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563/j.cnki.sdzs.2023.03.018
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地理概念就是关于地理名词的社会、文化史，其形成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涵，且受到了国家权力、社会舆论等内外要素转移变化的影响。可以说，今人耳熟能详的地理概念，大多经历了长期的建构和演化过程，“江浙”即为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中国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的讨论中，“江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理概念。自唐宋全国经济中心南移以来，迄至明清，涵盖传统江南区域的“江浙”地区长期是这个南移的重心所在。由此，古今中外的学人，向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状况投入了深切的关注。
迄今为止，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江浙”，其空间范围一般默认为江苏、浙江两省，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认识。而事实上，自“江浙”这一地理概念诞生以来，其内涵曾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尤其在明清两代，时人对于“江浙”概念的解读，更存在明显的差异。换言之，以“江浙”一概指代今江苏、浙江两省范围的认知，是否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必须打上一个问号。
时至今日，以“江浙”为研究主题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罕有人对“江浙”地理概念的形成和演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从这一角度而言，追溯“江浙”一词的涵义及其在历史时期的具体指向，理应成为“江浙”研究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演变过程作一番梳理，并对该地理概念形成背后的社会人文环境加以探讨，希望藉此揭示出特定地理概念变迁中的一些固有规则。不当之处，尚祈赐正。
一、明以前文献中的“江浙”
言及“江浙”，不能不考察古人对其的认知起源。“江”跟“浙”本来只是单纯的自然地理概念，“江”是指长江，“浙”则是指浙江，又称钱塘江。把“江”“浙”二水及其周边地区联系起来合称为“江浙”的现象，以笔者管见所及，应该是魏晋以后的事。南朝时期，萧梁任昉《述异记》有云:“葳草，一名丽草，又呼为女草，江浙中呼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这是关于“江浙”的较早文字记载，从语境来看，应指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区域。
入隋后，随着“江”“浙”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渐增多，加上这一地区反隋叛乱事件的频繁发生，时人对“江浙”的地理认知得到了推广和强化。《北史·杨素传》载，开皇十年(587年)，“江浙贼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吴州总管五原公元契镇会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杨)素进讨，悉平之”。关于这一史事，《隋书·史万岁传》记道:“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史万岁)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隋书·陆知命传》则称:“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由此可见，《北史·杨素传》中的“江浙”，略同于南朝以来流行的“江南”“江左”“三吴”等地理概念，概指北起太湖流域、南至钱塘江流域的广阔区域。
唐人意念中的“江浙”与前代相去不远。李绅《龙宫寺碑》有云:“会稽地滨沧海，西控长江。贞元十八年，余以进士客于江浙，时适天台，与修真会于剡之阳。”稍后，康骈《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文称:“大中十四年，(严士则)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时萧相国观风浙右，于桂楼开宴召之。”以上史料提及的“江浙”范围，和唐代浙西、浙东两镇辖境大致相等，即大江以南的传统吴越地区。对此，唐末五代时人钱镠在《新建风山灵德王庙记》中有着很好的总结:“江浙古区，鱼盐奥壤，历象则区分牛斗，封维乃表里江山。昔年霸越强吴，今日双封列国。”
