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吴起到西河担任太守后，似乎比从前更厉害了，这是因为他又开始蜕变了。吴起一生贯彻的一点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他先学儒家，后学兵家，在西河二十八年，又开始跟一位超级大师学习法家和史家，这让他最终身兼四家之长，变成了一个经天纬地的军政全才。此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真太牛了。

就如鲁国有曾子，魏文侯也请了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让他来吴起的辖地西河开班授课，并尊他为帝王师，他和他的弟子被称为“西河学派”，这个学派在魏国政坛上活跃了很长一段时间。

国君亲自拜他为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人物啊，要知道，就连从前的孔圣人，也未曾得到过如此崇高的地位。

这位大师就是卜商，字子夏，天下硕果仅存的孔子高徒、儒家的元老级人物、法家的创始人、被中国历史所遗忘的思想大家、名言“学而优则仕”的创始人。据说《诗经》《春秋》《尚书》都是由子夏传承下来的（《毛诗》《公羊》《谷梁》《尚书大传》皆其所传），另外，他还曾为《易经》作传，为《礼经》（即《仪礼》）作《丧服传》（注1）。儒家六经，五经都靠他。就连《论语》，也说是他与仲弓撰定的。故东汉儒臣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

另外，子夏还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枢纽人物。儒家的好处是很多，但它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过于讲究复古与王道，这在激烈变化的时代显得太迂阔太不合时宜，所以从子夏、李悝、吴起师徒等人开始，思想家们决定求变，追求一种以人胜天的进化主义——这才是法家的原初思想与核心思想，而后来韩非李斯的绝对专制主义，其实是法家走过头的变种思想，而非真正的法家正宗。

总之，子夏在战国初年，可谓名震当时，学泽后世。在子夏的徒子徒孙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且不拘于儒门法家，各门各派都有，可谓兼容并蓄，百花齐放——大师兄魏文侯就不用说了，另外还有道家高人田子方、西河大贤段干木、墨家矩子禽滑厘、杂家代表人物尸子、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传述《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公羊高与谷梁赤，统统都属于他的“西河学派”，故魏国文物之盛，天下无二。历经整个战国时代，无论强时弱时，其人才资源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六国，区别只是会不会用罢了。

子夏出生于公元前507年，当时恐怕已经是个百岁老人了，所以吴起不大可能得到他的亲自传授，不过西河学派人才鼎盛，吴起随便找个人一起交流都可受益匪浅，再加上他从前的儒、兵根基，学起来当是轻松的很。

我们前面提到过，除了法家，子夏最牛的两门功夫就是《诗经》和《春秋》，其中犹以《春秋》最为重要。孔子尝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即卜商子夏），以《孝经》属参（即曾子曾参）。”（《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经说》 ）

总之，《春秋》乃是子夏传承于孔子的最重要的历史伟作，也是南宋朱熹著《四书集注》以前儒家最重要的一门学问（朱熹之后《论语》才有超越《春秋》之势）。钱穆说它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世界通史……直到此刻，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氏著《中国史学名著》，2018:28）。司马迁则说它乃“一王之法”，是“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太史公自序》）。事实上，中国人早在西周初年，便有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读周书文告，似读唐初《贞观政要》，一脉而相承；但自东周礼崩乐坏以来，各国忙于夺权争霸，对历史越来越不重视，更别说研究它了。所以孔子与子夏提倡复兴史学，认为人们不仅要研究历史，以继承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验；还要将历史导入政治生活，唤起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荣辱感和对身后名誉的关心，以巩固政权的核心价值观（即儒家所谓王道）建设。

周公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周书·召诰》）

孔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

又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

《孟子·滕文公下》曰：“《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离娄上》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太史公自序》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又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又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柳诒徵《国史要义》更总结道：“隽不疑以春秋之义执（假冒卫太子的）成方遂。诸葛亮以晋国之事，开悟刘琦。吕蒙识超鲁肃，由读三史。崔浩主伐凉州，实本《汉志》。曹操自矜其更事之多，故能预知应变。读史则知识之丰，可千百国千万年，自等大知大年矣。”

可以说，正是儒家对历史的重视，使得史家的地位逐级走高，乃至被统治者拔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一个新王朝，若是不重视历史，乃至厚今薄古，那定是吃错药了，比如说短命的秦朝（注2）。

图：万立《孔子口述春秋》

图：万立《孔子口述春秋》

子夏的西河学派研究《春秋》经文的很多，大家著书立说，争来争去，最后就形成了三个学派：注重于军事与政治的《左传》（全称《左氏春秋传》）学派、注重于“微言大义”的《公羊》学派以及注重于训诂之学的《谷梁》学派。这就是所谓“春秋三传”了。在两汉时期，春秋三传几乎把持了整个朝廷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这一派的《公羊传》学说，几乎可称是汉代的国学，直到东汉中后期，《左传》的地位才渐渐有超越《公羊》之势，如当时的经学大师如郑众、贾逵都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到了三国以后，《左传》地位更高，就连武将关羽，都能将其背个滚瓜烂熟。魏臣钟繇甚至称《左传》为太官家，《公羊》为卖饼家。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时，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配享先师的只有两人：一是颜渊，一个就是《左传》的作者左丘明。

