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率高涨、管理层动荡,“浙系银行一哥”反向发展?

商业范儿 2024-10-15 11:14:10

浙商银行这家素有“00后”之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却频繁出现在监管机构的处罚名单上。同时,近年来一直居高难下的不良贷款率,也反映了其面临的风险敞口仍然很大。

此外,浙商银行的内控管理水平似乎与的业绩形成了鲜明对比,多位高管陆续辞职或被查,成为专家口中“为了提升业绩而放松内控管理”的典型之一。

频遭处罚

10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罚单显示,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因信贷管理不到位,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被罚25万元。时任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副行长魏琪被罚款5万元,时任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客户经理彭建锋被警告。

浙商银行于2004年8月正式开业,是全国第13家“A H”上市银行,也是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

光环加身的浙商银行,本应以稳健的经营和良好的风控能力赢得市场信任,但实际上却因频繁的违规行为和管理漏洞,被监管部门多次处罚。仅去年及今年上半年,浙商银行累计收到罚单金额超过3000万元。

自2023年起,浙商银行违规行为屡遭曝光,罚款金额之巨、频率之高令人咋舌。

例如,2023年12月,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因采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被罚没合计1734.5万元,成为单笔罚金之最,同时涉及多名责任人被警告或罚款。

2023年11月,浙商银行兰州分行因未准确识别风险造成大额资金损失、贷款资金回流借款人、向“四证”不全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被处以130万元罚款,多名责任人被警告或罚款。同月,浙商银行贵阳分行因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款160万元。

进入2024年,浙商银行被处罚的势头并未减弱。5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州监管分局公布的一张罚单显示,因项目贷款发放不审慎、流动资金贷款发放不审慎、未严格审查贸易背景真实性开立信用证、贴现资金回流至出票人,对浙商银行湖州分行罚款125万元。同时,浙商银行湖州分行安吉支行行长王必恺被警告。

今年1月,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因6项违法违规行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计302.5万元。同日,浙商银行扬州分行因虚增存款、票据业务贸易背景不真实,被罚款250万元。

梳理浙商银行的被处罚事件,不难发现其违规行为涉及多个方面。其中,“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成为重灾区,这一行为直接损害了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客户的合法权益。

此外,浙商银行还因违反反洗钱规定、信贷管理不严等问题多次受到处罚。这些违规行为不仅违反了金融监管法规,更折其在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的缺失,对银行声誉、业务发展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频繁的罚单不仅给浙商银行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还对股东和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虽然浙商银行在2023年实现了营收与净利润的双增长,但持续的负面消息已对股价产生影响,投资者对其增长的可持续性持保留态度,股价表现疲软,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信心和投资热情。

在金融行业加速变革的今天,合规经营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浙商银行要想重塑市场信心,必须从根源上加强内部控制与合规文化建设,严守金融监管红线,才能不负“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名。否则,再多的业绩增长也无法掩盖内控失效的硬伤,更无法保证长远的市场竞争力。

增长失速

近年来,浙商银行以迅猛的扩张步伐,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但在这份光鲜的成绩单背后,浙商银行还面临着一系列棘手难题,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了前进的道路上。

8月29日,浙商银行发布的2024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营收352.79亿,同比增长6.18%,净利润79.99亿元,同比增长3.31%。

乍一看这个业绩似乎还不错,但与去年同期的净利润增速一对比,就会发现增速下滑严重,因为去年同期的净利润增速为11.03%。

与此同时,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最近三年以来一直居高难下。截至2024年6月末,浙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3%,2023年末为1.44%。

虽然,浙商银行在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从2023年末的2.48%下降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26%,但在过去几年浙商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高比例押注,成为了其资产质量下滑的主因。其中,2021年至2023年间,浙商银行的房地产不良率从0.62%飙升至2.48%。

2023年,浙商银行前十大贷款客户中,房地产企业占据半数,其中第一、第三、第五均为房地产客户,所占金额比重最大。这表明浙商银行在享受房地产业带来的高收益的同时,也承受着行业下行带来的巨大风险。

除了房地产行业,浙商银行在其他行业也频繁踩雷。近年来,浙商银行涉及的不良贷款企业包括乐视控股、安信信托、康美药业、北大方正以及浙江本地的新光控股、银亿股份等。这些企业的暴雷不仅给浙商银行带来了经济损失,也暴露出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

关键是,不良资产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在衡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指标——资本充足率上,浙商银行也呈下降趋势,由2019年的14.24%下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12.86%。在银行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浙商银行2024年上半年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38%。

从全行业平均水平来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5.53%,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3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4%。

管理失控?

近年来,浙商银行的高层人事更迭频繁和贪腐问题,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另一大隐患。

自2021年以来,浙商银行高管团队如走马灯般更换,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0位高管离职。比如,8月18日,浙商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张荣森因个人原因辞职。而这与8月9日张荣森被聘任为行长,前后间隔不到10天。

此外,早在2021年6月,在浙商银行任职17年的前任行长徐仁艳离职。同时,副行长徐蔓萱、副行长及首席风险官刘贵山等相继离职。2022年2月,副行长吴建伟及行长助理盛宏清均因个人原因辞职。2023年4月,刘龙辞去公司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秘书职务。去年12月,林静然为新任副行长,但首席审计官姜戎辞去现有职务。

这种高管团队的不稳定性不仅影响了浙商银行的决策效率,也使得战略执行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新上任的高管往往需要时间来熟悉业务和团队,这期间必然会出现管理的空窗期和决策的滞后性。而且,不同高管可能有不同的管理风格和战略方向,频繁更换使得银行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发展共识。

更为严重的是,管理层的贪腐问题也是浙商银行管理失控的重要原因。例如,2023年2月,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披露,浙商银行前任董事长沈仁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在此之前,该行上海分行前行长顾清良因、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邹建旭等也被查。贪腐行为不仅侵蚀了银行的资产,更破坏了银行的内部生态,使得原本应该公平、公正、透明的商业环境变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背景下,2023年,浙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建强首次提出了“善本金融”理念。这一理念强调的是金融的初心和本源,即服务实体经济、造福社会大众。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善本金融”理念有助于引导浙商银行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提升其在社会中的正面形象。通过强调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银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容忽视。在管理层频繁变动、内控不严的背景下,“善本金融”理念的践行之路显得步履维艰。

一方面,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表明浙商银行在风险管理和资产质量控制上仍存在较大问题,这与“善本金融”追求的稳健发展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频繁的监管罚单和合规内控问题,显示浙商银行在实际操作层面与理念倡导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使得“善本金融”更像是空中楼阁,难以在实际业务中得到有效落实。

面对内忧外患,浙商银行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须首先解决管理层的稳定问题,重建公众和市场的信任。对于“善本金融”的美好愿景,浙商银行需要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加强内部控制,严格合规管理,同时有效控制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的资产配置,否则将失去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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