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1日，时任江西鄱阳财政局党委副书记的程四喜，刚吃饭中饭不久，就听到电话铃响起。

程四喜顺手就接通了电话，还没等程四喜开口，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程书记，我是李华波啊！

程四喜感到一阵心惊，因为他看了眼手机，显示是个境外电话。

而李华波接下的一句话，更是让程四喜惊掉了下巴。李华波不无得意地说：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现在人已经在国外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程四喜，愣在了原地良久，后来他回忆道：当时听到这句话后，只感到脑袋里嗡嗡作响。

与此同时，李华波还给他的前上司、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李华波的贪腐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作案的手段。也于同一日转交到了欧阳长青手里。

李华波的“来电”和“来函”，瞬间炸翻了鄱阳财政局，紧接着轰动了这个人口百万余的全国贫困县，震惊了中央。

当天，鄱阳官方迅速组建了由县长牵头的“2.11”专案组，对李华波、其妻徐爱红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

与此同时，不久后中纪委也做出了评论和指示：嚣张得近乎挑衅，要求严肃查处、追捕逃犯、挽回损失。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对二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李华波，成为了在“红色通缉令”中位列第二位的嫌犯。

这个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的小小原股长，到底有何能量？竟能神不知鬼不觉携款外逃，事后还打来电话挑衅？

通过李华波在信中提供的信息以及追查组的调查，追查组抽丝剥茧也很快查清了李华波贪腐事实。

原来早在2006年10月起，出任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的李华波，因为对自己工资不满意，认为这样的人生一眼就看到了头。

加之看到那些有钱人，开豪车，出入高档餐厅、酒店，心里开始不平衡。为此琢磨着利用职务之便，打起了公款的主意。

可划拨财政局的资金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单靠李华波一个人肯定无法实现。

因为划拨款项，首先用款单位要提出申请，而后拿到财政局相应的业务股室审核，由经办人、股长签署审核意见，最后股长还要盖上私人印章。

另外还要经过预算股审核，再传给分管副局长签署审核意见、报局长审批，才可填写拨款单，到银行取款。

也就是说，要想出账，必须要有股长的私人印章和财政局的印鉴公章，还有要过会计那关，因为每个股室各自有一个会计，负责保管、发放支票。

而财政局的印鉴公章由局办公室统一掌管，肯定不好下手。为此李华波便私自刻了一枚假的的财政局印鉴公章。

考虑到当时李华波副手张庆华是副股长兼任会计。

所以在行动之前，李华波找到了副股长张庆华，在李华波一番怂恿下，最终张庆华没能守住底线，上了贼船，在事后配合李华波作案。

另外，为确保银行那边万无一失，李华波又拉拢了时任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信用分社主任徐德堂。

就这样，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李华波在2006年10月份开始，陆续以各种补助款的名义，从银行将县财政局存储的资金，一笔笔转至李华波事先注册好的空壳公司账户，然后几人再进行分赃。

李华波

在5年的时间里，李华波总计转出了9400万元，而这些钱最终全部流入了李华波等人的口袋。

彼时的鄱阳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直至2010年，全县的地方财政收入才只有4.1亿元。而李华波等人，侵吞了9400万元，相当于该县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这无疑是让人最为愤恨的一点。

据查，李华波最终从中获得了约7200万元的赃款。在有了钱后，李华波开始过起了奢侈无度的生活。

李华波此人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好赌，后通过澳门检察院提供的资料显示：李华波曾多次前往澳门赌博，累计投注金额近30亿港元，共输3400余万港元。

与此同时，在贪腐那一天开始，李华波自知迟早有一天会露馅，于是在2009年底，为自己铺设后路。

2009年底，李华波便以一家空壳公司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申请了办理全家移民新加坡的手续。

可其中遭遇了不少麻烦，一直到2011年，移民申请才有了着落，这年1月，李华波全家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资格。

在办理移民的同时，李华波将剩余的2900余万元赃款也陆续转移至新加坡，在获得永久居民资格后，李华波便筹划带着全家出逃新加坡。

于这年春节，李华波以全家要到海南岛过年为幌子，成功潜逃新加坡。

在潜逃新加坡后不久，李华波给程四喜打去了那个电话，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李华波之所为无所顾忌，是他以为移民到新加坡后，便可高枕无忧了。因为当时我国尚未和新加坡签署引渡条约和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然而他打错了如意算盘。

李华波在新加坡逍遥的日子很短暂，仅仅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困境，因为各国的反腐追逃是有共识的。