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不是左丘明，这里面其实是有疑问的。童书业、郭沫若、钱穆等史学大家都认为，吴起在《左传》的成书过程中贡献巨大（注3），甚至作用比左丘明更大。事实上，《左氏春秋》中的“左氏”，恐怕是吴起的故乡左氏县，而非指左丘明的姓氏。因为左丘明复姓“左丘”，人家压根不姓左。

另外，在汉代刘向《别录》中，记载了《左传》的传承序列，说这部书最初由左丘明授曾申，曾子授吴起，吴起再传授给他儿子吴期，吴期又传给了楚人锋椒，锋椒再传给赵国名相虞卿。虞卿又传给儒家大师荀子（注4），荀子最后传给了西汉开国功臣、大学者张苍。在这整个传承序列中，吴起是个关键人物。《春秋》以鲁史为主，可《左传》所记各诸侯国事，却以晋事最多，鲁楚两国史事也比较多，且对晋三家中的魏氏总是讲好话。而吴起所待过的三个国家，刚好就是晋（魏）、鲁、楚三国，这应当不是巧合。《左传》里又有很多预言，直讲到鲁哀公以后去，大体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对，秦孝公以后便不对了，这年代也恰恰与吴起的年代差不远。

还有，《春秋》三传之中，《左传》的军事思考最为深入，蒋百里先生甚至认为“《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仿战争史”。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左传》里那些出神入化、恰到好处的战争描写不大可能是左丘明的手笔，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是吴起后来补充进去的，特别是书中的一些战争细节，真实感极强，与日后很多文献对于战争流程化或模板化的叙述有很大区别。事实上，先秦著作多是集众合成，古人认为立言是公事，不像后来看重私家的著作，所以《左传》这部书恐怕是战国历代先贤的集体创作，而吴起乃是其中最重要的撰著人之一。

总之，吴起在西河期间，一定对史学有极多的钻研，且将自己对于军事、外交、历史、政治、文化、哲学等方面的思考，都融入了《左传》之中，将其不但完善。所以比起《春秋》，《左传》内容广为涉及天文、地理、制度、人物、家族氏姓、食货经济、兵法战阵、社会礼俗等各方面，其历史价值更高。而经过这番打磨，吴起的儒、兵、法、史四门功法也算是融会贯通了，他于是开始书写真正属于自己的经典著作——《吴子》，又称《吴起兵法》。

这一部《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著作，共四十八篇，不仅理论精深，而且文章庄重雅键，为学者所乐诵，可惜经历焚书之祸，传到现在，只剩下了六篇，而且其中很多内容很有可能被后人修改补益了。不过即使是这么一点点资料，我们也可以从中窥得吴起军事思想的一豹。

总的说来，相较于《孙子兵法》，《吴子》的内容注重战术多于战略、注重技术实践多于思想理论，这是因为孙武在写《孙子兵法》的时候，还没有出山，没有啥实战经验，所以，他的兵学更多是继承前人的成果，其理论水平是最高的，涉及具体的战例却较少；而吴起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写的东西，在继承孙武等人的研究成果之外，加入了很多具体战术的阐发。另外，由于孙武是齐国人，他的兵学体现了更多齐学的特点，他的战争原则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在这个原则的前提下，用诈、用间，什么都可以。而吴起不同，他是个儒、兵、法、史四家综合的怪胎，所以他更强调富国强兵，并因此创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指导军队建设，而以法家理念指导军队管理的先进兵学体系，从而也开启了后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我们说兵家始祖，通常以孙吴并称，原因就在这里。汉魏之际，曹操著名谋士贾诩就深得吴起真传，并写了一本《吴起兵法注》。曹操注孙子，贾诩注吴起，两位君臣倒也默契，可惜贾诩这本书也在五胡乱华中失传了。

讲玩了吴起的成长历程，我们接下来再来讲吴起的战绩，这才是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实证。

注1：所谓“经”，本意乃织物之纵线，引申为永恒真理，刘勰《文心雕龙》称之为“恒久之至道”。而所谓“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其原意即用来传递信息的车驾，引申为“传示后人”之意。因为儒家的这些经文字意精微，深刻古老，其所含信息也就模糊不清，所以需要学者对其详加解读，这样的作品便称为“传”。换句话说，儒家典籍中的“经”与“传”，大概就是教材和教辅的关系。如《诗经》有三家诗与《毛诗》，《春秋》有《左传》《谷梁传》与《公羊传》，《尚书》有伏生所撰《尚书大传》，《易经》有《易传》等。

注2：秦的政治传统是“法后王”，所以对历史并不重视，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乃言：“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注3：据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 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 《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 《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这部书（《左传》）虽不能说是吴起一人所写，或许起于吴起以前直到吴起以后，总之这部书与吴起有关。倘使没有关系，后来讲《左传》源流的人不会拉出吴起来。因吴起在后人观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说《左传》可能与吴起有关。”

注4：荀子在儒家学说的传授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毛诗、鲁诗、韩诗、左传、谷梁，皆其所传（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礼记》诸篇，也多与荀子同，大抵非抄《荀子》，即荀派后学所作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于荀子肘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