北宋以降，随着地方行政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的变化，时人对“江浙”的诠释较前代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1023－1031)析为十八，元丰间(1078—1085)又析为二十三路。其中，北宋政府在原南唐地置江南路，后分为东、西两路。又于原吴越国地置两浙路，所领为杭、越、苏、润、湖、婺、明、常、温、台、处、衢、睦、秀十四州，治杭州。
在当时，北宋人把江南、两浙路皆目为“江浙”之地。典型的如包拯在《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中所言:“江浙、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灾伤”。李纲《上王太宰论方寇书》称:“东南者，天下之腹心也;江浙者，又东南之腹心也;歙、睦、钱塘者，又江浙之腹心也。”李纲以江南东路之歙州以及两浙路之睦、杭二州为“江浙”腹心，以理推之，其所谓“江浙”，当指江南、两浙路辖域。
建炎南渡后，两浙路一分为二。官方话语中的“江浙”范围，遂转为江南东、西及两浙东、西四路。高宗绍兴五年(1135)五月癸未，“诏江浙四路共造五车十桨小船五十”。孝宗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广、湖南八路官田”。其皆以“江浙”等同于江南东、江南西、两浙东、两浙西四路。
元世，因“前代郡县之制损益之”，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辖区包括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及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四道，即原南宋江南东、两浙西、两浙东、福建四路，治杭州。
元代的行省，“位尊任重，视古方岳”，而江浙行省“尤地大物众，所统列郡三十有二，赐履所及不啻数千里”。从当时的官私文献记载来看，“江浙”一词，被广泛地用来指代整个江浙行省，所谓“皇朝树藩垣，江浙天下最。岂惟财赋强，政体亦宏大”。元初，吴澄《送董中丞赴江浙右丞序》即云:“江浙，东南之都会，人物之渊薮。”至正间，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上疏称:“夫以江浙四道，固曰地大民繁，犯法者众。”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浙行省下辖四道中，福建道在元初、元末皆曾独立成省。因此，将福建排除在“江浙”以外的认知亦不少见。如张之翰《题留君卫家藏水林手泽后》云:“平宋之六年，余自江浙入闽”;吴师道《送刘伯温之江浙省郎中》诗吟道:“江浙连闽屹巨藩，年来民力见凋残”。其皆视福建为“江浙”之外域。
另一方面，亦有元人从“江浙”的本义出发，将这一地理概念的空间范围指向长江以南的传统吴越———两浙地区。江阴人陆文圭《墙东类稿·江浙人材》有言:“问江浙，古扬州域也。秦为会稽，汉唐以来析为郡县不可胜纪，地产人才，亦有可论者乎?”陆文圭以“江浙”的前身为秦会稽郡，从空间范围上看，大致相当于浙水两侧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甚至还有更严格的限定。杨载《平江路重修儒学记》称:“天下州县之学，莫盛于江浙之间;江浙之间之学，莫盛于吴。”以上简要梳理了明以前“江浙”地理概念的产生与演变，可以看到，地方行政制度、社会舆论形势，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于“江浙”一词的判读和使用。那么，进入明清省制时代，面对地方行政区划的重组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的转变，“江浙”地理概念在时人认知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建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背后，又蕴含了怎样的社会历史机制?
二、明代“江浙”地理概念的三重意涵
朱明立国之初，在蒙元行省制的基础上，“远稽汉唐，略加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创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地方行政制度。自宣德三年(1428)后，天下形成了固定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行政建置。其中，元末的江浙行省，于时被析分为三:
以原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江南浙西道的大部属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改称京师，又称直隶;以原江浙行省江南浙西道之余部(杭、嘉、湖、严)及浙东海右道置浙江布政使司;以原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之饶州、信州二地属江西布政使司。