对李华波下达了红色通缉令后，中方便向新加坡提供了关于李华波的犯罪证据，很快，新加坡警方给予了回应。

就在李华波带着全家逃到新加坡一个多月后，在一家赌场内，新加坡警方抓捕了李华波。

但在当时要想将尽快将李华波抓捕回国，却也不容易。

此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和多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新加坡磋商此事。

为了让新加坡检方给李华波定罪，鄱阳县检察院梳理出李华波3册犯罪材料，同时，让负责追查李华波案的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许轶峰前往新加坡出庭作证。

人证物证俱全，很快李华波被新加坡初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按新加坡法律规定，李华波将要在新加坡服刑6个月，才可遣返。

在此期间，追逃组又将目标放在了追赃上，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再者也是为切断外逃人员的经济来源，让其陷入绝境选择自首。

追逃人员随即与新方进行交涉，最终新方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继续申请法院冻结查封李华波545万新元的涉案财产，直至中方对这些赃款做出生效没收裁定。

原本，当时国内的法律，没有缺席审判制度，国内的法院无法在李华波缺席的情况下，做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

由于当时李华波一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最后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基于李华波案的商讨，新增了特别程序。

即对涉及金额巨大的罪犯，如果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可依法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基于此，2013年关于没收李华波违法所得申请被提交了上去，后于2015年3月3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进行了一审裁定：对李华波转移到新加坡2953.355万元，以及李华波夫妇名下的所有财产依法均应予以没收。

虽然在这期间，李华波在新加坡早已出狱，但这一裁定下来后，直接断绝了李华波一家的经济，他们一家在新加坡陷入了绝境。

紧接着，李华波一家人的护照被吊销，通过接洽，李华波一家在新加坡的永久居住权也被取消。

至此，李华波一家算是走上了穷途末路，之后李华波放弃上诉，妻女先回国自首，后李华波也被逼无奈决定回国自首。

2015年5月9日，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时隔4年，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李华波感叹到：“在决定回国自首的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此刻，李华波百感交集，在新加坡的四年可以说受尽了苦楚，父亲过世，自己也未能前来送行。

然而，接下来等待他的无疑是法律的审判。

当天晚上，李华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检察人员押解回江西。次日，江西省检察院在其官网上宣布，待侦查终结后将依法对李华波提起公诉。

2017年1月23日，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李华波贪污案，依法对李华波以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李华波犯罪所得赃款，除依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裁定没收部分外，剩余赃款，继续予以追缴。

据相关资料显示，因李华波一案，牵涉很广。随着追查的深入，鄱阳先后有57名相关人员被追究责任，其中有5名厅级干部和17名处级干部。

另外，李华波的同伙，信用分社原主任徐德堂、副股长张庆华也分别被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14年。

李华波的上司，时任财政局局长的欧阳长青也被判以玩忽职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

至此，李华波一案算是落下了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显示，当时在李华波案件尚未侦破时，财政局和银行之间已开始了责任之争，双方各持己见。

财政局认为，案件发生的主要责任在银行，因为银行没有把好最后一关。为此，他们认为李华波取走的钱，应该是银行的钱。

而银行则认为，财政局应当负主要责任，李华波作为财政局股长，通过程序从银行把钱取走，当然要算在财政局头上，银行不能承担这个损失。

其实，对于财政局来说，以上的程序都是对内的，它们确实也有一个终端防范手段，那就是银行审核，因为，财政局的印鉴公章在银行留了底，然而在李华波出款是，银行却并未仔细核对印鉴公章的真伪，钱顺利地被提出。

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疏忽，那是因为李华波拉拢了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信用分社主任徐德堂。

另外从这起案件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问题，原本在银行，每隔一段时间上级单位也会派人来巡检，几年下来居然没有巡检出来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李华波等是用虚假手段冒领了这些款项，导致在财政局的账目上根本看不出问题。

巴菲特曾说过：“手段越简单反而越有效。”

回顾李华波贪腐案，这一点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李华波的贪腐手段可以说非常简单，但却十分“有效”，轻轻松松把9400万元在5年时间里转了出去。

这种戏剧般情节额发生，其实又回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的监管体制，正因为监督失去了作用，才导致李华波一再得手，这无疑值得我们去深思！

另外，李华波一案，再次验证，潜逃海外并不能贪官逍遥法外的出路，唯有守住本心，不滋生腐败，才是避免坠入深渊的最好出路，否则最终等待他们只有法律的审判，无一例外。

不知道大家对于李华波一案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