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0日，毛主席与江青在延安成婚。

对于毛主席为什么选择江青，其实从不同的角度看，也有不同的理解。

准确的来说，江青在初入延安时，表现是很出众的，不仅仅是体现在外形上，那时候的延安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江青是很能吃苦的，革命意志也很坚定。

不少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那时候的江青，也都会连连称赞。

就连多年之后李敏谈起江青，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平心而论，她一开始也不是个坏人。不过人总是在变，有的人可能由坏变好，有的会由好或一般而变坏。江青属于后者。”

不过，毛主席之所以选择了江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贺子珍的离开。

如果贺子珍不离开延安，那么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贺子珍年轻时是接受过文化教育的。

1909年9月28日，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父亲贺焕文。

贺家在当地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贺焕文晚清时捐过一个举人，当过安福县县长。因为个性耿直，贺焕文在安福县任上便得罪了不少官宦，后来被迫还乡，甚至还被人陷害关进了大牢，是家里变卖家产才营救出狱，但贺家也因此家道中落。

尽管嫁到中落，但贺焕文还是竭力送子女去读书，本来他一开始想着，是让家里的孩子守着家产过日子（当时贺家开了一个茶馆），但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还是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4月，永新县成立临时县委，三人都当选为县委委员。

因为参加永新暴动，贺子珍跟随贺敏学一起上了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里躲避国民党当局追捕。

贺子珍虽然小小年纪，又是个女同志，但她为人很能吃苦，很快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更因才貌出众，被誉为是“永新一枝花”。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主席率领起义队伍也上了井冈山，同袁文才、王佐部会合。

在茅坪，袁文才领着贺子珍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那时也愣了一下，没想到在井冈山上还有这样一个“头面人物”。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主席也哈哈一笑：

“我还以为她是你女儿，或者是哪个同志的家属呦。”

不少人都认为，这是贺子珍第一次认识毛主席，其实不然，贺子珍读过书，对毛主席早就有所耳闻，之前就读过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对这个人有过大概的了解。

见了面以后，两人彼此印象都不错。

那时，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山，因连日来的行军，一只脚受伤化脓了，细心的贺子珍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不由分说就要给他换药，这件事也让毛主席觉得：

“这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好姑娘。”

进驻井冈山后，毛主席住在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当时贺子珍也因患疟疾而留在这里养病，因她与袁文才妻子谢梅香关系很好，时常上门探望，有时也与毛主席打照面，有时也坐下来聊聊天，也是从贺子珍的口中，毛主席了解了井冈山周边地区的风土人情。

袁文才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后来就安排贺子珍当了前委秘书，住进了前委机关驻地茅坪攀龙书院，并协助毛主席主持日常事务。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与贺子珍结婚是在1928年6月下旬。

当时在井冈山上，已经有消息称，杨开慧已经被捕牺牲。加上毛主席与贺子珍确实在相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于是两人便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陈晋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称：

“1928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

从各方面资料考证来看，杨开慧其实一直到1930年11月才牺牲，只因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便在党组织命令下，回到老家领导地下斗争，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期间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直至被捕牺牲。

杨开慧的牺牲，带给毛主席很大打击，而贺子珍的出现，则适时的填补了这个空白。

从1928年到1937年，贺子珍与毛主席的婚姻维持了十年，这十年间正是毛主席起起落落的时期，无论何种艰难环境，贺子珍始终陪伴在毛主席身边，两人共同渡过了许多难关。

不过，战争年代下，女人无疑是最受伤害的那一类。

这十年间，贺子珍吃了许多的苦。

一方面是肉体上，贺子珍几次怀孕生育，多数时候都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还有一次是在长征途中），导致了她的身体状况很差，加上后来受到敌机轰炸，贺子珍受重伤，弹片一直没能取出。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小外孙孔继宁看着外婆的后背，还忍不住好奇的问：

“外婆，你身上这些坑是什么呀？”

贺子珍回答：

“这是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炮弹给炸的。”

另外一个方面是精神上，贺子珍自从参加革命后，除了与生下的子女被迫分离外，父母的远离，亲人的牺牲，特别是弟弟贺敏仁在长征期间因犯错被枪决，这一切使得她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不过，任谁也没有想到，这对儿曾经荣辱与共的夫妻，最后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不少曾亲历过贺子珍出走一事的战友回忆，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夫妻矛盾是源于性格方面的原因。

据说当年在中央苏区，毛主席有一次同贺子珍吵架，事后还诙谐幽默的说了一句：

“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毛主席虽然性子很温和，但有时难免控制不住火气，而贺子珍也同样是如此，原本在井冈山上时，贺子珍是骑着高头大马，身背两把匣子枪的女将，和成为毛主席夫人以后，她也基本就告别了前线，因此温柔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犹如女将军一般的急躁个性。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那时，毛主席的工作日渐忙碌起来，特别是到了陕北以后，除了党政军的重大决策外，还需要保持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因此与贺子珍的交流，不自觉的减少了。

可在贺子珍看来，情况就有所不同。

贺子珍本身个性十分刚强，渴望能够参加工作，但因为多年的伤病，她自觉已经很难适应工作环境，更为关键的是，贺子珍从根本上，认定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这是导致丈夫同自己交流减少的重要原因。

一来二去，贺子珍陷入莫名的恐慌与危机之中。

无力改变现状的贺子珍，急躁的性格展露无遗。

毛主席同曾志说过一件事：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而且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宋任穷与夫人钟月林也是贺子珍撮合在一起的，后来在延安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据钟月林回忆，一开始怀孕时，贺子珍还经常来看望她、照料她，可就在一天晚上后，贺子珍却没有再来，一直到孩子出生以后，她才偶然听说了贺子珍的事儿。原来她一个洋记者史沫特莱发生冲突，一气之下病倒了。