面对明初地方行政区划格局的剧烈变化，若继续把“江浙”一词释为元江浙行省辖地，显然不合时宜。因此，明人遂在现实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对“江浙”地理概念进行了全新的建构。在当时的官方文献中，常称江西为“江”、浙江为“浙”;而“江浙”一词，亦被广泛地用来指称江西、浙江两省。
(一)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
首先来看《明实录》中的相关记录:
《明成祖实录》卷九“建文四年五月癸巳”:“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东取镇江，收常州，遂举苏松以及江浙。”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四“景泰五年八月乙酉”:“去冬今春，各处雨雪过期，江浙、直隶，今大水为患。”
《明宪宗实录》卷一三“成化元年春正月庚午”:“皇上即位之始，大降明诏，如罢花木鸟兽水陆品物之贡，是节嗜欲以厚民也;罢江浙烧造瓷器之役，是薄自奉以恤民也。”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八“弘治十七年二月庚戌”:“江北、江南诸府灾伤太甚，陕西往岁困于用兵，江浙诸省困于多事。”
《明世宗实录》卷三二“嘉靖二年十月己未”:“命借留直隶、江浙漕运京粮三十万石于南京。”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〇“万历十七年四月丙戌”:“江浙、直隶苏松等处，屡有水灾。”
上述材料，多将“苏松”“(南)直隶”与“江浙”同时并举，以理推之，其提到的“江浙”概念，应指除“苏松”“(南)直隶”以外的江西、浙江两省。除《明实录》外，在其他官方文献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如《大明会典·吏役参拨》称:“凡户部吏，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许用江浙、苏松人。”《大明会典·漕运》又云:“万历元年题准，江南多兑运，江北多改兑，令移吴浙船于江北。南京船料难处，江浙轻赍有余，令改南京船于江浙。江西有过湖七升，浙江有修船六升，令均派一半。”明确把“江浙”定义为江西、浙江。不难总结，将“江浙”地理概念诠释为江、浙两省，在当时的官方舆论中实属常见。
不仅如此，在明代士人认知中，亦常将江西、浙江等量齐观，合以“江浙”呼之。杨一清《灾异修省疏》言:“南北直隶，江浙诸处，亢旱为虐。”章潢《开浚田亩水利总叙》曰:“迩年以来，苏松之水，溢为巨浸;江浙之旱，赤地千里。”李光元《贺潘鹏江先生荣满序》一文亦表述道:“(先生)参知江浙，江西之遽传，浙之赋税，皆重累民。”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于时的文化精英常以“江浙”乃至“苏松江浙”并称，将这一广阔地域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
以上将“江浙”诠释为江西、浙江两省的认知，大多是从经济角度着眼的。事实上，在社会文化层面，明人也广泛地把江西、浙江视为一体。江西建昌人罗玘曾有言:“苏松、江浙地里联属、气脉不甚相远、非闽广炎方之比。”直截了当地将江、浙两省看作地域相接、气脉相近的共同体。江西南昌人杨廉送浙江宁波人王希文仕官江西时，作《赠佥宪王君之任序》一文称:“君，浙之慈溪人，江浙并称天下，而两省壤地相交接，民情、土俗，大略相似。”同为南昌人，雷礼有文云:“江浙为襟肘之地，山川同壤，衣食同宜，寒燠同候，燥湿同剂。以治江臬者治浙藩，而浙人宜之。”雷礼从山川形势、地理环境、风气民俗三个角度出发，论述江西与浙江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地域联系。
值得深思的是，何以在之前的时代，江西甚少和浙江联系在一起?至于仅以此二地合称为“江浙”的说法，在明以前更鲜有所闻。事实上，之所以会在明代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杨廉、雷礼等人所谓的江、浙两省“壤地相交接”“山川同壤，衣食同宜，寒燠同候，燥湿同剂”等因素;更重要的是，在明代，江西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政坛、文坛、科举等社会文化层面，江西与浙江已呈并驾齐驱之势，故时人评价云:“江浙皆海内大藩。”早在明初，吉安人杨士奇即自矜:“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江西;江西为县六十有九，莫盛吉水。”稍后，吉安陈循夸耀道:“臣原籍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嘉靖时，浙江嘉兴人徐咸在《西园杂记》中，更记述了一段饶有趣味的见闻:“予在南兵时，吾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江右者证以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说，以为江优于浙，争辩不已。”从以上言论来看，于时江西一省的政治、文化地位确实相当崇隆，苏州人王世贞曾有言:“吾南直隶文献之盛，惟江浙两省差足雁行”，语中即以南直、江、浙三省独执天下文脉之牛耳。
