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后，毛主席感叹：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为啥？

1952年的一个寒冷冬日，保定体育场上人头攒动。当死刑判决被宣读的那一刻，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双腿已经瘫软。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在建国后短短两年内贪污171亿元。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周围群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事后，毛主席在谈及此事时，却突然提到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他说：＂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就割谁的脑袋！＂这番话令人费解，为什么毛主席会在处决两个贪官时，提到一位已经逝去300多年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和反腐败又有什么关联？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启示？

一、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始末

1952年2月10日的保定，寒风凛冽。这个原本平静的城市因为一场特殊的公审大会而沸腾。刘青山和张子善站在被告席上，他们曾是天津地区的重要领导干部，一个是地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

这两人的革命生涯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年仅16岁的刘青山就加入了八路军。在平津战役中，他带领部队成功解放了天津城区的重要街道。张子善的履历同样显赫，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多次带领部队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包围，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建国后短短两年时间，这两位革命功臣却在天津市掀起了一场惊天贪腐案。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与不法商人勾结成奸，采取各种手段中饱私囊。他们套取国家物资，倒卖紧缺商品，私分国有资产。更令人愤慨的是，他们还挪用救济款，克扣抗美援朝物资。

当时的天津百废待兴，百姓生活艰难。而刘青山和张子善却过着奢靡生活。他们在市中心购置豪宅，购买高档轿车，甚至染上了吸食毒品的恶习。据统计，他们贪污的金额高达171亿元旧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案发后，中央派出专案组进驻天津。专案组查明，他们的犯罪网络遍布天津各个部门。不少干部被他们收买，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链。调查期间，专案组还发现他们将大量赃款转移到香港，企图外逃。

1952年初，河北省委和华北局向中央递交了处理意见。考虑到两人的革命功劳，报告建议判处死刑但缓期两年执行。这份报告递交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就在全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案件走向时，天津的老百姓纷纷给中央写信，要求严惩这两个贪官。一位参加过解放天津战役的老战士在信中写道：＂我们当年是为了什么而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他们这样中饱私囊吗？＂

2月10日，保定体育场座无虚席。当法警将刘青山和张子善押上刑场时，现场的群众发出阵阵怒吼。行刑前，他们还在苦苦哀求，但最终两声枪响，画下了这个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的句号。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就这样在而立之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后，专案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全面清查。他们的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涉案的其他干部也受到了严惩。这场审判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

二、毛主席的反腐决心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判决书送到毛主席案头时，已是1952年初的一个深夜。这份判决书上附有一份特殊建议：考虑两人革命功劳，建议从轻处理。面对这份建议，毛主席连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拿出了一份1949年他在中南海写下的讲话稿。这份讲话稿中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糖衣炮弹＂的轰炸将会开始。这种轰炸不同于战场上的硝烟，而是以权力、金钱、美色等诱惑为弹药。

为了印证这一论断，毛主席在会议上列举了一连串数据。仅在1950年到1951年间，全国就查处了贪污案件近万起。在东北某省，一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有三分之一都被贪污挪用。在华北地区，多个县级单位的救济粮款去向不明。

这些数据背后，是新生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前线将士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然而在后方，一些干部却沉迷于享乐，甚至贪污战时物资。

毛主席在会上强调，新中国成立才两年多，如果不严惩腐败，革命成果将付诸东流。他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在天津市的群众来信中，有人写道：＂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数额，够建造三座大型钢铁厂了。＂

针对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求情，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思路。他说，打老虎要真打，打苍蝇也要真打。不能因为老虎曾经是好老虎，就对它网开一面。

在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下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决定》。这份决定明确规定：凡贪污五千万元以上者，可判处死刑。这一规定被称为＂五千万死刑线＂。

为了体现反腐决心，毛主席还要求在各大城市召开反贪污大会。1952年春节前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企业，展开了全面清查。

在运动中，毛主席多次强调要防止＂乱扣帽子＂。他指出，对贪污分子要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查清楚，不能株连无辜。同时，对于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要给予从宽处理的机会。

这场运动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当时有人建议把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审判推迟到运动结束后再进行，以免影响更多干部主动交代问题。毛主席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越是在运动初期，越要立下反腐的规矩。＂

到1952年底，全国共查处贪污案件近十万起，追回赃款赃物数百亿元。这些钱款被用于支援抗美援朝和恢复国民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运动，新中国建立起了最初的反腐制度框架。

