个年号，武则天在位 21 年有 18 个年号。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 “乾化” 年号、后晋的 “天福” 年号、后周的 “显德” 年号。

明朝以后采用一世一元制，扣除复辟政变者（如明英宗），大致上都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因此也常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

目前仍使用年号的是仍保持君主制的日本，正在使用的年号为 “令和”。而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韩国、越南由于已经废除君主制，因此已经全面废止年号。

年号的使用规则的确复杂多样。一般来说，改元从下诏的第 2 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皇帝在位时，可根据各种情况多次改元。年号的字数一般为两字，但也有少数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比如王莽的 “始建国”，武则天的 “万岁通天”，西夏景宗的 “天授礼法延祚”。

中国历史上的年号使用情况极为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导致几个年号重叠使用。还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

三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此外，还有许多年号在不同时期重复使用，例如建元就有 5 个时期在使用。同时，因为避讳或者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的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

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藩属国，通常会延用天朝年号，如朝鲜、琉球为中国藩属时，亦用中国帝王年号，这是一种对天朝效忠的表现。以古代朝鲜为例，明朝灭亡之后，除与清朝文书往来，内部官方文书俱用明朝年号，改用中国干支或国王在位纪元，至于民间仍有坚持采用崇祯年号者，甚有直到崇祯三百余年者，与郑氏一直采用明朝永历年号，极为相似。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 “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朝的年号。也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一方面，年号作为纪年符号，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采用年号制度，使得朝廷的年号通用于全国任何地方，统一了纪年方式。这一举措禁止了地方的纪年，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力，增加了地方民众对中央的依赖，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例如，据统计，自汉武帝创建年号制度后，全国范围内的纪年方式得到了统一，地方官员在纪年方面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地方民众对中央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为汉武帝巩固全国统一、出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年号的命名追求好寓意，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态势、文化取向和皇帝的治国理念。历代帝王在选择年号时，通常会考虑祥瑞与谶纬、儒家经典与文学寓意、政治形势与需求等因素。

如 “贞观” 年号，取自《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寓意着公开透明的治理，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念和文化素养。

又如爱新觉罗・皇太极，1626 年即汗位，年号 “天聪”，意 “得上天之智慧辅助”。1636 年改国号 “后金” 为 “清朝”，称皇帝，改元 “崇德”。“崇德” 即 “崇尚德化”，除了良好寓意，也是他当时政治理念的反映。

此外，还有一些年号是根据两个前代年号合并而成，如贞元取自贞观开元，隆兴取自建隆绍兴，淳熙取自淳化雍熙，绍熙取自绍兴淳熙，庆元取法庆历元祐、开禧取自开宝天禧等。

（一）建元：开创年号纪年先河

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 “建元”，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年号纪年的开始，为后世的纪年方式奠定了基础。建元年间，汉武帝积极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展现出了雄才大略。这个年号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后世的年号命名提供了借鉴。

（二）建武：光武中兴的象征

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 “建武”，见证了他统一全国、开创盛世的历程。刘秀在战乱中崛起，以武力统一天下，建武年号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坚定决心。在他的统治下，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被后世誉为 “光武中兴”。建武时期，刘秀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如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等，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三）太康：短暂的统一盛世

西晋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 “太康”，出现了 “太康之治”。太康年间，西晋统一全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实行无为而治、重视生产、劝课农桑等，使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然而，这一盛世却十分短暂，随着晋武帝的去世，西晋陷入了内乱，“太康之治” 也随之结束。

（四）大业：隋炀帝的雄心壮志

隋炀帝杨广的年号 “大业”，虽有开科举、修运河等壮举，但因好大喜功致王朝动荡。杨广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开科举制度，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修建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的好大喜功和挥霍无度，使百姓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王朝陷入动荡。

（五）贞观：以民为本的典范

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 “贞观”，留下诸多宝贵思想和开明风气。贞观年间，李世民以民为本，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李世民的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等名言，至今仍被人们传颂。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范，为后世所敬仰。

（六）开元：辉煌的盛世标志

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 “开元”，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之一。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繁荣，军事强大，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杜甫的《忆昔二首》生动地描绘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开元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为后世所传颂。