又，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明代江西籍宰辅数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南直、浙江;至于儒林(理学家)人数，则高于浙江、南直，居内地十五省之首。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人将地位不分轩轾的江西、浙江两省并称为“江浙”，实际上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尽管“江浙西东二千余里，山川间之”，其间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可谓不小;但从社会发展水平着眼，时人仍热衷将此两省合以“江浙”名之。
(二)以“江浙”指称传统两浙地区
把“江浙”地理概念阐释为江西、浙江两省，显然是明代特有的现象。须提请注意的是，尽管上述认知在朝野舆论中相当流行，但仍有部分群体(主要是两浙士人)坚持从“江浙”的固有内涵出发，将“江浙”空间范围限定在南直隶长江以南的苏松常镇四府和浙江一省，即传统的吴越———两浙地区。
洪武初，刘崧在《杨君公平墓铭》一文中写道:“(杨准)宦游江西、江浙间，所交皆一时名士。”虽然刘崧并未明确地将“江浙”与传统意义上的两浙地区画上等号，但江西不在其认知中的“江浙”范畴是显而易见的。无独有偶，杭州人祝淇《送钱佥宪先任江浙后任江西》诗云:“曾播余辉照海宁，宪台千里见澄清”，亦将江西排除在“江浙”以外。
如果说刘、祝二人对“江浙”空间范围的界定尚不清晰，那么常州人薛应旂在《贺胡默林序》中明确给出了其之于“江浙”地理概念的判读:“议者谓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务。但今财赋尽在东南，吴越唇齿，未必非奸宄窥伺之地。”在薛应旂认知中，“江浙”即同于吴越———两浙地区。与之类似，常州人邵宝《常州府修城碑》文称:“常郡固，则江浙诸郡，斯免于驱突矣。夫修一城，而蔽江浙千里之冲。侯之功，其一郡之功乎?”苏州人吴宽《常州府新修谯楼记》言曰:“江浙之间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无论是邵宝，抑或是吴宽，其皆以地居“江”“浙”二水间的常州为“江浙”名郡，然则其认知中的“江浙”概念，与薛应旂所言应相去不远。
除私人著述外，官方文献中亦有若干以“江浙”指代传统两浙地区的记载。如《明一统志》记松江府灵济照烈王祠称:“(祠于)宋成、淳间建，王姓张，有英概灵迹，自汉以来，江浙多祀之。”所谓“江浙多祀之”，此“江浙”概念明显指松江府周边的两浙地区。而在《明史》中，以“江浙”指称两浙的记录则更不鲜见，略举数例:
《明史》卷八六《河渠志》:“(洪武间)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余艘，运粮数十万。”
《明史》卷二一八《沈传》:“(沈)节甫连上疏请省浮费，核虚冒，上兴作，减江浙织造，停江西瓷器，帝为稍减织造数。”
《明史》卷二五六《李长庚传》:“他若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亦当稍停一年，济军国急。”
《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传》:“(魏忠贤)复使其党李永贞伪为浙江太监李实奏，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
《河渠志》“江浙边海卫军”之“江浙”，意指滨海的浙西、浙东。《沈传》、《李长庚传》提及的“江浙织造”，则指分设在苏、杭地区的织造衙门。至于《宦官传》中“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人，或籍于浙西，或家于浙东，显而易见，此“江浙”亦指传统意义上的浙西、浙东等两浙地区。甚至有把“江浙”空间范畴严格限定在“江”“浙”二水之间的认知。如苏州人史谨《赠杨彦常》诗云:“我家吴门枕江浙，君住钱唐近南越”，自其看来，南滨浙水的钱唐靠近越地，已为“江浙”之南缘。
(三)以“江浙”指代浙江省
除了以上对“江浙”地理概念的两种诠释，在明代，还存在将“江浙”空间范围标识为浙江省的现象。陈文《重建会通河天井闸龙王庙碑记》云:“凡江浙、江西、两广、八闽、湖广、云南、贵州及江南直隶苏、松、常、镇、扬、淮、太平、宁国诸郡、军卫有司，岁时贡赋之物，道此闸趋京师，往来舟楫，日不下千百。”在此，陈文把“江浙”与江西、两广、福建、湖广、云南、南直等省级行政区划并列，可见其所谓“江浙”，即指浙江省。同样说明问题的还有姚夔的《寄诸生》诗:“槐花黄动试期催，江浙文场八月开。十一府人俱奋志，二千举子尽英才。”诗中提及的“十一府人”，盖指杭、嘉、湖、宁、绍、台、温、金、衢、严、处等浙省十一府士子，于兹可见，姚夔所言“江浙文场”，实为“浙江文场”。