在此期间，毛主席多次强调要建立长效机制。他提出要健全监察制度，完善群众监督渠道，建立干部定期轮岗制度。这些制度性建设为新中国的反腐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崇祯帝的勤政典范

崇祯十七年，正值明朝风雨飘摇之际。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的勤政事迹，在明史档案中留下了大量记载。据《明实录》记载，崇祯每日凌晨三点便起身批阅奏章，直至深夜仍在灯下处理政务。宫中太监曾记录，御案上的朱砂印迹经常沾到他的袖口和衣襟上。

在崇祯的起居注中，有一个细节十分引人注目。当时礼部为皇帝准备的衣物都是上等丝绸，但崇祯却经常穿着粗布衣服。他甚至下令将宫中陈设的珍贵器物变卖，以充实国库。御膳房的餐单显示，崇祯日常饮食也十分简朴，经常是咸菜配馒头。

1638年，京城发生严重旱灾。崇祯下令开仓放粮，并且停止了乾清宫的修缮工程，将工程款项全部用于救灾。当时的户部尚书倪文焕在奏折中记载，崇祯连续数日只进素食，称＂与百姓同甘共苦＂。

在处理政务方面，崇祯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勤勉。据统计，他在位十七年间，批阅的奏章超过十万份。每份奏章他都仔细阅读，并亲笔批复。甚至在战事最紧急的时候，他也坚持亲自处理军务奏报。

1642年，李自成军逼近京畿，崇祯仍在努力整顿吏治。他在这一年里先后罢免了二十多名贪污的官员，其中包括几位位居显要的大臣。当时兵部右侍郎陈新甲因贪污军饷被革职查办，虽然有人为其求情，崇祯却坚持依法处置。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崇祯在位期间曾多次微服私访。据《酌中志》记载，他曾化装成商人，暗访京城米市，了解民间物价。发现有商人哄抬粮价后，立即下令严惩，并在城门张贴告示，规定粮食最高限价。

崇祯对官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在政事堂颁布的《约束官员条例》中明确规定：凡贪污受贿者，一经查实，立即革职查办。条例还要求官员每季度报告财产状况，防止中饱私囊。

在节约国帑方面，崇祯更是做出表率。1641年，礼部为皇帝寿辰准备盛大庆典，被崇祯当面叱责。他下令取消庆典，将原定花费改作军饷。宫中的记载显示，崇祯在位期间，宫廷开支比之前削减了近半。

然而，崇祯的勤政难以挽救已经腐朽的明朝政权。他继位时，朝廷已积重难返。即便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依然无法扭转局势。最终，他在煤山自缢，给自己的勤政生涯画上了悲剧性的句号。

在崇祯死后，他的遗诏中写道：＂朕辅政十七年，殚精竭虑，无一日不为天下君父计。＂这份遗诏被保存在故宫档案馆中，字迹工整有力，显示出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仍保持着一贯的严谨作风。

崇祯在位期间的许多政令和制度，都体现出他力图整顿吏治的决心。这些措施虽然未能挽救明朝，但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对后世官员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海瑞的清廉事迹

万历年间，海瑞在南京都察院任职期间，曾遇到一桩特殊案件。一位富商送来千两白银，请海瑞帮助疏通关系。当时的南京城内，这种行为已成惯例。海瑞不但严词拒绝，还将此事公开通报，引发朝廷震动。

据《明史》记载，海瑞在任职期间，家中仅有几件粗布衣衫，一张书桌，几把竹椅。每月俸禄除去日常开销，剩余的全部捐给贫困百姓。当时南京城内流传着一句话：＂宁可得罪权贵，不可求见海青天。＂

1565年，海瑞被派往浙江担任巡抚。上任第一天，他就宣布三条规定：一是官员不得收受任何礼品；二是诉讼必须本人亲自到场；三是衙门一律不准设置＂规费＂。这些规定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弹劾他＂不近人情＂。

在浙江任职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案件。杭州知府的公子与当地富商勾结，强占农民土地。农民上诉后，海瑞立即展开调查。经查证属实，他不顾知府的求情，依法判处其子入狱。这一判决震惊了整个江南官场。

海瑞在处理政务时有个特别的习惯。他在衙门外设立了一个投诉箱，百姓可以随时投递状纸。每天清晨，他都亲自开箱查看。据《海瑞集》记载，仅1566年一年，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处理了三百多起民事纠纷。

