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教员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主题报告，系统阐述了包括工农业发展、经济与国防建设等经济问题和民族关系、党派关系、外交关系等政治问题在内的十大发展关系。

这既是我党在吸取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和充分调研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独立形成的一条社会主义纲领路线，也是以教员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告中的第七大关系章节，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部分中，教员着重提到了原国民党将领卫立煌于1955年春重返大陆的爱国之举：“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一份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文件中，一字一句自然要经过教员等人反复推敲修改后方能定稿公开，可谓是字字珠玑，卫立煌能于此处“榜上有名”，足见其个人爱国言行与国家统战工作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大潮的推进都是息息相关的。

2个月后，离京前往北戴河召集起草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教员与这位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再次相见。在此期间，二人围绕着以“十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内容，结合各自的革命经历展开了一场关于万物相生相克为主题的“水火论”，更是一度被教员戏称为“第十一大关系”。

而与此时的亲密无间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我党官方通讯机构新华社于8年前的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卫立煌名列第28位。一个在世人眼中公认的追随老蒋参与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罪犯，在流亡海外6年之久后一跃成为率先返回大陆的爱国将领，乍一听的确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联想到他在抗战时的经历及彼时同我党建立的深厚友谊，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这种爱国言行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一日之功。

卫立煌曾经是老蒋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是对比其余四位后名副其实的军事战将。抗战期间不仅在华北战场上指挥了正面对日作战的忻口战役和中条山战役，打出了中国军人“守土抗战”的决心，更是在中后期直接指挥10万中国远征军参与对滇缅日军的反攻行动，由此名震中外，并被美国《时代》周刊冠以“常胜将军”的美誉。

当然，相比于职业军事履历而言，卫立煌更为人熟知或称颂的则是自抗战以来与我党建立起的稳定、团结、友好、信任的深厚友谊。他不仅率所部将领亲赴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进行战术和政工经验交流，向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老总“争取”到了一批从事抗战宣传的政治干部队伍，更是利用自己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权便利，将老蒋拨付的数以万计的武器弹药及医药、服装等战略物资调拨八路军前线部队和延安机关，这种基于共同爱国情怀下的合作抗日、保家卫国行为，一直延续到卫立煌调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官之时。

此外，真正让他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理想目标记忆犹新的还是在1938年4月的那次延安之行经历。作为首个到访延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与此后陆续慕名而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民主人士邓宝珊、张治中、黄炎培、褚辅成等人有着共同的强烈感受，即万众一心的抗战氛围和军民一体的蓬勃生机背后，是彼时乃至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所系。

也正是这次难得的经历，坚定了卫立煌与我党携手合作抗战的决心。尽管在解放战争后期，卫立煌几番请辞不允后艰难的坐在了与人民解放军对立的东北“剿总”总司令位置上，但无论从“消极畏战”亦或是“主动避战”角度出发分析，他都无一例外的在和老蒋关于攻和守、进和退等战略部署上唱起了反调，客观上为东北野战军预期完成全歼东北国民党残兵并取得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若换做他人坐镇东北，抛却统兵之人自身对军事作战的主观能动性不谈，单就频繁无视乃至正面抗议老蒋这位最高统帅下达的军事指令这一条，恐怕也难有几人能做到。就这个角度而言，卫立煌也算是侧面帮了人民解放军一个大忙，无功劳，亦有苦劳。

及至1948年11月，老蒋对卫立煌的东北战败进行秋后算账，继而软禁南京以示惩戒。在此期间，收到新华社播发战犯名单新闻的卫立煌并没有表现出像北平傅作义一般的忧愁苦闷，反而心生感激的表达出“共产党没有忘记我”的感慨。在他而言，得到我党公开战犯“标签”承认，是减轻自己因被老蒋视为与共产党往来密切继而招致东北战败的“罪魁祸首”带来的软禁乃至人身安全压力的关键举措，看透了这层深意，一种对教员油然而生的敬意不由涌上心头。乃至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卫立煌仍毫不隐晦的以“战犯”方式向北京的教员、周总理和朱老总等人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也正是归国后的第二年夏天，身在秦皇岛北戴河考察的卫立煌与教员面对茫茫大海触景生情，产生了这次“水火论”的经典对话。说起来颇有趣味，教员与水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从家乡地名看，“湖南湘潭韶山冲”从省到县再到村均有“水”字；从个人名字看，“泽”字有“水”，“润”字有水；从革命历程来看，早年长征时期的“赤水河”、“大渡河”、“泸定桥”、“金沙江”也都含有“水”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略决战也都伴有“水”字；从筹备建立新政权开始，自己入住的“双清别墅”、“中南海”等地也都包含“水”字。

对此，卫立煌则直言不讳的表示了自己名字中的“煌”字带有“火”，早年间自己也曾与红军有过兵戎相见、刀光剑影的“水火相克”经历，闲谈之中也表现出一丝惭愧之意。当然，对教员而言，“水”与“火”并不仅仅局限在表面的火能烧水和水能灭火层面，更多的是寄托了他对国家建设和未来走向的深度思考。

一来水象征着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而“水能穿石”则象征着代表社会发展潮流的共产主义道路将战胜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力量；二来则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系，全国民众组成载舟之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联合力量则借此行稳致远，驶向民族复兴的彼岸。

名为“水火之论”，实则是教员对事关人心向背的国家前途命运思量，正是有了这种富有传统文化气息和哲学色彩的“水火思维”，教员将各党派中坚力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周围，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积极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