应该承认，以“江浙”指称浙江省的情况，在明代并不多见。但这一现象的存在，追根溯源，与元、明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不无关系。盖明浙江省的前身为元江浙行省，入明后，江浙行省虽被析分为三，但浙江省继承了其主要部分;再加上元江浙行省、明浙江省的省会皆为杭州，以故两者存在事实层面的因袭关系。另一方面，与“最为巨镇，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任”的江浙行省类似，明代浙江省的地位亦相当重要，明人有“江浙，天下首藩，而钱塘为东南都会之地”的评价。种种原因，明人时将浙江省冠以前代“江浙”之名，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清以降“江浙”地理概念的衍变及定型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鼎京师。其沿袭明制，“以顺天等八府直隶六部，各省设布政使司以统府州县，州县俱隶府，县或隶州，州或直隶省”，在故明区域实行省制。之后，历经康熙初年江南等三省分省以及雍正时期的直隶建省，内地遂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十八省格局。
有清一代，是“江浙”地理概念成熟、定型的时期。和明人对“江浙”概念的解读始终存在三种并行不悖的说法不同，清人对于“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受到了现实行政区划的深刻影响。这中间，尤与清代江南分省之事密切相关，兹详述之。
(一)江南建省与“江浙”地理概念的重构
清初的江南省，由前明南直隶改置而来。顺治二年(1645)五月，豫亲王多铎领军入南京。同年七月，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并任命江南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等职。至此，江南省的建置遂称完备，其辖域亦与原南直隶一致无二。
江南省建立后，与同为东南财赋重地且文化相近、地域相连的浙江，迅速形成了称呼上的耦合之势。进一步而言，以江南省的设置为起点，朝野上下逐渐建构起一个明显区别于明代的新“江浙”概念。并且，在“江浙”概念的解释权上，占据了社会舆论的制高点。
以康熙帝为例。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上谕:“江浙被旱灾事，王然于六月二十八日具题，邵穆布于七月初十日具题。伊等具题之后，有雨无雨，着问江南、浙江大小诸臣。”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一月，“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江南、浙江两省在京大学士以下、翰林科道官以上，齐集乾清门外”，谕曰:“朕特念江浙财赋重地，小民粒食所资，故欲讲求经久之策，诸臣所见既皆符合，今总漕及各督抚俱为截漕散赈事，见在彼地料理。”
显而易见，在康熙帝看来，“江浙”的空间范围，即为江南、浙江两省。无独康熙帝，察以清初士大夫群体的认知，亦广泛将“江浙”诠释为江南和浙江。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巡抚赵士麟在《与苏抚宋公书》中写道:“窃江浙之区，莫急于水利……在浙则石门一带，在江南则京口、丹阳一带，年年苦涸。”康熙四十一年(1702)，浙江巡抚赵申乔奏曰:“江浙并称才薮，江南解额八十三名，浙省少十二名，副榜亦少三名，请比照江南取中。”
历雍至乾，时人以“江浙”一词指称江南、浙江两省的观念依然普遍。乾隆八年(1743)二月，浙江杭州人杭世骏策称:“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针对杭世骏之言，乾隆帝反驳道:“国家选举人才，量能器使，随时制宜……以现在而论，汉大学士三缺，江南居其一，浙江居其二;汉尚书六缺，江南居其三。侍郎内之江浙人，则无部无之。此又岂朕存畛域之见，偏用江浙之人乎?”从杭世骏与乾隆帝的言语交锋中可以看到，两人所谓的“江浙人”，盖指江南、浙江两省之士。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术研究中，一般将康熙六年(1667)清廷改江南左、右布政使为江苏、安徽布政使视作江南分省的标志。但据学者考实，江南自康熙六年(1667)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后，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了“名”与“实”两方面的转变。从康熙至乾隆间时人对“江浙”地理概念的诠释来看，“江浙”的“江”，多数情况下亦指江南省，而非江苏省。乾隆十六年(1751)，“上南巡江浙，命增本年江苏、安徽、浙江等处府州县学儒童入学额数”。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奉皇太后巡省江浙，诏免江苏、安徽、浙江逋赋”。可见江南虽已分省，但受历史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官私文献仍不自觉地将“江浙”空间范围释为原江南、浙江两省之地。
甚至到了清末，还零星存在把“江浙”定义为原江南、浙江两省省域的认知。陈澹然在《权制》中描述“江浙”地理形胜时，称:
江南形胜在金陵，安徽为上游保障，苏、浙皆下游屏蔽。北自安、凤至淮、徐，南自徽、广至衢、严，山势皆嵸嶐内向，而浙江、淮河从之。外为定海、崇明、马迹诸山，内为洞庭、金、焦诸胜，而郁为龙盘虎踞之金陵，襟江带湖，实为东南第一都会。然去浙江，则神气不完，出没嘉、湖间者，即可袭金陵肘腋，故以苏抚镇下游，而翼以漕督、浙抚，使金陵得以静镇江海，雄视中原，则东南皆可无患……宜令浙江归江南，为江浙总督，江浙地利、民风皆无二致，故总辖尤宜。
陈氏从军事层面着眼，辅以地利、民风等观察视角，将“江浙”———苏、浙、皖三省看作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把安徽纳入“江浙”地理范畴的说法，在清末的文献记载中极为少见，属于影响甚微的个例。
(二)从“江南”到“江苏”:“江浙”地理概念的演变与定型
据前所述，在清代前中期，官私文书中的“江浙”，多指江南、浙江两省。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作为省级行政单位的江苏，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早在乾隆六年(1741)，有诏云:“前据云南巡抚张允随奏称:‘浙、闽、江苏三省，皆因钱贵，请买滇铜开铸’……今闽海既无铜进口，江浙海关，铜数无几，与官商未便。”该诏书中，已将“江浙”指称江苏、浙江两省。而在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新修《大清会典》中，更明确规定除顺天、奉天两京府外，“外列十有八省”，而不是旧会典的“十四省”，这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康熙六年(1667)江南分省的结果。故在此《大清会典》的“蠲恤”条中，载称:“江浙财赋甲天下，前代以来，赋浮于田，小民困于输纳，殊恩叠沛，命有司敷实，先后免江苏正赋共六十五万，浙江正赋共十有二万七千七百两有奇。”可见其对“江浙”概念的诠释相当清楚———指代江苏、浙江。上述现象，反映出清中期以后，江苏已开始替代原“江浙”概念中江南省的位置。
乾、嘉以降，伴随着江南分省后“名”“实”转变的基本完成，朝野舆论中的“江浙”一词遂被广泛用于指称江苏、浙江两省。首先来看当时最高统治者对于“江浙”地理概念的理解。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上谕:“江浙唇齿相依，该夷经浙省击败，游奕江苏海口。”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诏曰:“江浙境壤毗连，本年江苏省淮、扬一带被淹较广，灾民入浙者，男妇一万余名口，业经该署抚酌给口食，分起资送，自应如是办理。惟江苏散赈，浙江并无另行办赈之例。”从道光帝的诏谕中，不难看到其径以“江浙”指代江苏、浙江两省。
士大夫群体的认知亦相去无几。道光时，江苏巡抚陶澍《报浙盐引地缉私情形折子》言:“江浙引地相连，如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系江苏一省菁华。”稍后，冯桂芬《重建吴江松陵书院记》则称:“数文物之邦，必曰东南。江浙为天下之东南，吴江又为江苏之东南。”陶、冯二人皆把“江浙”之“江”释为江苏。不惟如此，湖州人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中亦写道:“若浙西蚕桑之利，浙东鱼盐之饶，与江苏相伯仲，故东南财赋，必数江浙。”种种实例，足以证明此时文化精英认知中的“江浙”，已略同于江苏、浙江两省。
在民间层面，以“江浙”代指江苏与浙江的观念也相当普遍。道光时，乡绅郑光祖在《一斑录·震泽三江》中载述“江浙”水利云:“江苏素称泽国，而财赋甲于东南者，全在水利修也。查江浙水利，莫大于太湖。”光绪间，钟天纬《刖足集外篇·救荒备荒策》云:“江浙为天下财赋之区，国家岁征钱粮，几居全漕十分之九。天下荒而江浙稔，犹可救也。若江浙荒，则不啻天下各省全荒，斯为非常之奇灾已。今秋积雨，连绵四十余日，高原下湿，一片江洋，尽成泽国。浙则杭嘉湖宁绍五府，江则苏松太常镇五属，被灾最重。”不言而喻，把“江浙”定义为江苏、浙江两省，在当时朝野上下已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晚清以来这一“江浙”地理概念的成熟和定型，在清代前中期一度属于“江浙”范畴的安徽省，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再被视为“江浙”区域。如胡林翼《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曰:“谕知骆秉章，饬令募勇六千，前赴江浙、皖南等省”，明确将皖省地域排除在“江浙”之外。彭玉麟《敬陈管见筹自强之计疏》写道:“兵燹后，江浙、安徽等省，荒田极多，至今未能开垦。”文廷式《条陈养民事宜疏》亦谓:“江西、安徽、湖广、江浙各省所出棉花，尤称上品。”二人皆以安徽和“江浙”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政治实体。至于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在答复同乡李经迈的信中更称:“以贵贱交谈，稍有拂逆，则立见龃龉。吾皖人往往与人面争，若江浙人，则断无此事。”