孔东梅在她所写的《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也提到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

“1937年5月我到延安中央军委警卫营之后，正好经历了毛主席婚姻的更迭，见到一些令人费解的情景。我初到延安凤凰山的时候，贺子珍还在，和毛主席在一起。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不好的就是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有时她生气了，也常把我们这些站哨的找去，向我们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听她诉一诉苦就是了。“

1937年上半年，贺子珍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身心俱疲的她决定离开延安，先到上海去，取出身上的弹片，治疗伤病。

在听说贺子珍要离开延安后，毛主席显得极为伤感，他曾深情的劝说贺子珍：

“我这个人不怎么流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就会掉眼泪。二是跟在我身边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的直掉眼泪。三是在贵州的时候，听说你受伤了，要不行了，我掉眼泪了。”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后来还跟了一句话：

“现在不同以前了，现在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主席个性一贯沉稳，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无疑说明了他对贺子珍的挚爱之情。

可贺子珍那时满腔怨怼之情，没能听出毛主席话中的含义，那时与贺子珍一起长征走过来的姐妹钟月林听说此事后，也竭力劝说贺子珍，但对她的劝说，贺子珍没有听进去。

1937年9月，贺子珍趁毛主席在洛川开会的功夫，把女儿娇娇托给了保姆照料，留下一封告别信离开了。

多年之后，毛主席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忍不住伤感：

“这位女同志是女中的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住。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当时，毛主席回到延安，看到了这封信后，心里很是担忧，几乎是在一霎那，他立即做出决定，一定要阻止贺子珍离开。

一方面，在同张闻天商量后，毛主席在赴苏联治病的名单里，添上了贺子珍的名字；另一方面，毛主席接连致电八路军西安、兰州、迪化办事处，希望这三处的同志能够替他劝说贺子珍，使她放弃离开延安的想法。

可这一次，贺子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贺子珍在西安时，碰到了钱希均（毛泽民的夫人），面对钱希均的苦劝，贺子珍不为所动。

当时，毛主席派了一名勤务员到西安劝说，但贺子珍只是让他带回了一块手帕，上面只写了四个字：

“从此诀别”

因为上海正在打仗，贺子珍又临时改变了决定去苏联。

1937年11月初，贺子珍与大队一起乘汽车抵达兰州，时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代表的谢觉哉之前就接到了毛主席的电文，并于妻子王定国一起劝说，结果却没什么用。

谢觉哉的资历很老，有“延安五老”之称，当时他亲自来到贺子珍住处劝说：

“你与润之已是十年的夫妻了，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夫妻发生矛盾，说开了不就好了。”

不仅如此，毛主席当时在延安，还嘱咐与贺子珍交好的陈正人、彭儒夫妇去劝说，当时两人才刚到延安几个月，就骤然听说这一消息，惊讶之余立即动身。先是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后来得知贺子珍已经去了兰州，又马不停蹄的赶往兰州。

谢觉哉请陈正人、彭儒夫妇出面，连番劝说，也没能让贺子珍改变决定。

多年以后，谢觉哉回忆起当年往事，也非常懊悔：

“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1938年1月6日，毛泽民与钱希均夫妇赶往兰州，准备再一次劝说贺子珍，可贺子珍那时已经乘坐飞机到了新疆迪化。

毫无疑问，贺子珍对毛主席是有情的。

当年在西安，面对钱希均的苦劝，贺子珍虽然不为所动，但她还是托钱希均给毛主席带回去了一床厚棉被。

钱希均当时还开玩笑的说：“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一听这话，贺子珍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地说：“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钱希均回忆起她同贺子珍的这番对话，也忍不住感慨：

“贺子珍人很聪明，可性情太犟，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她还是太年轻了，想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

1939年8月，贺子珍在苏联收到了毛主席写来的信：

“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贺子珍到这时才明白，自己一时轻率的决定，竟然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一直到建国后许多年，贺子珍依然对当年的决定后悔不迭。

1958年，江西南昌有关部门举行了一次工业展览活动，朱旦华邀请贺子珍参加，刚一进门，看见一尊毛主席的站像，立马就走不动路了，只是盯着雕像怔怔出神，不一会儿又落下泪来。

为了避免贺子珍过于忧伤，朱旦华拉着贺子珍就要往里走，但贺子珍只是待在原地不动：

“不，我就在这里看。”

回首前尘往事，一幕幕场景在眼前浮现，隔了好一会儿，贺子珍才拉着朱旦华的手说：

“我好后悔。”

彭儒也记得很清楚，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在国务院农林办工作，一次偶然出差到上海，还专门探望了养病的贺子珍，两人聊了一个晚上。贺子珍说的也都是当年的往事，说到动情处，她又一次忍不住落泪。

见贺子珍伤感，彭儒忍不住埋怨她：

“当初怎么劝你回，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后悔了，也来不及了。”

贺子珍没说一句话，只是眼泪扑朔朔地落下，彭儒只好在一旁不住的安慰她。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在庐山上见了毛主席一面，距离他们分别已经过去了22年。

两人见面以后，就简单地一问一答，贺子珍说起了不少在苏联生活时的往事。

毛主席很认真地听着，突然反问了一句：

“当年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帮忙劝说你留下，可是你就是不回头。”

贺子珍一听，眼泪又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也因为这次会面，贺子珍对庐山很是眷恋，后来连续几年，贺子珍还又上过庐山几次，期待能与毛主席再度重逢。

不过很遗憾，贺子珍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见毛主席。

一直到1979年6月1日，在孔从洲将军的建议下，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二次会议，增补了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那时向中央提了三个要求：

“我想去北京，想去天安门看一看，去瞻仰一下主席的遗容。”

得到中央批准以后，贺子珍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并献上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面这样写着一行字：

“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