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650—693），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杨炯自幼便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少年时期的杨炯聪明颖悟，读书过目不忘，尤其酷爱诗赋。他博览群书，勤学苦练，加之受到家族良好的教育熏陶，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十岁的杨炯以神童身份被举荐入朝，次年，待制弘文馆，从此待制长达十六年。其后，他凭借出众的才华与严谨的治学态度，逐步在文坛崭露头角。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补任只有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杨炯极其失望，作了一篇《浑天赋》宣泄其情志。

唐仪凤年间（676—679），曾经写《公卿以下冕服议》反对冕服制度重新议定。永隆二年（681年），经人推荐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又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一直仕途不显的杨炯，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创作了《庭菊赋》来表达自己极度喜悦的心情。

但不幸的是，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追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杨炯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司法参军，离开了京城。一直到天授元年（690年），杨炯才回到洛阳，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

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又离京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在如意二年（693年），杨炯死在任职上。新旧唐书记载，杨炯在盈川任上，为政残酷，但也有说他勤政爱民的。事实真相已经很难知道。

杨炯的一生，虽仕途不畅，并未做过较大的官职，但相比较“初唐四杰”的其他三位，一生的波折并不多，已经可算平顺。

《唐才子传》记载了杨炯的一个小故事，很是有趣。杨炯恃才傲物，瞧不起那些装模作样的官员，称他们为“麒麟楦”。有人问他什么意思。他说：“那些扮演麒麟的人，先画出麒麟的形状，然后套在驴身上。看起来神奇无比，你看，剥了皮，不还是那头驴吗?”就杨炯这不饶人的嘴，又怎么会受欢迎呢，受人排挤，想想也是很正常的。

据说，当时人排出了“四杰”次序，“王杨卢骆”名声大作，杨炯对把王勃排在自己前面十分不满。不过他也谦虚了一句，“排在卢照邻前面我很惭愧”，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杨炯的诗歌创作同其他“三杰”一起，改变了齐梁遗风，对当时流行的“上官体”形成了巨大冲击，拓宽了诗歌的内容，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他注重诗文的骨气与风骨，诗歌风格激昂奔放，质朴真切，意境开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杨炯的五言律诗尤为出色，如《从军行》、《出塞》等，以其刚健有力的笔触抒发壮志豪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