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山西省忻州市南关镇发生一起可怕事件，各路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当地政府不得不下令封城。

事情说来诡异：南关镇下辖的南关村有一户张姓村民突发怪病，先是全身乏力呕吐不止，后又全身溃烂，医生不但查不出病因，各种治疗也全无效果。更可怕的是，这病似乎会“人传人”，谁离得近谁准会被传染。

短短一个月内，张家连死三名男丁，几乎绝户。此事也引起极大的恐慌，人们被吓得不敢出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城区不见一人。

后来此事被上呈给国家高层领导，专家一查连呼不妙——这看似诡异的怪病实则是一起人祸；更为悲剧的是，曾有医生对真相做出了正确的推断，但只因相关部门害怕担责，只能“目送”受害人走向死亡。

1992年11月19日午后，正在工地上干活的南关村村民张有昌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一阵恶心，把刚吃的午饭一股脑全吐了出来。工友们见状连忙把他扶到一旁，心想着休息一下便能缓过来，怎料张有昌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感到愈发难受。

有人提出他可能是食物中毒了，这病一时半会好不了，便帮他向工头请了假。本以为一觉醒来便会好转，哪知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张有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断呻吟。

妻子见情况非同小可，便带着他前往镇上的医院就医。医生在检查过其身体后表示并未察觉异样，便根据症状针对性地开了些药。

检查结果令张有昌安心了许多，怎料就在当晚，病情变得更加可怕了：他开始大把地掉头发，牙龈出血，脸上还长出一些紫色的小水泡。隔天醒来时更觉浑身难受，掀起衣服一看，竟发现紫色水泡密密麻麻地布满周身。

亲属吓了一跳，赶忙把他带到忻州市人民医院求医。本以为借助大医院更好的条件和更加先进的设备，一准能查出病因，怎料医生拿着检查报告陷入了沉默：显然，患者的身体出了大问题，可从报告来看，他的身体压根没毛病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院方召集专家讨论研究之时，陪同张有昌就医的哥哥张有双居然也出现了病症：头晕呕吐，面色发紫，全身作痛。

邪门，真的邪门！

最终，医生只能暂下结论：这是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极其罕见且严重的传染病，随即便将兄弟俩转入特殊病房隔离观察。

接下来的数天里，医生们的心态由困惑转为了绝望。

按说就现代医学的水平，即便身患绝症，只要对症下药，患者的病症也多少会获得缓解，然而专家动用了所有医疗手段，张家兄弟的病情依旧稳步加重。这直接违背医疗常识，犹如受到诅咒，令专家百思不得其解。

1992年11月24日，张有昌的病情进一步加剧，身体出现大面积溃烂；张有双的状况稍好一些，却也好不到哪儿去。市医院终于认输投降，在院方的建议下，两兄弟被父亲张明亮和老丈人张丑寅送入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在这里，专家给出的结论依旧令人失望：兄弟俩患上的是一种特殊的食物中毒，只是症状比普通食物中毒要严重许多。

什么样的食物中毒能让人皮肉腐烂？这样的说辞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们水平还是有的，只是他们也有难言之隐。

张家兄弟被转入不久，根据病情，该院专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最终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人坚持认为病因是“特殊的食物中毒”，而另一派则提出，兄弟俩的状况符合放射性病的特征——后来事实证明，这正是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咱们国家对放射性物质的管控有这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普通人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条件接触到的。而一旦民间有放射性疾病发生，对当地官员而言便是灾难性的——这意味着管控出现了疏忽，造成人祸更是失职，是要被问责的。

因此，相关部门下意识会拒绝承认放射性病。

虽然绝大多数专家并不支持这种推测，但院方还是作出了报告并上呈给了山西省卫生厅。不出所料，后者则毫不犹豫地将其否决，这也直接宣判了兄弟二人的“死刑”。

客观而言，相关部门的做法也并非无法理解：从档案来看，当时整个山西省都没有暴露的放射性污染源的记录，因而又怎么会引发放射性疾病呢？

这其中自然大有文章，我们过会儿再讲。

几天后，一直陪床的父亲张明亮也染上疾病，爷仨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他们全身长出血斑，皮肤上生出大量水泡，随后溃烂化脓。张家再无力承担住院费用，同时也看出病入膏肓、连专家也回天乏术的现实，遂将三人接回家静候死亡降临。

1992年12月2日张有昌病逝；7日，张有双病逝；10日，张明亮也随之而去。8天之内接连痛失三口男丁，张家几乎惨遭绝户。

这场悲剧引发了极为恶劣的连锁反应：听闻这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只要染上就无药可救，南关村民避之不及，纷纷敬而远之。这还不算完，大家都怕外出会感染“病毒”，把自己关在家里，紧闭门窗。这股恐惧很快便覆盖了整个南关镇，若大的城镇，大白天的街上竟不见一人，犹如末世。