总之，从整体趋势来看，清中期以降至清末，“江浙”的地域指向在清人认知中基本完成了由“江南、浙江”至“江苏、浙江”的转型。今人对于“江浙”地理概念的理解，就是在上述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
四、结语
以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江浙”地理概念建构和演化过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规律:
第一，“江浙”地理概念的解释或意涵，受到了地方行政制度———现实行政区划的强烈影响。从名实之辩角度来说，“江浙”须有“江”、有“浙”。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因与“浙”为邻的江西省独享了“江”的简称，这为时人建构出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的认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于时仍有以“江浙”指称传统两浙地区的说法，但这种现象属于历史惯性。至于以“江浙”指代浙江省的情况，其实是以之指称传统两浙地区的具体化，亦非通例。
到了清代，以江南省的设置为起点，清人转以“江浙”指称江南、浙江两省。至江南分省后，历经康、雍、乾时期的磨合，江苏、安徽作为两个独立的地域性政治实体，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人对“江浙”地理概念的认知，亦由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浙江转为清代中后期的江苏、浙江。原属“江浙”范畴的安徽，在清末官私文献记载中更被普遍被视为“江浙”以外之域。这充分说明，地方行政区划格局的变动，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特定地理概念的诠释。
第二，“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和演变，无法摆脱历史渊源的影响。自南朝“江浙”地理概念诞生始，其与浙水两岸的吴越之地便生发了紧密的联系。即使在明代，以“江浙”指称江西、浙江两省的认知固然占据了舆论的主流，但仍有一些人士坚持把“江浙”解释为传统的吴越———两浙地区，这不得不说是历史渊源在起作用。
迨至清代，时人对于“江浙”概念的重构，更加反映出传统区域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一时期，无论是江南、江苏，抑或是江西，其简称皆为“江”。而与明代迥异，清代官私文献中，已普遍把江西从原“江浙”概念中剥离出来，视江西、“江浙”为两个独立的区域，如康熙十五年(1676)，上谕:“江西为粤东咽喉，江浙唇齿。”细加辨析，相比于明人把江西、浙江两省合称为“江浙”的做法，清人将“江浙”地理概念重新定义为江南(苏)、浙江，显然具有更强的合理性，也更符合地理概念所应具有的“大众化”标准。从历史渊源上看，江南(苏)、浙江两省的核心地域，大都同属吴越文化区，其在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地域情感上的联系本来就相当紧密。至于分属两省的太湖流域，更一直是“江浙”的精华所在。在清代，随着前明南直隶被改置为江南省，江西省遂失去了“江”的专称;而其与浙江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乃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此时又无法与江南(苏)相颉颃。因此，江南(苏)取代江西在原“江浙”地理概念中的位置，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第三，“江浙”地理概念的诠释，不能忽视地域人群主观意愿的作用。如果将视线聚焦到明代，我们不难发现，在“江浙”地理概念的演变史中，明代是相当特殊的一个时期。无论在明以前，抑或在明以后，皆鲜见将“江浙”的空间范围限定在江西、浙江两省省域的认知。进一步而言，从“江浙”的本义来讲，江右之地原与“江浙”互不相涉。但是在明代的官私文献中，确实出现了大量以“江浙”指代江西与浙江的说法，并且形成了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将“江浙”地理概念释为江西、浙江两省的认知，在明代江西籍士人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地域人群的主观意愿也会影响“江浙”地理概念的解读。
综合本文所述，历史上的“江浙”地理概念，既受到现实行政区划的影响，也受到历史渊源、地域人群主观意愿的影响，故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范围指向。这提示我们，在使用传世文献中的“江浙”一词时，应对其指代的区域范围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仅仅将其看作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