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方（张大江）——(1902-1992)，湖南新化县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调入“中央特科”。

1933年5月，协助冯玉祥、吉鸿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8月调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临时中央局”警卫科负责人、警卫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协助潘汉年、刘少文恢复和建立党在上海的情报网，曾负责领导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同志。1939年担任中央文库的领导工作。1943年至1946年，主持完成了中央文库转移至延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干部学校副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92年逝世。

资料一：

组建北平特科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吴成方希望特科建在北平，因为他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

陈赓已多方了解天津和北平的情况，也认为特科建在北平比建在天津更有利。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

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平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谁来领导呢?”

陈赓回答：“北平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

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

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

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他首先联络到肖明。肖明是湖南省新田县人，原名肖鸣，早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二七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教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城工部部长、敌工部部长。北平解放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病逝。

肖明欣然同意做吴成方的搭档，二人又找到了周怡。周怡与吴成方是北平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的同学加同乡，与吴成方一样，有一颗追求革命的心，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

就这样，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作为核心力量的北平特科成立了。在陈赓的指示下，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头秘密发展物色人员，壮大组织。

吴成方首先把原中共北平市委隶属的“妇女支部”书记张玉琴发展为特科成员。张玉琴是个耿直的女性，因上司粗鲁、武断，1929年，她一气之下脱离中国共产党。吴成方深知她本质好，有做革命工作的基础，故而吸收为特科成员。张玉琴参加特科后，又把原北京妇女支部的韩桂琴(韩幽桐)带进了特科。

肖明则动员曾与自己一起反对过王明的赵作霖(赵梅生)、王定南(王佐宾)加入特科。赵作霖和王定南都曾经是北京市委的领导成员。肖明还把自己的妻子赵铃(赵师昭)以及刘继曾、冀丕扬、吴化之、朱其文、袁静等一起共过事的人争取过来，作为特科的工作关系。

吴成方在领导中共北平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工作时，发展的成员很多都是北平上层社会知名人士。吴成方从中选择了有工作条件的张祝堂、许兴凯、毛俊可、吕一鸣为北京特科工作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中共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机构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机构。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发动、支持冯玉祥抗日始末

1933年初，北平特科领导人吴成方专程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帮助冯玉祥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过程，请示下一步的工作意见。他在上海等了一个月，迟迟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此时已经到了3月，日寇攻陷热河，华北军队多数将领主战，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重创日寇，全国人心为之大振。身在张家口的肖明催吴成方速回，早已等不下去了的吴成方立即回到北平，按照与冯玉祥协商的方案，在北方寻求帮助力量。

在一次与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会见时，吴成方要求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干部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工作。饶漱石把柯庆施推荐给吴成方。吴成方马上介绍柯庆施代表北京特科去张家口冯玉祥处工作。柯庆施到了张家口以后，组织了中共前线委员会，即“前委”，自任书记。“前委”成立后，立即取消北京特科的“特委”，并且改组肖明创办的旗帜鲜明抗日的报纸《抗日阵线》，更名为《老百姓报》，任命陈伯达为主编。

面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向前迅猛发展的形势，蒋介石急忙动员各方势力向冯玉祥施压。与此同时，执行王明极左路线的“前委”竟提出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发展红军，进而在华北创建新苏区，实行土地革命。这就改变了北京特科最初与冯玉祥合作抗日的协议。大敌当前，当务之急是抗日，更何况，冯玉祥当时接受的是北京特科“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而不是里外都红的“胡萝卜”政策 。

冯玉祥不让步，“前委”竟不顾战局，指责“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并发动群众罢工、罢市，举行反对冯玉祥的示威游行，进而公然喊出了“打倒冯玉祥!”的口号，客观上配合了蒋介石、汪精卫蓄意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行动。蒋介石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调动了十五个师的兵力围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陷入内外夹击，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奈，宣布下野。十几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最后只剩下方振武和吉鸿昌所部一万五千多人，又遭何应钦勾结日寇夹击，最终被彻底葬送。

联络、发动、策划抗日同盟军的北平特科的全体同志，对这一惨痛结局非常痛心。难过之余，他们深感王明极左路线的危害。然而，他们没想到，推行王明路线的“前委”，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的责任归咎到北京特科身上。由于河北省委向北京特科推荐的干部张慕陶到了张家口后，提出“联日反蒋”的主张，遭到大家唾弃，“前委”把张慕陶的政治主张强加给北平特科。