南关镇百姓自发的“停工停产”很快便引起了忻州市政府的注意，当地领导在充分了解情况后，依旧尽量回避“放射性疾病”的可能性，同时做了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派出大量人手进行“封城”，同时要把此前所有跟张家爷仨接触过的人全部隔离起来。

怎料行动还是晚了一步：张丑寅在帮忙打理完后事后，立马就带着也出现一些病症的女儿张芳赶赴北京投医了。听闻消息，当地领导立马慌了神——这怪病万一在首都引发轰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殊不知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水落石出是早晚的事情。

几天后，一份报告由于重磅炸弹，先是在医疗圈子里炸开，随后冲击了诸多机关部门。

报告的内容简单明了：根据检查结果，患者张芳体内大部分指标处于人体最低极限值，生理机制面临崩溃，其中白血球数量只有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这不是放射性疾病还会是什么？

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的多了。

正如刚才所说，我国对于放射性物质的管控极为严格，那么本不该被平民百姓接触到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民间，这背后会不会还藏有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

医疗专家们对这一结果倍感震惊，院方也不敢耽搁，赶紧将报告提交给了上级卫生部门，后经层层上呈，它最终出现在了国家高层部门领导的办公桌上。大领导对此感到震怒，亲自出面命令山西省府彻查此事。

深入调查，相关部门发现这居然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原来，事发19年前，也就是1973年，忻州市农业部门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名为“农作物辐射育种”的计划。顾名思义，项目组希望借助电离辐射，使农作物发生基因突变，挑选其中有利的变异进一步培养，最终提高农作物产量。

理论上讲，这套构想是行得通的，于是，忻州市农业部门豪掷重金，从上海订购了6套钴-60辐射装置。

后来随着实验结束，项目组将这些设备封存在了试验区内的一口水井里——虽然这并非万全之策，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做法是完全符合规定的，而真正的疏漏出现在十多年后。

1991年，南关镇为新的环境监测站选址，当年的“农作物辐射育种”项目的试验地成为规划用地。而镇政府也遵守程序，将情况上报给了上级相关部门，不久，山西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派出专业人员将水井中封存的钴棒连同辐射装置一同转移走。

怎料在这个过程中，不知出于何故，相关人员把6根钴棒登记成了5根，且剩余的一根钴棒被遗落在田间，恰巧让在附近工地施工的张有昌捡到了。

眼看这东西闪闪发光，掂量着还有些分量，张有昌觉得可能会有价值，便把它塞进了口袋里。就是这个随意的举动，日后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那么问题在于，钴棒装在张有昌的口袋里，哥哥张有双、父亲张明亮又是怎么受到波及的呢？

根据调查，整个过程得到还原：张有昌被送去就医时，装在外套口袋里的钴棒也一并被带到了医院。亲属把外衣挂在病床床头的衣架上，这导致医护人员、病人以及家属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辐射。

后来在整理东西时，钴棒滑落在地，张明亮随手便将其扔进了垃圾桶里。

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件“怪事”：处理放射性废物的专业人员根据线索来到了垃圾回收厂，却没有探测到一点辐射异常，翻遍所有垃圾也没有找到钴棒。后经追问，他们才得到了令人愤怒的事实：处理医疗垃圾的负责人总会将一部分垃圾沿途丢下，之所以公然违反规定，只是觉得每天都要把垃圾送到垃圾厂实在太过麻烦。

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能沿路搜索，终于失而复得。

此外，比起此事件的结果，其中的一些事实更加令人感到遗憾。

虽然放射病对人生理的破坏非常大，但当张家兄弟被送到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那个时间点上，他们的病情实际上并不致命，倘若能接受合理的治疗仍有很大的生还可能。

况且有专家已经提出了“病患系放射性疾病”的可能，岂料相关部门害怕承担责任，多次进行否定，最终使三名患者失去了最后的生还机会，细想，这个过程真的让人绝望。

这起悲剧不但惊动了国家领导，更是被联合国收录于册用作警示。

根据相关档案：包括3名死去的受害者在内，此案中共有141人受到牵连。其中张有昌的妻子在事发时怀有身孕，虽然医治及时，她本人没有大碍，但孩子的智力依旧受到影响。

显然，这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人祸”。

所有涉案部门受到了追责和处罚，被勒令向所有受害者提供共计约80万人民币的赔偿；因违反危险物品管理条例，有4名相关管理人员被判处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网恢恢，因害怕受到问责而极力掩藏事实的官员，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惩罚。