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包含《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三种“占”方法，《易经》之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六艺”为“经”之后的名称，即“汉易”，它包括原有的《易》和战国秦汉时期的《易传》两部分。

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称“易”而不称“经”。

上述“三易”是否三部书，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姑且不论，但“三易”之法由古代传承而来却是共识，而且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的主要功能依然是“占”。

后人皆知孔子晚年得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以致“韦编三绝”，却往往并不在意，或故意忽略孔子何以“喜易”的原因，就连孔子的弟子也不理解，因为“子不语乱力怪神”，不言“性与天道”，他关注的是“人间道”。

子贡因此问孔子：先生往日教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占”之繁”——没有德行的人才求sh问卜，没有见识的人才动辄“占”，我以为然也。但“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孔子说：违逆的行为出现了，不吉祥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探知事物的本质，并不妨碍君子的德行。在这方面，《尚书》不如《周易》记载的多，何况它是古人的遗言？

但是我喜欢《易》并非用来“占”，虽然我有六七成的准确率，我只是喜欢卦爻辞，“观其义耳”。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时期，《周易》仍然是作为“占”之书出现于社会的，晚年好易的孔子，在《论语》里只有三言两语涉及“易”且不离“占”之意，所以才有“子贡之问”。

正是因为《周易》是“占”之书，才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之火，《汉书·艺文志》说“及秦燔书，而《易》为‘占’之事，传者不绝。”

可见直到战国及秦汉之际，《周易》作为“占”之工具，是当时的共识。

《周易》没有“阴阳”二字，但有阴阳概念‌

《周易》大致成书于西周时期，那时候“阴阳”范畴尚不为人所知，因此书中没有使用“阴阳”二字。以“阴阳”概括“易道”的，是战国及秦汉之际的《易传》，汉代以后的易学著作才开始频繁使用“阴阳”学说来解说周易思想。

就是说，在解释《易》的论文集《易传》产生之前，早期的《周易》是用具体事物的象征意义来解释世界的，“阴阳”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是在战国之后和秦汉之间。因此《周易》虽有用来预测吉凶的符号“—”和“– –”，却不是特指阴阳。

“– –”和“—”的产生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由神灵“未知力量”控制。先民为了趋利避害，就把相关利害关系的现象和事物概括为“—”和“– –”，前者表示平顺、吉，后者表示折断、凶，先人们通过“占”形式让“未知力量”去选择并明示吉凶。

阴阳学说产生于二爻，《易传》将阴阳概念化、范畴化

八卦是在“—”、“– –”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是“占”的方法，也是人类与“那个沟通的方法。在解读“—”、“– –”的过程中，“对立”而“同一”的观念被慢慢地建立起来，由太极而吉凶并向“两仪”或“天地”或“阴阳”概念化转变的思维模式逐渐完善起来，最终形成具有“哲学”意义上的“阴阳”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阴阳”概念的不是《周易》，而是早于《易传》几百年的西周宣王、幽王时的伯阳父，因是太史，故称‌史伯，他是西周末期的‌思想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合同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强调不同元素的结合才能产生新事物，而单一同质则无法持续发展。

《国语·周语上》载：身为太史，伯阳父精通天文历法，他用阴阳二气解释地震，认为天地之气运行有一定秩序，阴阳二气失调便产生地震。并将周衰的原因归之于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西周将亡将是“天弃”。

所以，“阴阳”成为中国哲学中表示对立同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的，最早出自伯阳父，而非《周易》，直到老子，才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命题，也因此成为《易传》立论的依据。

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周易》作为“占”书只流行于王室和贵族之间，传播范围小，因此阴阳观念并没引入对《周易》的解读。

直到《易传》产生之后的秦汉之际，易学家才普遍使用“阴阳”来阐释《周易》，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认为“易传”是易学哲学化转折点的原因。

《周易》没有今天所说的“易道”

我们今天把“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视为对“易之道”的高度概括，并认为老子之道是对“易道”的发挥和阐释，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周易》经文中有“道”字，如“复自道”、“履道坦坦”、“反复其道”，但这些“道”说的都是形而下的道路，易学专家赵春杰教授认为，它属于主观认知。并非后人认为的“天道”。

陈鼓应、张涛教授等则认为：《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易传》的思想体系，已经是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它的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模式，源于道家的天道思想，也有阴阳家的思想，只是假托了孔子而已。

“托古”以阐发主张、扩大影响，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常例，就像道家著作《黄帝四经》假托黄帝，《管子》假托管仲。

所以，“道”不是《周易》的哲学概念，而是后来哲学化的《易传》概念，而《易传》已经脱离了原始儒家的“人道”范畴，向天道发展。

《道德经》中，“阴阳”仅在42章出现一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

老子说的很清楚，但很多学者往往对“万物负阴而抱阳”熟视无睹，把“万物”的“阴阳属性”偷梁换柱为“道”的属性，认为“道”具有阴阳属性，混淆了老子之道与易经之道的根本不同。

上文已提到，《周易》没有“阴阳”二字，太史伯阳父以“阴阳观”解释地震的做法，也没被引入对卦爻的解释。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

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稷下学宫”盛行近200年，其教学主导是“黄老道学”，诸子百家在此著书立说、辩论，创立学说，道家宋钘、尹文学派的“精气学说”在这一时期创立并影响深远，稷下先生们集体编著的《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黄帝内经》，以及个人作品《列子》《鹖冠子》，均有深厚的阴阳思想。

两汉的董仲舒、王充等以后的历代思想家几乎言必称气，几乎都是“气一元论”者，因此“气”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

既然是“气一元论”，那么清轻者上为阳，浊重者下为阴，故有阴阳二气。他们认为，阴阳二气乃是道化而成，故老子之道就是阴阳和合之道。

这样的解释看似合理，却不是老子思想，老子之道是自然混成之物，无始无终，无里无外，没有美恶阴阳吉凶，没有方圆温凉黑白，没有尊卑高下，没有前后左右，何处是阴，何处是阳？

综上所述，阴阳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从简单的白昼黑夜的自然现象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吉凶、阴阳对应概念，《六艺》时期的《周易》虽有对立关系，却没有阴阳二字。

真正以“阴阳观”解读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是伯阳父，但并被广泛认可。老子认为万物皆有阴阳，在战国时期引起广泛讨论并引入他们的理论之中，这也是《易传》以“阴阳”立论的理论依据之一。

《易传》产生后，随着儒家思想的推广，“六艺”升级为“经”，汉代易学被列为“六经”的“群经之首”，引发易学研究的第一次高峰，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成为尽人皆知的“道”。

然而，尽人皆知的“易之道”与“老子之道”却不是一个“道”，因为《易传》以“阴阳”立论，而“老子之道”无阴无阳，只有万物层面才涉及阴阳。

所以，就“阴阳”范畴而言，没有资料证明《道德经》继承了《周易》思想，更不是对《周易》的诠释与发展。因为那时候的《周易》主要功能是“占”，老子甚至可能对“猜占”不屑一顾。

相反，后起的《易传》更贴近道家的天道思想。所以，老子的阴阳观和天道（自然之道）观，更有可能影响了《易传》的作者群。

所以，《道德经》可以划掉“万物负阴而抱阳”而不影响老子思想，而《易传》因阴阳而立论，离开阴阳便无以成论。换言之，《道德经》离开阴阳还是《道德经》，而《易传》离开阴阳就不是《易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