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三册）纪事本末（555）】1957年，毛泽东64岁。

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社员不满情绪凸现，很多地方出现“拉马退社”风。到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风潮有增无减。如，仙居县全县33个乡镇中竟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退社和闹事事件；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掉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到19%。（摘自《李克军：三次农村“社教”回顾》）

到了1957年夏天，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将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斗争。并认定，退社的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摘自《李克军：三次农村“社教”回顾》）

1957年8月1日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撰写并十次修改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同日，中共中央将这篇文章印发县一级党组织和干部阅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及肃反和遵守法纪等问题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实际运动中，所谓辩论主要集中在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两大热点上。

尽管文件规定“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但因为把辩论定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要求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煽动言论必须及时地有力地给予反击”。所以，实际上的大辩论演变成对农民鸣放出来的各种意见进行蛮横压制和批判，并发生了乱打乱斗。如：河北省清苑县打了230多人；陕西省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被捆绑吊打；云南省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一些地方还随便给所谓“落后”分子扣右派帽子。河北省邢台县的王快村有居民400户，就抓出了右派65户。还有一些敢为农民说真话的县级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如，黑龙江省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前期动员与会人员鸣放。部分县委书记、粮食局长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后期开始组织对说实话的干部进行围攻批判。有三位县委书记被撤职，第二年分别被定为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摘自《李克军：三次农村“社教”回顾》）

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极左狂潮，持续时间不长。1957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大辩论重点转向“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 生产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1959年以后，又将重点转向整风整社。

9月4日晨，毛泽东乘专列从保定到达邯郸。中午，在停靠邯郸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璧、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谈农业生产、地方工业和反右派等情况。座谈中，毛泽东说：

大字报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阶级性是看它的内容。“大鸣大放”是右派创造的，我讲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把科学 艺术上的口号变成政治口号，叫做“大鸣大放”，来阿臾P-兑孿“自由”。现在这一口号被我们抓住了。

9月6日下午一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后来在于部会上，把他当雇工、讨米时穿用的破烂东西，同他当干部后穿用的东西，拿到会上展览。他痛哭流涕地说，就是开除我的党籍，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参观的人都受到很大的大的教育。毛泽东说：

这个故事好。你们把他的东西都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南北朝时期的宋，有个皇帝叫刘裕，过去就是讨过饭的。他当了皇帝以后，还把过去讨饭的东西留下来教育子孙。

毛泽东问：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答：叫刘介梅。毛泽东说：他也姓刘。

9月7日下午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在听说黄冈地区农村工作的各级负责干部几乎都有试验田，把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合作社经营管理三者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很好，别的地方也可以这样办。要争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要提倡节约，省吃俭用。这个要从三个方面说通，一是为国才能保家，一是合作社要有个底子不能搞光了，一是社员分到手的东西要注意节俭。

毛泽东说：

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方法很重要。这个方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人心不服，如何巩固呢？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比较严重，这是军阀带兵的方法。过去军阀说，不打不骂不枪毙逃兵，军队就带不走。

我们不打不骂也不枪毙逃兵，军队带走了，巩固了。有些人只知用武办法去带兵，不知用文办法去带兵，文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要学会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你打我通，你说我服，要互相打通，互相说服。

汇报中，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

不要处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写电影。他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汉口展览，也可以在北京展览，这个人是个很好的教员。

黄冈地区把刘介梅他作为“翻身忘本”的典型加以批判。后来，刘介梅表示悔改，作为“忘本回头”的典型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后任黄冈县农业局局长、镇兽医站站长，1997年去世。

1957年12月6日起，在北京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很快刘介梅的故事就拍成了电影。

故事就发生在1957年。

这一天，一清早，土河巴村刘朗成老汉家就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们笑容满面，喜气洋洋，原来是刘老汉的儿子刘介梅结婚的日子。区委苏部长和乡亲们都赶来祝贺，并纷纷谈论到刘介梅翻身翻得真彻底，他们三代讨饭吃的苦最多，土改时冲锋陷阵刘介梅的斗志也最强，打垮地主，清算了剥削账，现在分了田，入了党，真是美好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强。

电影《刘介梅》剧照：

谁想到刘介梅一心想发家致富，妻子仙梅更是贪心不足，家中的谷子堆满仓，她还是瞒着公公与曹老七买青苗，收利钱。

电影《刘介梅》剧照：

政府颁布了统购统销的政策，群众争卖余粮。刘老汉报了800斤，刘介梅与仙梅却认为报得太多，与父亲争吵起来。刘介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反对党的情绪也就更加严重。

这时村里正在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刘朗成老汉首先提出入社的要求，仙梅却认为合作社不如单干好，竟与曹老七商量将申请藏了起来。刘介梅从区上回来不但不进行了解，反过来却说组织合作社的条件不成熟，应该进行整顿。

群众不同意刘介梅的看法，坚决把社办起来。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很剧烈，区干部扩大会议上也在进行着大争大辩，刘介梅反党的情绪更加明显，他认为统购统销逼得人没有办法过，农民愈来愈穷困等，并说这是替群众说心里话。

群众批判了刘介梅的错误思想，认为他翻了身忘了本，扛着白旗向资本主义投降。

仙梅在群众帮助下交待了放高利贷的事情，刘朗成老汉挑着以前讨饭的破烂衣物，叫刘介梅想想以前，看看现在。

晚间，刘介梅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替资本主义扛了大旗，要求党给他处分。

这时，区委苏部长也对刘介梅进行了帮助，要他认清错误，挺起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场社会主义大辩论，短期内见到了两大成效：一是刹住了退社风，退社的社员回到了社内；二是促进了粮食征购。但其负面作用更为突出、影响更为深远：

一是掩盖了农业社规模过大、公有化程度过高和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使整风整社的一些措施难以得到落实。

二是这场运动既是“八大”正确路线遭到改变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得以确立的一个主要原因。三是这场运动既是反右扩大化的延续，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通过大批右倾保守，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跃进得以顺利发动；通过大批资本主义倾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1958年普遍建立起来。

四是通过大辩论，压缩和关闭了粮食市场，为高征购扫清了道路，埋下大饥荒隐患。五是用政治运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打压不同声音，为发动“四清”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摘自《李克军：三次农村“社教”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