为此，中共上海中央局命令北平特科领导人吴成方、肖明和刘继曾前往上海说明情况。吴成方和肖明到达上海后客观叙述，指出“前委”的结论不实。

吴成方和肖明被召到上海，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北平特科领导人的职责。很快，上海派姚蓬子(姚文元之父)接替了北平特科的领导权。姚蓬子出师不利，到北平十多天，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在去天津的路上被逮捕了。他供认自己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但并未供出此次来北平的目的，也没出卖北京特科。

姚蓬子被捕后，北平特科的工作由周怡暂时负责。留在上海工作的吴成方心里放不下北京特科的工作，向组织推荐季明(季步飞)来北平协助周怡开展工作。但由于北平的形势恶劣，季明到北平刚与周怡联系上，也被捕押到了南京。

资料二：

春秋书店楼上设了“北平特科”

1931年的某一天，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悄悄开业了。这是一栋二层小楼，楼下卖的是公开发行的书籍，楼上则是中共“北平特科”的秘密据点。书店老板叫吴成方，他受周恩来指示组建“北平特科”。

“北平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中央特科损失惨重。陈赓是当时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至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与此同时，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并协助陈赓开展工作。

见面后，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来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特别支部”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出色的领导才能。

吴成方到天津见陈赓，他希望特科建在北平，因为他对北平的情况熟悉。陈赓表示同意，并告诉他：“北平特科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平着手物色组织成员。不久，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为核心力量的北平特科成立了。三人分头秘密发展成员，壮大组织。

“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要利用所有可以用的人为党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成方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给张学良安排马列主义导师

“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将军”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在身边工作的黎天才透露，希望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很快被吴成方捕捉。吴成方马上想到了潘文郁。潘文郁曾任周恩来的俄文翻译，实际主持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自首。潘在狱中时，黎天才来劝降，非常赏识潘文郁的文采，将其保释出狱，一来二去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潘文郁被捕后，吴成方调查了他的表现，了解到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而是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你被迫写了自首书，可是你还宣传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拿你当同志看。”在吴成方的劝说下，潘文郁再一次加入共产党阵营，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吴成方指示潘文郁要继续加强与黎天才的联络，帮助黎天才多给张学良提建议，让黎天才当好张学良的参谋。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黎天才担任“剿总”政训处少将副处长。吴成方认为借助黎天才，潘文郁打入“东北军”内部的时候到了。

当年7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黎天才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潘文郁以渊博深厚的学术功底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张学良委任他为剿匪司令部机要组中校秘书，并尊称潘为老师。

潘文郁赢得张学良信任后，吴成方借机通过潘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引导张学良发表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言论，为促成张学良反蒋抗日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潘文郁及时将“剿总”的军事情报传递给吴成方，以利中央红军摆脱危险境地。但不久吴成方因工作原因调离了北平特科。接任的负责人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导致北平特科失事并集体被捕。与潘文郁单线联络的特科成员叛变，1935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昌被秘密杀害。

潘案发生后一年多，张学良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保卫“中央文库”

1939年底，吴成方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

他找来当时年仅二十来岁的陈来生负责具体工作。为确保绝对安全，吴成方、陈来生不定期地变换地点。首先在新闸路的庚庆里，通过看弄人的关系，借了过街楼下面一棚屋阁楼;后来迁移到陈来生父亲经营的切面店的阁楼上;最后又迁回新闸路上一家大饼店的披间里。他们贴墙壁做夹墙，把文件箱子和其他杂物混杂在一起，使人不易察觉。

虽然小心谨慎，但仍然险象环生。一次，吴成方和陈来生到一联络点，陈来生刚踏进门，立即被守候的日本宪兵和便衣扣留，吴成方走在后面，得以幸免。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然而一次联络中，吴成方也遭到逮捕，经组织多方营救才获释。

中央文库的文件多次被延安的党中央调用。1943年，潘汉年从华中根据地带信给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需要调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为了携带方便，吴成方经过精心布置，将中央文库中相关文件拍摄成照片，装在干电池的芯子里，并特派交通员送往根据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打算将中央文库全部运回延安。计划由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负责将文件运到南京，再由专机运至延安。吴成方让陈来生将文件装到几个航空皮箱里，以便随时运走。但是，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空运延安的计划迟迟得不到执行。

1948年下半年，吴成方调离，安排陈来生留下来继续保管中央文库。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来生立即将全部文件送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从1931年底至1949年5月，长达18年之久的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终于结束了其地下保密性质，安全、完整地交回党中央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