（七）天宝：盛极而衰的转折

唐玄宗后期的年号 “天宝”，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宝年间，唐玄宗逐渐耽于享乐，亲小人而远贤臣，荒废朝政。他认为功业已就，开始享受成果，地方官吏上报的祥瑞也促成了他改元天宝。然而，天宝年间却未给皇帝带来祥瑞，反而酿成了安史之乱。这场战乱使唐朝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衰落，天宝年号也成为了唐朝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八）天授等：武则天的霸气年号

武则天在位期间频繁改元，“天授” 等年号彰显其特殊地位。武则天得位不正，为了给自己信心和显示得位的合法性，她的年号霸气侧漏。“天授” 寓意着她的皇位是上天授予的；“天册万岁”“万岁通天” 等年号也都体现了她的权威和统治欲望。武则天的频繁改元反映了她内心的不自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的稳定。

（九）洪武：霸气铁血的象征

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 “洪武”，体现了其开国之威和强硬统治。洪武年间，朱元璋先后八次北伐，武功极盛；同时，他还实行了明初四大案，血雨腥风。朱元璋亲自创制和拟定了这个年号，意为洪大的武功，有张显武事之威之意。洪武年号名副其实，成为中国历史上霸气铁血的象征之一。

（十）天凤等：王莽的霸气年号

王莽新朝的年号 “天凤” 等，霸气侧漏但未能长久。王莽纂汉建立新朝后，在位 15 年，一共用了三个年号，其中 “天凤” 和 “地皇” 都霸气十足。然而，王莽的改革措施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反而引发了社会动荡，新朝最终被推翻。王莽的霸气年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野心和抱负，但未能改变新朝的命运。

在现代考古学中，出土和发现纪年钱成为文博工作者断定古墓葬、古遗址和文物等年代的可靠依据之一。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同一王朝中不同帝王的年号以文字的形式真实地留在了钱币上，这些古币不仅展现出我国钱文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令人叹赏不止，同时也成为后人研究汉字演变发展的一座宝库。

例如，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常以自己在位的年号作为钱名，如明 “万历通宝” 钱则以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 “万历” 定名。“万历” 共使用 48 年，元年即公元 1573 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对世界各国而言，我国古钱的年号往往还是国名的代言词，因此，古钱上的年号一直被高度重视。

我国自 1979 年以来，共向海内外发行了 10 大系列的现代金银纪念币，共计 200 多个项目，1700 个品种。尤其是从 1987 年中国金币总公司成立开始，我国现代金银币的设计制造水平突飞猛进，品种和数量丰富多姿、蔚为壮观。

中国现代金银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发行年号。发行年号基本上会直接镌刻在币面上，体现了货币发行时间的确指。中国现代金银币的艺术设计遵循具有钱币特征、注重中国民族绘画与雕刻形式相结合、坚持创新原则、坚持对艺术美的追求等原则。

站在钱币学角度看，虽然金银币的年号与钱币市场普遍关心的金银币投资获利无明显关联，但作为金银币自身客观存在的一项要素，对已发行的中国现代金银币的年号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日本在 7 世纪上半叶全面摄取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也引入了年号制度。日本的年号制度虽源自中国，但落地日本至今已 1000 多年，年号的制定、使用和改换早已深深染上日本特色。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是 “舶来品” 和 “土特产” 的共存，包括语言在内，“本土” 的年号与 “舶来” 的公元纪年并行的纪年方式就是这一特征的表现形式之一。日本文化不仅本土与外来并行，而且也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年号在日本沿用至今，也能说明这一点。

日本的年号多出自中国典籍，如 “明治” 出自《周易》和《孔子家语》；“大正” 出自《易经》；“昭和” 出自《书经・尧典》；“平成” 出自《书经・大禹谟》和《史记・五帝本纪》。2019 年，日本新天皇将登基，届时日本将使用新的年号 “令和”，这是首个没用中国典籍，而是从本国典籍中选取的年号。

日本年号制度的设立存在争议，根据通行说法，日本 “元号制” 始于 645 年 “大化改新”，但当今日本史学家经过考证，对 645 年日本是否真的已开始使用 “大化” 作为年号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唯一有 “大化” 年号记载的 “宇治桥断碑文” 很可能是后世伪作，日本首个正式使用年号是 701 年的 “大宝元年”。在此之前均采用干支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