在粮食征收方面，海瑞更显示出过人的清正。当时浙江遭遇旱灾，许多地方官员仍强行征粮。海瑞下令暂停征收，并开仓放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宁可少收钱粮，不可多起民怨。＂

有一次，海瑞的幕僚建议他在上报灾情时适当夸大，这样可以为浙江争取更多赈灾款项。海瑞当即拒绝，并说：＂欺君误国，莫大于此。＂他坚持如实上报，并主动请求削减浙江的钱粮指标。

在住房问题上，海瑞也树立了廉洁典范。浙江巡抚衙门原本规划要修建新的官邸，海瑞到任后立即叫停工程。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厢房里，还将原定的修建经费用于修缮民房。

1569年，海瑞被调回京城。临行前，按惯例地方官员要举行送别宴会。海瑞婉拒了所有请托，只带着一个布包离开浙江。这个布包里装的是他来时的几件旧衣服和一些书籍。

在海瑞离开后，浙江百姓自发竖立了一座生祠来纪念他。祠内的楹联写道：＂心存君国，不为子孙谋；眼看风云，尽是世间事。＂这副对联生动描述了海瑞一生为官的写照。

海瑞去世时，家中仅余几亩薄田，一间茅屋。但他留下的清廉故事，在江南一带广为流传。据说直到明朝灭亡，浙江的农民还在传颂＂海青天＂的故事。他的奏折和判词被后人辑录成册，成为官场清正廉洁的典范。

五、于谦的两袖清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担任京师防御主帅。当时北京城内物资紧缺，军需供应告急。有商人提出愿意捐献大批军需物资，但要求在战后获得特殊商业特权。于谦当即回绝，并在城门张贴告示，严禁任何人借机牟利。

据《明史》记载，于谦在任兵部尚书期间，每日早起视事，直到深夜才回府。他的家人经常整日见不到他。府上的账簿显示，于谦在任期间的家用开支，比他做普通官员时还要节省。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于谦在组织防御期间，曾多次拒绝王公贵族的馈赠。当时有位勋贵送来十箱金银，说是用于军饷。于谦不但拒收，还在朝会上公开此事，要求所有军需物资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调配。

在军需采购方面，于谦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笔军需物资的采购都要经过三个部门的审核，价格必须公示，供应商要公开招标。这一制度使得军需采购的价格比之前降低了三成，大大节省了军费开支。

景泰元年（1450年），京城守备初定。朝廷议论要重赏于谦，他却上书说：＂臣本分内事，不敢请赏。＂当时有人劝他趁机为家族谋取一些实惠，他写下了著名的＂一生清白身，两袖清风归＂诗句。

在处理军队俸饷时，于谦定下规矩：所有将士的饷银必须亲自领取，严禁他人代领。每月发饷时，他都亲临现场监督。有一次发现有人冒领，立即下令严查，最终揪出了一个贪污团伙。

于谦在任期间，每年都要向朝廷上交一份详细的军费开支报告。这些报告现在还保存在明朝档案中，记录极其详尽，从一枚铁钉到一匹战马，都有明确的价格和去向记载。

有一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时京城守军驻扎期间，有将领建议在城外开设商铺，借机赚取收入。于谦严词拒绝，并说：＂军人当以战守为本，不可沾染铜臭。＂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的长子病重需要昂贵的药材。有商人愿意赠送，被于谦谢绝。他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几件古董来支付医药费。最终他的儿子还是病逝了，但他始终没有接受任何人的馈赠。

在于谦家中，有一本特别的账簿，记录着他任职期间的所有收入和支出。这本账簿后来被他的后人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明代官员廉洁自律的重要史料。账簿显示，他去世时的家产，比他初入仕途时还要少。

于谦最后一次上朝时，穿的还是多年前的旧官服。他在给子孙的家书中写道：＂立身以廉为本，处事以公为先。＂这份家书被后人收录在《于谦全集》中，成为明代清官家训的典范。

景泰帝曾评价于谦说：＂朕得此清臣，夜眠能安。＂这句话被后人刻在于谦的祠堂匾额上。在他去世后，北京城的百姓自发为他树碑立传，歌颂他＂两袖清风＂的清廉形象。这些碑文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一位清官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